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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是这么说，实行起来却并不那么容易。时代毕竟同鲁迅当年完全不一样了，即使有夏公这样的老杂文家的呼吁，有《真理报》可以借鉴，杂文的振兴仍然姗姗来迟。对电影《武训传》和其他一些文艺作品的批判刚刚过去，从1954年秋天又连续进行了对《红楼梦》研究倾向、对胡风和胡适的“大批判”，政治气氛逐渐严峻而凝重。在这种气氛中，杂文家即使有“不得已于言”者，下笔之际，不免也是“口将言而嗫嚅，足将进而趑趄”的，所以仍是寥若晨星，难得一见，即使偶出一两篇，也是坐而论道，四平八稳，很少尖锐泼辣，旗帜鲜明。直到又过了两年，党中央提出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以后，情况才有好转。夏公本人，也才在1956年7月《人民日报》改版后恢复的副刊上，发表他在《人民日报》上的第一篇杂文。
夏衍教我编报纸四、《从“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谈起》
1955年7月，夏公由上海调到北京担任文化部副部长，从此，我见到他的机会就多了。除了文艺界的一些集会外，我那时还有一项固定的工作，即作为《人民日报》文艺部工作人员，同新华社总社文教部一位编辑一起列席文化部的部务会议，因而总能定期见到夏公。因为《人民日报》从解放初期开始，形成一条不成文法：报纸关于文艺的宣传报道，在接受编委会领导的同时，也接受中央宣传部的领导。中宣部主要是副部长周扬、文艺处（当时不叫文艺局）处长林默涵经常指导文艺思想、方针、政策方面的大政方针和报纸上重要的选题计划，审定有关文艺方面的社论。而日常关于文化艺术工作的宣传报道，则更多地依靠文化部及所属各个业务局的指导和帮助了。
夏公是办报纸的行家里手，他最懂得舆论的作用和威力常常比行政命令、开会布置、发文件、做总结一类的领导方法大得多。他对报纸文化艺术宣传的指导，常是最及时、最具体也最细心的。比如有一次部务会议讨论故宫博物院工作，郑振铎副部长慷慨陈词，从故宫博物院防火设备落后状况说到不少地方珍贵文物的散失，说到动情处，几乎声泪俱下：“如果再不采取紧急措施，任凭国宝损失，我们就是犯罪！犯罪！”会议室里顿时鸦雀无声。这时夏公忽然侧过头指指我：“你们可以发篇短文批评一下！”振铎先生又重复地说：“再不抓，简直不得了！”有时，在讨论电影或者戏剧工作时，夏公也会当场提出请电影局长、艺术局长为《人民日报》写一篇评论。有他发话，报社的组稿工作就好做得多。
1956年暮春时节，浙江昆苏剧团为首都舞台送来一出好戏《十五贯》，一时轰动京城，场场满座，“满城争说十五贯”。尤其是饰演况钟的周传瑛和饰演娄阿鼠的王传淞的出色表演，使人击节赞赏，拍案叫绝，人们一下子改变了对这个古老剧种的偏见，空谷幽兰，重放清芬。田汉同志讲了句“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引起文化界、戏剧界许多有识之士的深思。当时又正值全国范围内开展“肃反”运动之后，“肃反”有很大成绩，自然免不了也出现些冤假错案。周恩来总理专门要公安司法部门的负责人员都去看看这出戏，从况钟那支“三起三落”判案的笔到无锡县令过于执凭主观臆测办案的笑话，照一照镜子，从中得到正面和反面的启迪。
夏公当时在文化部分工并未主管艺术局，但他以一位老党员的高度责任感和一个老戏剧家的事业心，及时抓住这个契机，又一次提醒我们“赶快发一篇短文”。5月17日下午，他在出席文化部和中国戏剧家协会为《十五贯》举行座谈会的间隙中，专门打电话来催问，并且说周恩来总理亲自参加了座谈会。我的政治敏感性很差，只回答说已经约请谁谁谁在写评论了。夏公以办报行家的口吻急切地说：评论文章迟几天发不要紧，先发一篇短文，最好今天搞好，明天见报。
我不敢怠慢，放下电话就动脑筋。那时已经快到下班时候，不少同志已离开办公室，去参加座谈会的朱树兰尚未回报社，来不及再请别人写，只好自己动手，草草赶出一篇短评。我不懂戏曲改革，对昆曲更是一窍不通，此时都无从顾及，幸亏看过一场《十五贯》的演出，就根据夏公在电话里讲的一点精神，匆匆凑了一千字。
傍晚，我带着原稿赶到朝阳门内夏公寓所。他正同几位朋友吃晚饭，一见我走进客厅，立即离席而起，接过原稿坐到写字台前。饭桌上，姚溱同志招呼我：“来来来，别着急，喝杯酒吧，上等绍兴酒。”我哪能坐下喝酒，只好辞谢，站到写字台边等夏公审稿。
他边看边改边说：“总理今天在会上说了一番话，要引进去。”
我为难地说：“总理的话是不好随便摘引的，要请总理自己审定。”
夏公挥挥手：“那好办。新华社电讯稿里肯定要摘，他们会请总理审稿的，你只要从新华社消息中摘引几句就行了。”
改完以后，他抬头盯住我问：“这篇东西能作为社论发吗？”
这却是我不曾想到的事。我原以为，能作为不署名的短评配合新华社消息发在第一版下角，就很不错了。《人民日报》那时的规矩，凡社论大都要早几天送到中央有关部门或者主管报纸工作的胡乔木同志处审阅定稿，才能发表。而这篇千字小文，是按短评形式写的，题目是《从“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谈起》，像个杂文题，怎能作社论发呢？我只好迟疑地说，回去同总编辑商量一下看。
姚溱在那边饭桌上忍不住插嘴：“！你们也可以打破一下框框嘛！”
夏公送我到客厅门口，又叮嘱一句：“你跟邓拓说一说，最好发社论，影响大些。总理对它评价很高的。”
他最后这句话起了决定性作用。我一回到报社，立即给总编辑邓拓去电话，转达夏公建议。邓拓一锤定音：“可以。”他还要我马上同新华社联系，将他们所摘周总理的那段讲话要来，引到文章里。
周总理说：《十五贯》有着丰富的人民性、相当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它不仅使古典的昆曲艺术放出新的光彩，而且说明了历史剧同样可以很好地起现实的教育作用，使人们更加重视民族艺术的优良传统，为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树立了榜样。
周恩来同志非常熟悉文艺。他对文艺事业和文艺工作者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热情细致的支持，有如春天的雨露，点点滴滴都铭记在人们的心灵深处。也许是由于从抗日战争时期起多年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得到言传身教，耳濡目染，从夏公身上就常常使人感受到那位伟人的风格。即如《十五贯》的这篇社论，经过他的修改，下边的段落中就体现了他的细心和关切：
“浙江省昆苏剧团轰动上海、轰动北京，满城争说《十五贯》的盛况，不仅给了现代的过于执们一个响亮的回答，也向这几年的戏曲改革工作，向领导戏曲改革工作的文化主管部门，提出了严重的问题：在百花齐放的时候，是不是还有不少的花被冷落了，没有能灿烂地开放？在扶植和发展了不少地方剧种的时候，是不是同时也压抑和埋没了另一些地方剧种？”“据说全国的地方剧种和艺人至今还没有完全、精确的统计和调查，这中间，蕴藏着多少艺术珍宝，亟待我们去发掘啊！那么，那些对于我们还很生疏的剧种的命运，也就十分令人牵挂了。希望每一个还没有受到重视的剧种，今后不再要到来北京演上一出戏以后，才能‘救活’。”
《人民日报》为了一出戏发社论的事，在过去不曾有过（批判电影《武训传》是另一种性质的社论，自当别论），在那以后也不见。此论一出，社内社外都不免有耳目一新的反应，见报当天下午，胡乔木到报社来，恰好碰上每日例行的编前会，他也如平时一样顺便参加。值班副总编辑有点惴惴不安地问：“今天那篇《十五贯》的社论你看了吗？行不行？”接着就略加解释：“昨天正好手头没有别的社论了。”言外之意，是不得已才用它顶社论发的。我又赶紧补充一句：“是夏衍同志看过的。”乔木只点点头：“行啊，怎么不行？”我们才算放下心。
夏衍教我编报纸五、“做厨子不易”
1956年7月，《人民日报》改版，扩大版面，增加报道内容，并且在第八版上恢复副刊，副刊没有刊名，人们就称之为“八版”。我奉命担任八版主编。虽然我在上海解放前曾经在地下党领导的《联合晚报》编过几个月的副刊《夕拾》，又因中学时代就开始向上海的报纸副刊投稿，对报纸副刊似乎尚不陌生。但是彼一时此一时也，要编《人民日报》副刊，不免战战兢兢，诚惶诚恐。幸而得到许多老中青作家的支持，出谋划策，提供稿件；当时受党中央委托主管报纸工作的胡乔木同志两次来文艺部作具体的指导，出了不少主意；加上文艺部的主要负责人林淡秋和袁水拍两位又都编过副刊，有他们坐镇把关，我也就不太怯场了。
我去请教夏公这位办报纸编副刊的前辈。他第一句话就是：“现在的副刊也好办也不好办。”这句话的内涵，我能理解。我渴望他能耳提面命的是究竟怎样才能办好。他笑笑说：
“以前我在《华商报》写过一篇编者的话，叫《做厨子不易》，我看现在更不易。”
《做厨子不易》是夏衍一篇短文的题目，发表在1947年11月14日的香港《华商报》副刊《热风》上，用编者名义，谈的却是编副刊的甘苦。我回来赶紧找到那篇短文，细细读了一遍。
早有人说，编刊物像做厨子，每天一桌菜，要得到一家老小大家满意才好，而现在，我这个厨子的服务对象是一个“大杂院”呢！像“节约餐”一样的已经有一种限制，而读者从名流学者到工农大众，各有水准与嗜好之不同。譬如这次的读者来信中，有人说：“多登一些文艺作品”，有人说：“文绉绉酸溜溜”的玩艺儿愈少愈好，有人说：“我们要刺激”加大葱辣椒，但也有人相反地说：“最好轻松一点，不要剑拔弩张”。这些，编者认为还是一个可克服的技术问题，把这些不同的要求记在心头，在配菜上特别留意到每一个读者的嗜好，求出一个大多数人的共同性来，这难题是勉强可以对付得过去的。其实，作为一个厨子，重要的还不止于技术，而应该是还有一个心术的问题，不偷工减料，不懒得出去采访，而随便买些烂鱼臭肉乃至有毒的东西来伤害主人的健康，这不是为一个厨子的天职么？
短短二三百字，用极其通俗浅显的比喻，讲了一番深刻的道理。我体会它的核心就是：作为一个厨子，重要的不止是做菜的技术，做什么样和多少种的菜让吃的人满意，而在于他的“心术”，即如何为主人服务的良心和道德。作为一个副刊编辑，重要的不止是稿件取舍、版面编排，而是如何为读者服务得好的思想、精神和责任感——每个编辑人员的“心术”。
《华商报》是中共港澳工委当年在香港办的报纸，当然要反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主张，但它是以民营面目出现的，对象又是香港这个特殊地区各个社会阶层的读者。明确提出将“为读者服务”放在编辑工作的首要地位，而且将读者看作厨子的主人（而不是顾客），这种观点，在当时也是非同一般的。
果然应了夏公那句话：做厨子不易，现在更不易。《人民日报》毕竟不是《华商报》，解放后的中国大陆更不是1947年的香港，夏公当然心如明镜，只是没有细说。我是从多年的磕磕碰碰、摔跤呛水中逐渐明白，而且至今也未必说得清楚。其中甘苦，说来话长，此处就不必多费口舌了。
我和副刊编辑们企求于夏公的，自然不止于“厨子”论，更渴望读到他的杂文。我知道，希望他仍然能如解放前在重庆《新华日报》和在上海《世界晨报》那样每天来一二百字的“司马牛”、《蚯蚓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