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德亮的母亲说：对面山上距甘相营四十多华里处，他们还有两个寨于，一是石寨
子，一是土寨子，都很坚固，而且储有够千多人吃用三个月的粮食。其中的石寨于在山
顶上，邓秀廷曾留守在那里，受彝人围攻了三个月，都没有攻破。她劝罗列等人先退到
那里去，再想办法。
邓德亮母亲提出意见后罗列等人觉得除此也无别计，只好依她的办法。李犹龙和罗
列商量，让其他的人和第一师的两个营分驻在两个寨子——即石寨子和土寨子，他们则
带着卫士连住在寨子外边，以便必要时率队轻装逃走。罗列很同意，立刻下命令叫西南
干训团官兵员生及随逃人员，跟周士冕带第一师一个营向石寨子出发；叫“西南长官公
署”人员及牲口驮子，跟戴涛、裴世予，带第一师的另一个营向土寨子出发。罗列、沈
策、李犹龙则带着卫士连和邓氏母子出发。
他们在三月二十九日晚上九时，才全部离开了甘相营。刚过了一条小河，到了甘相
营对面约十华里的山坡上，解放军正攻到了甘相营。解放军进入邓家的山寨后，并没有
继续追赶。因此，当晚罗列等人便在山上露宿了一宵。第二天早上才继续向土寨子出发。
大概是上午十时到达目地，住在寨子西南五里的一个村子里。
这时候，他们知道了邓家没有让周士冕所率领的人住进石寨子，而只让戴涛、裴世
予和所带的金银驮子住进土寨子。罗列等人认为邓家对他们采取的只是应付手段，乃急
派沈策往土寨子找邓氏母于商量。邓家的人说：正在找“头人”，再住一天一夜就可办
到，明天晚上准能。但当晚十时左右，罗列等人的住处即遭遇到彝人的袭击。他们紧张
了，又要沈策去找邓德亮出来调解，纠纷才告停息。
三十一日，罗列等人整天作逃窜的准备。但是在彝区里，没有“头人”带路，是难
于走动的，怎么办呢？
正在无计可施的困境中，忽得报告，三面都被解放军包围了！只有大小凉山这条路
还可通。因此罗列、沈策、李犹龙等三人决定：不管有无“头人”带路，于当晚九时左
右，都向大小凉山出发。由沈策先到邓家商量，若他们愿意同逃更好，否则只好单独行
动。
沈策去土寨之后，久而未返，一直等到下午六时左右，罗列和李犹龙已不能忍耐，
因此也一起到土寨于去。
邓家那个土寨子，筑在山凹间，坐西向东，后面和两侧都是高山，寨子距山脚约有
一里多路。山凹是半坡地，有几百亩宽，半是稻田，邓家的土寨子就占了一百多亩。寨
子是用土筑的围墙，有两道宽约两丈；深一丈多的壕沟，上面是吊桥，晚上把吊桥收起
来，就很难人寨，寨的周围筑有碉堡，碉堡下有岗，一般老百姓是不容易进寨的。
当罗列和李犹龙进寨时，天色已晚，邓氏母子和他们二人在外院见面。邓德亮的母
亲说：她指挥不动彝人了，找不到“头人”；没有“头人”，走大小凉山这条路，是很
危险的，不如往北逃向小山地区，经汉源、邛崃到草地再逃西藏。她并且表示：“我年
纪大了，行动有困难，决不走了，让德亮同你们逃吧。”
这时戴涛和裴世予也都愿住在邓家，不愿再逃了。李犹龙和罗列商量，罗说：“我
们不能在这里等活捉。”即下令把队伍集合在土寨子当门的小川里，简单他讲了几句话，
即向小山地区出发。邓德亮也坐在滑竿上，随他们而去。
当他们快要走出山口时，对面及小川的两边山上，都开枪了！
罗列下令边作战边前进，对峙了十多分钟，伤亡了几个人，哪里逃得出去！
罗列又下令折转来，一起上山，向大小凉山方面逃。可是行不到五里，彝人已从四
面截击过来，罗列率领卫士连冲上一个山坡，企图挣扎，但博来的是严重的伤亡，迫得
下令停火，自己则乘黑躲到树林里去。第二天早上彝人把他搜出来，用石头打他，他就
滚下山沟，伺机逃脱。
当天晚上躲在山岩里的李犹龙，到第二大早上也逃不过彝人的搜索，也被石头打了，
也滚下了山沟，趁机往外逃。
至于沈策、周士冕等人，在战事发生时即己冲散。总之，或被俘，或逃散，胡宗南
那点最后的本钱，在一九五①年三月底，在甘相营附近被完全粉碎于！蒋介石的西昌幻
梦，也被完全粉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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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四回
凡事学蒋 黄陆浙一用干部
一味反共 抗战愈糟宫愈高
胡东南虽躲过了西昌的炮弹，但逃返台湾之后，却挨了一阵“炮弹”。陈诚等人怕
他在台湾争地盘，便暗中指使了一群“监察委员”，提出一个所谓“弹劾案”，历数胡
宗南“丧师失地，贻误军国”，打落水狗似的把他打了一番。
在“弹劾案”案中，那些人大喊特喊道：“查胡宗南以师长进驻陕甘，荐至专驻，
地位不为不高；界以防共戡乱之事权，责任不为不重；军政大权一手操持，大小军官由
其委任，倚界不为不专；关中控制延绥，绾毅陇蜀，俯视中原，有若建瓴，形势不为不
要；平时养兵四十五万，部队不为不多；新式武器占全国三分之一（各仓库所储，其数
尤多），配备不为不精；国家所给饷项未欠丝毫，地方供应粮秣十足输纳，加之临时征
而又征，借而又借，军需不为不裕（国防部、财政部、粮食部，田粮处皆有账可查）；
三十七年冬春两度征调，西安省垣，挖掘三五丈深宽之壕沟一百六十里，沿壕一带炮垒
相望，即其司令部四周，莫不修筑工事，用民不为不劳（三十八年五月十八日退出西安
时，民工尚在机场周围工作）；自驻军西北以至放弃，将近二十年莅事不为不久……”
若果不以人废言，他们这一大段说胡宗南的话，都是事实；而且文章也作得铿锵可读，
足供欣赏。
那些“监察委员”于数落子胡宗南一番之后，还引经据典一番，说：“荆吴之争，
子囊以众寡不敌，全师而遁，恐人效尤，自请伏剑，楚君从之，以成其义。”意思是：
胡宗南既已“丧师失地”，那就应该自杀。这类事情，不过是湾官场中，因派系利害之
争而演成的滑稽戏。原因是，胡宗南在蒋面前一向特别得宠，有些人便怕他逃到台湾之
后，会夺去他们的地盘，是以给他先来一顿棍棒，造成所谓“社会公论”和压力，作为
抵挡手段罢了。
无论从哪方面看，胡宗南在蒋介石将领中，都带有代表性。在向蒋介石学步方面，
胡宗南更具有典型性。所以，在结束本书之前，不妨再谈谈这个人的种种情形。
抗战末期，在蒋介石的军事官员中，流行着“陈胡汤”之语。陈者，指陈诚；胡者，
指胡宗南；汤者，指汤恩伯。盖经过八年抗战，蒋介石在军队中，已将非嫡系部队消灭
渐尽，主要只留下了这三大系统的部队。别的方面，即使还保留着一部分力量，但蒋也
想借所谓“整编”之名，而加以并吞，以致引起了若干残存的地方势力的反感，是故
“陈胡汤”一语。意含讥刺，且带着悻悻与不平。
蒋视此“陈胡汤”为保身救命之汤。而在这三味补药之中，胡宗南这一味，又特别
为蒋介石所珍爱。因为胡既是黄埔出身，在抗战期间，又一味注意于反共，悉力包围陕
甘宁边区，视共产党尤甚于日寇。胡也惜此而保存实力，扩充实力。为蒋家天下作长远
之谋，君臣之间，特别相得。原因胡宗南与特务头子戴笠勾结得极为紧密，外则重藩，
内由阉卫，互相沟通入彼此支持，更使胡宗南在蒋介石集团中，宠固权专，为陈诚、汤
恩伯所不及。
在解放战争中，陈、汤部队之被完全消灭，也在胡宗南部队之前。等到胡部全归瓦
解之时，蒋介石在大陆的政权，亦已到了最后结束之日。就这一点来看，又可以说蒋存
则胡存，胡亡亦蒋亡，关系也特别密切。从胡宗南在黄埔第一期毕业后，即编人教导第
一团充见习官，东征之役，才得任重机枪班班长，北伐军兴，即次第以营长、团长升为
师长。抗战发生后，实在没有打过多少仗，却又被蒋介石升为十六军团军团长。他在河
南吃了败仗之后即退到陕西去，蒋又令他扩编军队，成立三十四集团军，由胡当总司令。
数年之间，又将军队再扩为三十六、三十八两个集团军，。而他也由集团军司令晋升为
战区司令长官。除陕西一省之外，并将实力伸展到河南、甘肃和新疆，在整个西北的蒋
统区中，不但手握兵权，而且控制省政，乃有“西北王”之称。就这样，胡宗南以抗战
为名，反共为实，在蒋集团中，成为发展最快的一个，也成为蒋介石最宠信的一个。蒋
介石甚至把“二太子”也放到他的麾下去。使不少人望之眼红，羡之为“异数”之臣。
这个“异数”之臣，不但一切惟蒋之命是从，在生活表现上，也处处以蒋为模仿对
象，蒋爱装模作样，他也爱装模作样。甚至蒋喜欢其部下称之为“先生”，他也一样喜
欢其部下称之为“先生”，于是南京有“蒋先生”，西安也有“胡先生”，被称者恬然
自安，称之者亦恬不为怪。有其“校长”，亦有其“学生”，胡宗南这个“学生”，学
蒋介石竟学到十足。
蒋介石流氓出身，却随时随地要作伪君子。胡宗南也有这种德性，在蒋系军人中，
时时要显得与众不同。甚至在结婚问题上，也要吹一番“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尽管
在私生活上暗里胡来，发现之后拒见生身之父，但表面上却装得象个正人君子。
胡宗南的原籍，是浙江镇海，于三岁时随其父叔迁居浙西孝丰之鹤鹿溪，所以人黄
埔军校时，报的籍贯是孝丰。
胡宗南幼年与王微（字显之），章云（字旭初）等同学，后又就读于湖州中学。他
读中学时，曾由章云家加以资助。他在湖州中学毕业后，曾在孝丰的一所小学教书，后
来他的部属中，有许多孝丰人，而且都是他的学生，像他的左右刘大钧、蒋竹三、程开
椿，以及曾任“空军华北区司令”的徐康良等人都是。连用人的方法，他也早就深得蒋
介石的衣钵了。
在孝丰时，他曾与王微争夺小学校长的位置，结果，因王是孝丰本地产，而胡只属
过江人（即钱塘江以东的客籍人），竞争失败，校长一职归了王微。胡宗南乃负气跑到
上海去，寄身于章云家里所开的毛竹行。时适黄埔军校招收第一期生，胡于失意中，忽
萌投笔从戎之念，乃由章云赠以旅费，到广东投考。因他身材矮小，在体格检查时就被
淘汰；幸面遇到当时的党代表廖仲悄先生，听见他说话激昂，也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就
特别准他参加考试，终于侥幸获取。
胡宗南在北伐期间，曾在胡公冕部下当过营氏。当胡公冕调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
副官长时，就保胡宗南接他的团长职务。是以胡公冕和胡宗南既有长官部属关系，胡公
冕亦有恩于胡宗南。就因为这种关系，后来胡宗南便与胡公冕和章云两人，结为金兰之
交。
一九三七年淤沪抗战发生，胡宗南曾指挥第一师、七十八师、一①二师及税警总团
参加。退守锡澄线（南起太湖，经无锡北达江阴）时，虽有永久性国防工事为依托，但
也打得很不像样。但他打了败仗反而升了官，一九三八年三月，蒋介石即任他为第十七
军团军团长，叫他移驻西安，整编由华北各战场败退人陕的部队。从此，他就把别人的
力量变而为自己的资本，资本愈厚，官亦愈高，到一九三九年，蒋又升他为三十四集团
军总司令。假手于黄埔学生，逐渐收拾非嫡系部队，本来是蒋介石一向的手法。这时他
借着抗战之机，就把他的“得意门生”胡宗南扶植起来了。
胡部退人陕西以后，即以“巩固河防”为理由，实际上即屯兵西北，执行蒋介石消
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他日忙夜忙的，并不是对付日寇，而是对陕西革命根据地构
筑碉堡线，严密封锁陕甘宁边区，同时开设军分校，办理训练班，布置特务网，设立集
中营，倒行逆施愈来愈多，他愈来愈获得蒋介石的宠信。有些人对胡宗南所受的“隆恩
厚遇”有所不解，实则很简单，是因为他绝对地、彻底地执行了蒋介石对外对内的方针。
而从胡宗南在西北的一切设施上，也就可以具体地看到蒋介石方针的实质。
抗战愈糟，官升愈高，这两句话，堪为胡宗南的官运写照。他升任三十四集团军总
司令后不久，又被蒋介石擢升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其时，司令长官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