袁世凯识得唐绍仪是在1884年的汉城。当时汉城政变，到处一片骚乱，袁率军赶到中国驻朝税务处，看到唐绍仪一人持枪立于大门口，英姿勃发，气定神闲，并且因为不认识他而不许他入内。袁说明自己身份，和他聊起天来。当得知这人还是“海龟”，耶鲁大学毕业，当下就大为赏识，一心要将唐绍仪收为己用。后来唐绍仪在官场上步步高升，就得益于袁的大力提拔，而唐则一直是袁的倚重股肱，为袁领导的“清末新政”立下汗马功劳。
袁世凯手下著名的“北洋三杰”——王士珍、冯国璋、段祺瑞，被称为袁世凯门下的“龙、虎、狗”，都不是等闲之辈，但对他也是唯命是从。一个处在顺境中的人，会很自然地将自己所得到的帮助归之为自己的本事或者运气；一个处在困境中的人，则自然地将自己得到的帮助看做是别人的恩典和赐予。掌握这个人性的普遍规律，感情投资的投入产出比也就一目了然。
袁世凯之所以几十年来能够成为政坛不倒翁，在晚清扑朔迷离的政治斗争中权势越来越大，很大程度上和他做人的圆滑、灵活有关。前面说到袁世凯处心积虑地结交五湖四海的各路神仙，但他的发达，也并非交友广阔这样简单。他能结交人，更能笼络人，关键还能留住人。当时的人们认为袁宫保讲“义气”，有江湖气，一贯拿钱当王八蛋，“手面毫阔”，“念旧”。这也是很多人对袁世凯的一般观感。在官场上，他虽也不得已做出过“丢卒保车”的事，但他不做“过河拆桥”的事，同样也很少做赶尽杀绝的事。观其一生，在政坛纵横驰骋，真正和别人决裂到誓不两立的情况少之又少。
他总想留着和别人见面的余地。即使对孙中山一派，他最初还是极力想笼络以为己用的。他私下对自己的心腹说过这样的话：“他们（指革命党人）来了，我们当然是欢迎之不暇的，但是要在我这个圈儿里。”意思是只要革命党尊他为老大，他完全可以以和为贵，利益均沾的。面子上，他总能做到对谁都一片情谊。就以向上找靠山来说，袁世凯并非单独恭维、孝敬那拉氏一人而已，凡是能向那拉氏接近说话的人，无不十足敷衍结纳，据说京中满汉各大员，无论婚丧嫁娶、喜庆寿筵、逢年过节，举凡讲究排场的事，袁世凯都有“份子钱”奉上来——只要值得巴结，巴结得上，他对谁都巴结。袁世凯之所以能够在风雨飘荡、波谲云诡的晚清政局中脱颖而出，走向历史的前台，固然是凭借着他自己的“实力”和“举世公认的军事、政治方面的才干”，但是，倘没有奴颜婢膝似的买官、贿官之行为，是没法在极为腐败的晚清官场中混下去的。
而袁世凯搭上庆王这条线，是他的“事业”更上一层楼的起点。“朝中无人莫做官”。可以说，袁世凯任外朝封疆大吏而能遥执中央权枢，主要就是因为他有庆王这样硕大无朋的“靠山”，甚至，在那些稍为清高一点的官员眼中，“庆袁”简直就是“狼狈”的代名词。袁世凯在41岁的壮年就登上直隶总督的高位，清廷对他的这番“恩遇”比曾国藩和李鸿章这些中兴名臣有过之而无不及，袁得此提拔主要就是他靠在荣禄这棵大树下。但庚子之后，荣禄体气大衰，袁就想着得找新的靠山了。
这时候庆王开始得到慈禧的信任，他对袁世凯一心巴结荣禄不免有些酸溜溜的“怨妇”心态。他对人发牢骚：“袁慰庭只认得荣仲华，瞧不起咱们的。”袁世凯的耳目遍布京城，京中的风吹草动都能明察秋毫。他提前得到庆王将取代荣禄的军机处领班地位的消息，立马从北洋经费中拨出十万两银票，令杨士琦密赠庆王，话说得非常漂亮：“袁宫保知道王爷不久必入军机，在军机处办事的人，每天都得进宫伺候老佛爷，而老佛爷左右许多太监们，一定向王爷道喜讨贺，这一笔费用也就可观，所以这些微数目，不过作为王爷到任时零用而已。以后还得特别报效。”庆王那个感激啊，简直可用“受宠若惊”来形容，你看，袁宫保比自己还体贴自己！的确，袁世凯没有食言，后来庆王府的用度，几乎完全由北洋经费包下来了。袁世凯的投资都是有回报的，此后庆王在军机处的任何大政方针、用人用事几乎都先听袁世凯的意见。
本来，在载沣当政之初，在一帮满族青年亲贵的撺掇下，他是打算一不做二不休除掉袁世凯的，但庆王说了一句很关键的话：“除掉袁世凯很容易，可是你能保证他手下的北洋军队不兵变？”这句话吓住了没有胆略和不决断的载沣，加上张之洞说皇上刚登基就诛戮大臣不祥，这样才保住袁世凯的命。
其实，段祺瑞如果不是投到袁世凯手下，则此后际遇能否如此腾达真在未料之数。段祺瑞因为袁称帝而和袁闹翻，袁克定一度有不利于段的举动，袁知道以后将袁克定训斥一顿，说段是家里人，不要什么事情没做就先家里人内讧了，段这才保住一命。不料袁死后，反而是段祺瑞对袁的威望和名声竭力维护。有人不解，段于是说起一段小站往事。
袁世凯在小站练兵的时候，重要军官提拔都要经过考试，袁已经先后经过考试将王士珍、冯国璋提拔上来，段祺瑞虽然才干过人，但不是个考试型人才。高级军官名额有限，再不考上，眼看就要收拾行李回老家了，段祺瑞愁得睡不着觉。正痛苦着，又一次机会来了，老袁看上了他的价值增长，于考前偷偷将段祺瑞叫到自己房中，嘱咐他好好复习，还“漏了题”。结果，第二天的考试题目，果然就是预先准备的。经此一番“考试”，段祺瑞感激得五体投地，从此对袁忠心耿耿。
老袁对自己倚重的各种关系人物的性情爱好也摸得熟透。比如吃饭这样的小事，他在家吃饭吃到一个红烧大蹄髈，会吩咐侍从端一碗送到冯国璋家里，交代说：“大总统用饭时，想起这个菜冯将军也爱吃，所以送过来让将军尝一尝。”甚至他早上吃个奶酪，也会吩咐送一份到冯国璋家里。有这样的上司，这部下只要有点血性，谁还不心怀感激？
袁世凯对他的许多心腹，高一级的如有“北洋三杰”之称的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次一级的如曹锟、张作霖等都使用过类似手段。据袁世凯的女儿回忆，有一次时任师长的张作霖由东北来京谒见，当时袁的办公室内陈列着四块金表。每块表的边上环绕着一圈珠子，表的背面是珐琅烧的小人，样子是极其精致的。袁在和张谈话时发现张不时地注视离他座位很近的这四块金表，当场就送给了他。北洋军之所以除了袁之外，谁都无法驾驭，这套驭人之术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第40节：精英意识和草莽精神，哪个都不能少
（五）精英意识和草莽精神，哪个都不能少
当我读余华的《兄弟》时，是当成励志的东西读的，李光头，绝对是个有精英意识和枭雄作风的男人，他不成功才怪呢。顾维钧笔下的袁世凯，无疑也是这样的形象。他这样写道：
“我对袁世凯的最初印象是什么呢？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袁世凯，他给我的印象是坚强、有魄力，谁一见他也会觉得他是个野心勃勃、坚决果断、天生的领袖人物。”
没有掌控命运和事物发展的精英意识，是不会成为一个积极的政治家的。正如拿破仑说的，不想成为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想往上“爬”的政治家也不是好政治家。不过，同样往上攀登，意图却可能大相径庭。有些人是为了实践自己的信仰，有些人则纯粹是为了享受那种掌握权力所带来的快感。很难说袁世凯属于哪一类，也许将他归入后者比较恰当。
老袁在洹上村隐居时有几首故作闲散的诗。有一首题名《登楼》的五绝：楼小能容膝，檐高老树齐。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这一首小诗，时人的评价是“有曹阿瞒横槊赋诗的气度”。登小楼而觉太行为低，则他眼界之高，志向之远，不是常人可窥测的了。那么他到底要爬到什么地方，才不觉得自己所处地位之低呢？这诗在那些喜欢兴“文字狱”的人看来，似乎透露出袁世凯的“不臣之心”。有些人说袁世凯生来就是个奸臣，他很早就有当皇帝的想法，所以清末民初抓权弄权的种种作为，都是为他的登基做准备。这个说法有点像算命术，好像能算准来世今生一样，恐怕武断太过。但袁世凯对权势和功名的炽热追求是有目共睹的，而且他为此可以不惜使出任何手段。也许这就是他被当时和后世的人斥为权臣、奸臣的一个原因吧。
看袁世凯对权位热衷到什么程度，只要比较他和翁同龢、瞿鸿玑三人被清廷罢斥时的不同情状就行了。这三人都是汉人，又都是在军机大臣任上被清廷斥退回原籍的。
翁同龢是在戊戌变法时期因为得罪慈禧而被罢官，这一天有旨，先让他待在宫外。翁同龢私下想，自己的处分最重也不过是如甲申年恭王那样被赶出中央，甚至开去各项差使而已。结果诏书一下，他当场就捧着诏书哭了起来，因为他的处分不止是开去本兼各职，而且是被赶回老家，由地方官严加看管，以帝师之尊，等于斥逐，没有任何掩饰的礼貌言词，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袁世凯和瞿鸿玑斗法，结果瞿鸿玑落败，被放归原籍。当时正是炎炎夏日，枢廷各大臣来到宫中稍微早了点，都解下冠带，在室内休息。等到诏书从宫中下来，大家都拥上来围观。瞿鸿玑本来学问很高，年富力强，稍微扫了一眼就将内容看得明明白白，看完就束带整冠，入宫内谢恩，谢完恩从容出来，没说一句话。宣统元年，轮到袁世凯也被放归原籍。当天军机处已经散直了，摄政王又召世续和张之洞两人入内，将诏书给他们看，这上面的言词和处分比后来实际发布的要严厉得多。世续力争，才为袁世凯争得“开缺回籍”的处分。
袁世凯看到诏书的时候，满面皆赤，强作笑容地说：“天恩的确浩荡！”当时正在办慈禧和光绪的丧事，袁世凯为恭办丧礼大臣之一，要轮日值班，这时候他忽然记起这件事来，说：“今天我当值，怎么办？”世续说：“我替你吧。”袁世凯半跪一下表示谢意，然后匆匆回家作自己的打算。听到这一消息，袁世凯家里人慌作一团，劝他马上到国外去，袁开始犹做镇定状，后来子女妻妾都跪求，他也慌了，急忙叫张镇芳来计议出逃一事。第二天清早就换装秘密出奔到天津，戴着墨镜，火车坐的还是三等车厢。后来还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赵秉钧向他报信，说张之洞说的，“袁宫保还没有向皇上和太后谢恩呢”。他这才惊醒，看来张之洞认为他不至于丢命，自己出逃得太慌张，连基本的君臣礼仪都置诸脑后了，忙又偷偷溜回北京去宫中“谢恩”。要是这一次袁世凯按照原来想的出逃国外，那就根本不会有后来倾覆大清王朝的袁宫保了。
翁同龢当场老泪纵横，那是觉得自己被斥退得太没面子。他这样的名士儒生，感时伤世，入世出世，图的只是一个名声，缺乏草莽精神。瞿鸿玑磊落大方，从容沉静，他志在匡时济世，“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毫不恋栈，有古君子之风。而袁世凯这时候忽然想起守丧轮值这样的小事来，其心慌意乱、悻悻不甘之情溢于言表。心理学家也许会说，袁世凯这时候是近乎本能地想找个借口留下来。他之所以狼狈潜逃，是存着“留得青山在”的打算的。
政治斗争就和贴身肉搏差不多，狭路相逢勇者胜。但勇气来自何方？没点草莽精神是不行的。
袁世凯既然对权位的欲望如此强烈，那么指望他成为忠臣烈士是有点勉为其难了，因为凡是将权力看做第一原则的人，是不会为信仰牺牲权力的。后人评定汪精卫一生的多变，谓其“有野心，无宗旨”。这一评语恐怕世凯也是“庶几近之”。袁世凯不是大清朝的忠臣，他也没有打算做大清朝的忠臣。
其实，早在辛亥革命前很久，袁世凯就暗地里支持革命党，他实际上是排满倒清的主动人物，而且是真正的实行家。这一袁氏幕僚于“洹上之墓草青矣”之后道出的密闻，乍一闻颇有石破天惊之感。然而了解袁氏对权力的狂热追求和为此习得的腾挪手段后，则这样的事对袁世凯来说也无足为奇。
原来，自庚子之变后，革命风起云涌，大清被迫以新政作秀。袁世凯是个对新事物兴趣极浓的人，表现得很积极，锐意改革，但他做起来才发觉自己的孤立无援。他也看出，清廷的气数已尽，不可救药。他对大清的态度，以及自己的志向抱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