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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这一象征功能，尤其得到现代作家的重视与偏爱。他们在作品中有意识地运用象征图式，来传达那个未知的神秘的世界。美国现代主义作家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初看上去象一部现实主义小说，但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却具有丰厚的内在意蕴。如果你仔细品味便不难发现，小说中的所有图像都指向另一个超越的世界。这部小说写的只是发生在十天之内的事。开头的画面是小学教员出身的农妇艾迪·本德伦躺在床榻上，魂将归天。艾迪·本德伦一生受尽辛酸。她父亲曾对她说过：“活着的理由就是为长期的死作准备”，因而她对生活极为悲观，任小学教员时既不爱她的职业也不爱学生。她是个孤儿，嫁给也是孤儿的安斯后，爱情之火快就熄灭了。终身只是在贫困与孤独中操劳。临终前她提出要与娘家人葬在一起，也许这点血缘关系是她唯一的依托。她的一生本身就意味着一次苦难的历程。当艾迪·本德伦大殓之后，根据死者遗愿，一家人把死者运回四十里之外的杰弗生，开始了一次“苦难的历程”。途中历经种种磨难，大水差点冲走棺材，拉车的骡子被淹死了，大火几乎把遗体焚化，浓臭的尸体招来赶不走的秃鹰。更为悲惨的是大儿子卡什失去了一条腿，老二达尔进了疯人院，老三朱厄尔失去了心爱的马，等等，最后一家人终于克服了种种艰难，来到目的地安葬了艾迪。《我弥留之际》所以取得极高的成就，是在于本德仓一家的出殡之行具有更高一层、更具普遍性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关于人类忍受能力的一个原始寓言。福克纳认为，人类虽然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但一直都在为自身的生存困扰与挣扎，忍受与苦熬。对于人类忍受苦难的能力以及终将战胜苦难的思想，是福克纳始终思索与关注的。本德伦一家如何设法安葬艾迪·本德仑的故事，为人类受苦与行动能力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见证。特别是在大儿子卡什身上，福克纳竭力描述与探讨了人类所能承受的受苦能力。卡什是个老实勤快的木匠，为了表达对弥留之际的母亲的爱意，他尽量把棺材做得又快又好。卡什平时木讷寡言，吃苦耐劳，乐于牺牲，在出殡途中丢失一条腿。和耶稣一样，他也是一个木匠，但更主要的是他具有耶稣受难牺牲的精神。正是这一精神，才是整个人类继续生存下去的支柱。因而在整体上，福克纳还是把这一家人的出殡作为受难与奋斗中的人类精神历程来描述的。这一历程充满痛苦与磨难，每走一步，都要出现一些过失，付出沉重的代价，如同盲人在他的命运与责任之间摸索着前进。本德仑一家的出殡之途，可以视为人类境遇的一个总体象征图式。美国作家海明威及其一些作品，也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幅象征图式。他那八分之一表现八分之七的“冰山原则”，与象征的超验功能之说可谓是异曲同工。因此，象征在他的作品中是一种具有深度的艺术建构。《老人与海》描写了一个老渔夫，驾着一叶小舟，孤零零地出海捕鱼。当捕到一条大马林鱼返回时，遭到鲨鱼袭击。老渔夫用尽力气，与鲨鱼展开了博斗，结果那条马林鱼仍被鲨鱼吞食殆尽，落得空手而归。这部象征性的小说，以人与大自然的矛盾为线索，从总体上显示了命运的残酷与成功的渺茫，揭示了人类所处的困境。从细部来看，《老人与海》的主要形象都有其更高层次上的内蕴。小说中的马林鱼，既大又美，跃出海面时银光闪闪，潜游水底时若一抹巨大的黑影，给茫茫大海上的追捕者以迷人的诱惑。这条在波光浪影中忽隐忽现的马林鱼，不仅是海上壮观与自然伟力的象征，更重要的是它暗示着老人所追求的那难以企及的理想。那么，追寻着这一理想的老人又是怎样一番情景呢？我们看到小说中反复出现的那只“狮子”，老人见过狮子，向孩子叙谈过狮子，最后空手而归到岸上美美地睡上一觉，将梦见的还是狮子。显然，这狮子是作为人类勇力的符号出现的，是老人奋力追求与拼命博击的力量的象征。而小说中的主人公老人，自然也不只是一个平常的老渔夫，它象征着饱经沧桑的人类。尽管人类走过了漫长而崎岖的道路，但一直没有到达自己的理想境界。不过，人类决不会因此而妥协，海明威借老人之口以英雄姿态向人类宜布：“人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老人的这种硬汉子品格，正是人类在二十世纪迷惘的十字路口上不屈不挠的象征。海明威的这部小说由于借助象征图式，传达了人类生存的真谛，甚至具有一种《圣经》式的启示意义。
殊途何归
我们已经知道，宗教曾经为外国文学的创作发展提供过强大的精神资源，特别是宗教的信仰内核，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些伟大作品的全部价值尺度。即使是文艺复兴以来反神学思潮的兴起与近代人道主义的勃发，也没有从根本上撼动宗教这根耸立于西方文化中的精神支柱。继文艺复兴之后的宗教改革运动，所以突出了人性中善恶冲突的因素，指出人性中恶的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就其实质而言也是为显示上帝的救赎力量与大能大德给出一个更有力的证据。就其与文学的关系来看，新教思想不仅为全面描述人的丰富性、繁复性拓展了新的可能，更主要的是它进一步奠定与巩固了文学作品的价值根基。然而，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宗教在文学中的信仰功能遭遇到空前的挑战。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现、当代文学中，充满着信仰失落后的苦闷、困惑与孤独。这种信仰失落感是由宗教史上著名的“上帝之死”的事件引发而来的。那个宣布上帝之死的尼采，他所关注的并不是上帝自身的命运，而是上帝之死给西方文化所造成的严重危机。上帝之死意味着那根支撑西方传统文化的信仰之柱嘎然断裂，从而造成人类精神家园的全面荒芜。人首先是精神动物。人性的伟大之处，最主要的是在于它能在最黑暗的岁月里拥有并坚守对神圣价值的信念，犹太——基督教精神信念的产生，就是一个最具说服力的佐证。犹太人虽然遭受到其深重的苦难，但他们对神圣存在的信念，显示出人性的庄严景象与永久魅力。上帝之死的第一个反映是人类精神根基的崩溃，由此而导致了人的精神的永无休止的流浪与漂泊。我们可以从大量的哲学文献与文艺作品中，看到人类失去信仰后到处流浪的图象。这一总体性的精神危机当然会以特有的方式从文学上表现出来。
文学历来是人类精神生命的存在方式。人类精神家园的失落，使得文学感到自身失去了价值根基，感到一直得心应手的表现方式已经无力把握住这个荒原世界，感到笔下的人物形象支离破碎，语言苍白无力。一些敏锐的作家觉得他再也说不出这个世界。卡夫卡虽然拼命写作，却很少想到要发表作品，他认为自己说出的东西不是自己要说的东西，因此在遗嘱中要求别人把他的作品与手稿全部焚毁。然而，不管信仰失落对文学造成多么大的震动，现当代文学对上帝之死的事件仍然是默认的。没有沉痛凄绝的挽歌。二十世纪很大一部分诗人、作家似乎认可了近代理性逻辑的价值，不再容忍那个曾经主宰一切的传统的上帝形象。文学与宗教的巨大裂隙与分离在这个世纪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两者之间那种互相渗透、互相支撑的融洽气氛消失了，双方处在不同路途上的情景被勾勒得愈加分明。文学在这个世纪更强调自我的独立性质，更看重艺术的自主性原则，相信艺术有其自身的特征而区别于其它意识形态门类。但是诗人（作家）们对上帝之死的情感仍然是双重的，一方面是不屑承认有一个统治万物、养育众生的上帝，为艺术的自主性与纯洁性而庆幸；另一方面又感到精神生活中必须有什么东西能值得依赖与寄托，他们为魂无所系、四处漂流的状况深感苦恼。伊利亚德在描述西方文化人的这一心态时写道：“现代西方知识分子对于历史上各种陈旧形式的基督教极为不满，他极力想摆脱先辈的信仰，但这种愿望却伴随着一种奇怪的犯罪感，似乎他自己杀死了一个他不能予以信仰的上帝，但又无法忍受失去这个上帝”。因为相随上帝之死而发生的，是人的神话世界、超验悟性、终极信仰的丧失。在这其间，作家失去的不仅是自我生存的尺度，与此同时，他也失去了感悟人生与把握世界的能力，甚至失去了言语的能力，艺术不能以自己的方式说话，诗人又有何为呢？文学精神资源的枯竭成为诗人、作家焦虑的中心问题。尽管如此，文学对宗教的态度仍是极其谨慎的，它在创作中小心翼翼地避开上帝的字眼。我们根本看不到文学主流向传统宗教复归的轨迹。
虽然宗教的信仰教义对文学的直接渗透已是强弩之末，但在本世纪宗教领域莫过于“神亡”事件对文学的影响之强烈与深刻。可以说，二十世纪宗教对文学的影响，突出表现在“上帝之死”这一事件自身对文学的冲击。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来看，由上帝之死而召唤出二十世纪整个精神文化领域的“救亡”运动。在这一运动过程中有一个令人瞩目的的现象是，文学作为“上帝之死”的替代品而受到空前的关注，随之而发生的情况是，宗教与文学的关系在人类精神生活中出现了重大的位移，既把宗教置于后景而把文学置于前景。特别是一些神学家与文化哲学家在投身于上帝之死的救亡运动中，纷纷把目光投向文学，甚而把文学放在存在本体论的位置来考察，从而曲折地反映出文学与宗教依然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尼采是把艺术视为存在本体的先驱。他创立了纯粹的审美世界观，认为人的存在在其本质上是美学的、艺术化的。他在《瞧！这个人》一书中写道：“世界的存在，只有当作一种艺术现象时，才被证明是合理的。事实上，全书只承认在所有发生的事物背后一种艺术家思想和艺术家回想，——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说它是一位“神”，不过只是一位没有思想的、非道德的艺术之神，这位艺术之神，无论在创造或破坏中，无论在良善或邪恶中，都希望把握他所享有的宁静的喜悦和支配；当其创造世界时，他解脱了饱满和洋溢的苦闷，解脱了他心中郁结的矛盾的痛苦”。在这段代表性的话中，他把艺术作为人类生存的最终理由。他极其明确地将艺术视为一位“神”，断言正是这位“神”在支配世界的创造与毁灭、人类的正义与罪恶的过程中，享有着自身的宁静与喜悦，昭示出生命的意义。与此同时，他认为只有从艺术的角度看待世界，人才会对生命力的无穷无尽感到无比的欢乐与陶醉。因此，惟有艺术能够把人从痛苦与烦闷中解脱出来，使自身充满无限的活力。这一艺术本体论与审美救赎论，为确立人的生存根据提供了一个新的尺度。
德国早期有神论存在主义者雅斯贝尔斯也注意到诗歌的本体论价值。他说：“借着诗这一媒介，我们以最自然、自足的方式，第一次领悟了环绕着我们的宇宙和内在于我们的世界。当语言把我们卷入新经验的潮流时，我们就转变了。诗唤起我们的想象力，并且不知不觉地在我们心中展开全部内在的意象。只有这些才会使我们紧紧地抓住实在”。在他看来，诗歌中隐匿着一个类同于上帝的终极存在。当我们进入由诗歌创造的世界里，才有可能穿越生活的幻象，抵达存在的实在。雅斯贝尔斯在对悲剧的阐述时讲道：“悲剧能够惊人地透视所有实际存在和发生的人情物事；在它沉默的顶点，悲剧暗示出并实现了人类的最高可能性”。因而他把悲剧看作是一种“给本来毫无意义的毁灭赋予了意味”的活动，并且是“为人类超越其有限的一种方法”。在这里，悲剧的超越功能替代了信仰的救赎功能：“在人面临悲剧的时候，他同时将自己从中解脱出来。这是获得净化和救赎的一种方式。”神学向诗学求援并从诗学中挖掘宗教的信仰功能，是二十世纪宗教与文学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当代存在主义神学家保罗·蒂利希也把神圣信仰从天上降到地上，倾心关注人的存在境遇，认为信仰就是终极关切的存在状态，存在本身就是上帝。这样就把神学的出发点归从于文学的出发点，企图从人的本真存在中找到人的终极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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