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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选出的理事会名单，报上“按得票多少为序”公布，本来是完全符合民主原则、因此也大得人心的事。过了两个多月，“作协”主办的《文艺报》在同年第三期发表同一名单时，却又恢复为“按姓氏笔划为序”，不少人看了都很纳闷，猜不透这一改所为何来？既已在报上公布，名单未增未减，又何必耗费许多精力变换一下排列次序，多此一举？于此人们又一次懂得，改革经济体制很难，改革上层建筑更难，至于改革自己头脑里的旧观念、旧意识、旧习惯，就更加难上加难。
“作协”四次代表大会闭幕不久的初春，我有机会去江南一行，过上海时，特地去问候巴金主席，同时向他转告大会上的盛况，简要地说，就是在党中央直接关怀和指导下，自始至终充满了“大鼓劲、大团结、大繁荣”的气氛。巴老也为大会的顺利召开而高兴，赞同许多作家称此次大会为“第二次春天”，期盼社会主义文学出现又一次丰收期。那一个时期，文坛上确实迎来一片明媚春光。只可惜好景不长，两年后又一次风云突变，寒气袭来，责难四次“作代会”的噪音四起，连同“按得票多少为序”公布理事会名单那么一件小事，也被人一再提及。作为当事人之一，我以为这件事并未做错，至今无悔。而且，自1987年起我已获准离职休养，“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了。
综合二笔名勾起的记忆
大半生与报纸杂志结缘。中学时代开始胡乱投稿，后来长时期编副刊，编刊物，前后用过不少笔名，大约有二三十个。用得最多的是袁鹰，渐渐成为正名，直到如今。有的仅用过两三次，有的用得多些，大都随手拈来，没有太多含意。南京《开卷》主编董宁文君要编一本《我的笔名》，来信索稿。这是个好主意，肯定会编出很有趣味的书，也勾起我一些尘封多年的记忆，好似曝了光的胶片，仅仅剩下一些若有若无的淡淡痕迹。
先说“袁鹰”，大约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开始用的。初中毕业，不愿在沦为“孤岛”的上海继续升高中，很想远走内地去大后方，但是交通很不便，要穿过好几道日本侵略军的封锁线。祖父和父母不放心，何况还要筹一笔路费和求学时的生活费，因而对我的愿望踌躇不定，实际上不同意。最后也没有走成。我在彷徨苦闷又无可奈何的心情中写稿，就想了这个笔名。学习鲁迅先生用母亲姓氏，鹰就是表达远走高飞，后来还派生出另两个名字，一是“高隼”，另一是“侯千里”（猿和猴是一家，苍鹰一飞千里）。在这之前两年，尚在初中时期，有一次向《学习》杂志投稿，请好友李延宁交给他的舅父蒋天佐先生，天佐先生是《学习》编者之一，大约出于鼓励，将那篇小文发表了。文章题目《我和文学》大而无当，其实不过是写些一个少年人如何对文学发生兴趣、读了些文学书籍罢了，署名“越人”，因为刚从沦陷的杭州避难到上海。那时期开始向《申报》副刊投稿，署名“裴苓”，现在已想不起何以会想出这两个并不怎么通用的字。
后来又常用“蓝羽”和“江水”两个笔名。大抵写散文用“蓝羽”，一来觉得这两个字比较美，二来刚学写何其芳、丽尼式的散文，“画虎不成反类犬”，有“滥竽充数”之意（“蓝羽”二字的谐音）。写诗时多用“江水”，是因为总爱古诗词中写到长江、黄河、湘江烟波浩淼透出的境界。
抗战胜利以后，上海报刊蜂起，自己也开始编《联合晚报》副刊《夕拾》，写得多而且杂，署名亦如是。编副刊时，曾用旧诗词形式作打油诗讽刺抨击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措施和社会弊端，署名“白乐夫”（诗）和“李浊照”（词），是从白乐天和李清照两位古人的名字套来的。诗用“感时仿古”名义套用唐诗。词里抨击时弊，直来直去，一点婉约的味道都没有，实在唐突易安居士。还写过一篇《枯树赋》，因为题目中有“赋”字，就套用南朝赋家庾信（字子山）而署名“庾子水”。1947、1948年间，为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主办的《妇女》月刊写了些影剧评，也写过小说，以女性口吻，也就用个女性笔名“秦绣兰”。在一个学生刊物上写历史故事，署名“史镜”。后来几年用得多的是“梁汝怀”，因为一位姓梁的好友离开上海去解放区，不知一路是否安全，常常临风怀想，就在笔名上寄托思念。这个名字我比较喜爱，一直到五六十年代，还偶尔用它。
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恢复我国近代报纸的传统，开辟副刊，每天一块版面，用稿量较大。那时强调政治性，提倡及时配合党的重要决策、中心工作和国内外重大事件，遇到时间紧迫、来不及约请作者撰写时，就由编辑自己突击完成，于是，杂文、散文、诗歌、小品、书评、影评、剧评，版面需要什么就写什么，完成任务放在首位，稿件质量先顾不上，署名更是变化多端。但是我自己还是有点区别，比如写政论性的杂文，就署“郑歌”、“戈松”（正面歌颂），“沈潭”（老生常谈），“纪青山”（想起前人“埋骨何须桑梓地，男儿到处有青山”的诗句），写散文用“杜若湘”，写诗用“江水”，写影剧书评就署“陈心”或者别的。除了涉及对外交往或国际题材的文章，一般不署“袁鹰”名字。有点私心，就是避免引起熟人闲话，批评我不用别人稿件，却常发表自己的东西。有时版面需要紧迫，临时赶写几百字应急，署名“林碧”（临时逼出的）、“凌世步”（临时补上去的）。这种情况，在1958年后“大跃进”年代常常发生，上上下下头脑发热，处于狂乱状态，当报纸编辑、写诗作文的，自然也随波逐流，不在话下，浪潮过后，也就付之东流了。
近年参加《夏衍全集》的编辑工作，阅读文学卷和新闻时评卷时，就发现夏公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用过的笔名不下一百余，世所罕见。抗日战争年代编《救亡日报》、《新华日报》、《华商报》，几乎天天要写长到一两千字的大文章、短到三言两语的杂感。上海解放后在《新民晚报》写《灯下闲话》专栏，也是每天一篇，随手写下各种不同的署名。他说过自己笔名虽多，有个原则，就是有姓有名像个正经名字，很少用不通俗的怪字。笔名虽是小事，也应该有群众观点。此话我不止一次听老人说起过，因而时常引以为诫。
综合二小 跋
我从1945年底在上海开始断断续续当了两三年报社记者和编辑，1949年5月上海一解放就到《解放日报》工作，1953年初奉调北京入《人民日报》文艺部，直到1986年底离职， 至今仍在报社领取退休工资。除了十年动乱中在“牛棚”和“五七干校”先后占去些年月外，大半生都与笔墨剪刀糨糊为伴。
二十世纪是个伟大时代。我这样一个渺小平凡的人，能生在这个时代，亲历世纪的种种狂风骤雨，烈火严霜，月暗花明，天崩地裂，应该说是一种幸运，一种机缘。吴祖光先生名言“生正逢辰”，我深有同感。报纸工作虽然还不能说完全处于风口浪尖，漩涡中心，但也绝不是也不可能置身事外，袖手旁观。何况多年来一直受到要当一名合格“驯服工具”的教育，战战兢兢，唯恐不够格。风起云飞、浪潮汹涌之时，报纸编辑必然在其中翻滚泅游，不仅躲避不了，而且要迎头赶上，争先恐后。做弄潮儿也罢，做吹鼓手也罢，反正都有你的一份。为它兴奋，为它苦恼；为它欢笑，为它哀伤；为它废寝忘食，用尽心思；为它受尽委屈，无处诉苦。酸甜苦辣咸涩百般滋味，点点滴滴都在心头。
老来回首，才发现水流花谢，积淀下的岂止是个人的喜怒哀乐，更有几十年风云激荡中的社会变迁、民族命运，其中是非荣辱、明晦恩仇，反复思量，一言难尽。近年来随手记下一些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真相，一些可以咀嚼、值得回味的事实，一些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的是非，还有一些事未及写完，未及写清，以后也许还有机会。所谓“侧记”云云，无非是因为工作岗位带来多少优异于其他同行朋友的机会，未必有多大价值，或许能提供给研究当代历史和当代文坛的零碎资料，虽然不全面、不完整，却是真实的。
衷心感谢友人热心帮助，使它得以问世，也竭诚期待批评指正。
2006年6月炎炎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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