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际出发，这都是站不住脚的。
关于职务作品侵权的归责，不仅仅是抄袭案件遇到的，也是几乎所有著作权侵权案件遇到的普遍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一方面反映出我国各界对著作权法律规定的了解普遍不够深入，另一方面反映出长期以来的计划经济对人们思想的影响还相当顽固，发此议论是因为大多数人还不习惯去思维：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绝大部分是个人创作（像本案当事人创作的这类作品，现实中几乎不存在由单位名义发表的可能），即使是法人作品，也离不开活生生的人的智力创作，即使绝大部分作者是有工作单位的，也推翻不了这个事实。
3 三年前，三年间
传媒人士 侯小强
几个月前，元举兄给我打电话，希望我能够去法院旁听庭审结果。我答应了。
但是后来终于还是没有去，可能是这场官司拖的时间太长了（有三年之久），我已经懈怠或者疲惫；也可能是我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么热血沸腾，视正义为人生第一需求；或者仅仅是工作太忙，疲惫的要命。我只是记得那天下了很大的雨。那时候可能正好是春夏之交，万物正在欣欣向荣地成长。
《西部生命》说法（11）
后来，元举兄给我打电话，说结果总算是出来了，他嬴了。他说我嬴了的时候，我好像没有特别多的兴奋，他好像也没有，像是在等待一个早应该属于他的东西。好像还有很久的沉默。三年了。从2000年初到现在，三年多的时间，可以给一个人埋藏下疲惫的种子，慢慢生根发芽；也可以让脆弱的正义在风雨中磨砺，成长为伟岸的大树。
我突然想起了三年前，我在一场飘着大雪的黄昏后参加元举兄的发布会。我从西单图书大厦的地铁口出来，迎面而来的是让人窒息的寒气。我看到酒店门口，
元举兄正站在那里。他充满了此役必胜的信心。随他而来的《辽宁法制报》记者后来发了篇大幅报道，好像是叫“南下北京，一个人的战争”什么的。悲壮而坚毅。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元举兄。
这个时候，我正在一家网络公司工作。每天主要任务是选择图书，然后写书评。经常浏览各类文化新闻。在全国各地认识了不少文友。每天我都要打开信箱仔细寻找线索。不经意间，发现了律师曲颉写给我的一封信。内容是《中国青年报》高级记者张建伟在一本歌颂石油英雄秦文贵的图书中大量抄袭了著名作家刘元举《西部生命》的章节。更具有戏剧性的是两人分别因为这两本书获得了“中华铁人文学奖”。在这封信中，曲颉还附录了两本书的对比。那些出奇相似的文字明白无误地让我赞同曲颉的观点。
虽然如此，我还是不太敢相信张建伟敢于公开抄袭另外一位大作家的文章。
出于谨慎，我给曲颉电话确认了一遍。电话里那个东北人的热情与义愤让我不得不相信这个事实。张建伟的作品我曾经看过，我床头就有一本，是历史报告文学，属于贺雄飞编辑出版的黑马丛书。在这本书中，张建伟被誉为中国第一记者。这样的人会抄袭别人的作品？或者说会如此公开而肆虐地肢解别人的作品？但事实是曲颉发来的传真给了这个中国第一记者一个响亮的耳光。
我的本职工作是写书评。生性似乎胆怯并懦弱。但是我对新闻天生敏感，对所谓正义充满了敬意。那天晚上，我写了关于此事的第一篇报道（因为当时没有保存，所以已经遗失）。第二天，放下了手头的工作，开始逐个给媒体打电话。
我想当时肯定我很冒昧。但是我什么都不顾了。我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大记者会如此猖獗？当时我肯定有很多好奇心。
忘记了我到底打了多少个电话。到今天我还记得元旦的那天中午，我在寝室里拨打一个传呼，是北京某主流媒体的热线，号称是留言必复。但是我多次留言一直没有回音。之后的日子里，我联系了北京、南方的众多媒体，几乎联系了我认为有一定影响力的各种传媒。结果几乎都是让人失望。有的报社听说我报料，起初还很认真，后来听说是《中国青年报》的高级记者，马上就说这个事情不好办，让我等信；有的报社则忧心忡忡地向我索要证据，问我有证据吗？没有证据就别乱说，很危险。就算有了证据，也必须法院立案之后才能报道；还有的报社很警惕地问我是什么人？非亲非故，干嘛如此热心；有的报社则很明确地说如果是别人还很好办，可是张建伟就不一样了。一方面大家都是记者，都要出去混，记者圈子也有潜规则，另外一方面，张建伟是名记者，关系也不错，不便报道。
我感觉到了绝望。好像热血扑在雪上。但是，我将感谢两家媒体，《北京晨报》和千龙新闻网，在我接触的众多媒体中，仅有他们勇敢地站了出来，让整个真相暴露在阳光下面。尤其是千龙网记者部主任阿良，前后追踪，撰写了大量的报道，深入真相，让人敬佩。
我一直奇怪为什么我这么责无旁贷地站出来。我一直没有想明白。如果是今天，我还会这样做吗？为了一个陌生人，挑战潜规则，得罪业内人物，我没有答案。可能确实是冥冥中的一种力量，让我们奋斗前行。“让无力者有力量，让悲观者前行”。
有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出了《西部生命》。这一翻就是一个晚上。我大概能想到，处在人生绝望中的元举兄身处在沙漠中，面对如血的苍阳，凝滞的时间和地理，奔跑的黄羊或者衰老的狼时候升腾起的感受。这些感受感同身受。
有一些媒体总是不能忘记用恶意揣度元举兄，说不过是要炒作云云。其实还是不理解他——一个用生命和鲜血去写作灵魂的人。
这场官司几经曲折，先是管辖地之争，后来张建伟提出私了，再后有组织出面做工作，一直似乎不顺利。三年间，反反复复。让人没有信心。不过正义毕竟还是在今年来了，尽管来得姗姗。
这三年间，有一些人的血性已经被埋没了，有一些正义的边界被打破了。但是仍然有一些力量，持续地鼓励我们前行，让我们知道，错误是要付出代价，正义终究要来。且让我们为这种力量欢呼。
刘元举的西部情结《西部生命》（1）
1 从渤海到瀚海
——柴达木系列
刘元举
爱自己的家乡似乎无需寻找什么理由。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家乡都那么值得去爱。但是，我却挚爱着我的家乡——大连。城市的美丽自不必说，重要的是那片海域。走得地方越多，走出去越远，就越会觉得家乡的美妙。那摇篮般的大海，不仅摇晃着我童年的梦，也摇荡着我的文学梦。
许多年了，尽管我的习性我的气质我的口音都已变得面目全非，但是，我仍然无法剪断家乡的脐带。
我喜欢海，别人也喜欢海。所不同的是我喜欢得冒傻气。我可以在白天游泳，也可以在深夜投入大海，在金石滩，在傅家庄，在星海公园我都有过夜晚下海的经历。在白天与夜晚的比较中，我发现夜晚的海要远比白天的海更自由更舒畅更能感受到一种自我的存在，也更能与大海进行交流。
说什么都行，怎么说都行。高兴也行，发怒也行，横着行，立着行，仰着卧着任你扑腾。不必担心被别人碰着或碰着别人。没有城市的噪音，没有高大建筑物的压抑，也没有孩子哭老婆叫的烦扰。你不必去看什么人的眼色，你完全可以无所顾忌。人需要海，是因为海能给人一份宁静，一份开阔，而白天的海是没有这份恩赐的。人生活在城市，要活得好，就得有一
份抗干扰的能力。人的抗干扰能力到底有多大？
我的这种能力是脆弱的，所以我常常选择一种逃避。我每一次到家乡的海边都可以说成是这样一种逃避。然而，这一次，我的逃避不是到家乡的海边，我是到了一个更博大更辽远的地处。那个地方叫柴达木。
我只身去往柴达木是在阳春三月。从沈阳到柴达木，迢迢万里，在中国的版图上，那只硕大的鸡头与鸡尾之间跨越了好几个省份。途经那么多的城市，却无一能与我们的大连相比。见到那么多的河流，却没有见到海。
进入河西走廊，就进入了荒凉。荒凉得没有一丝柔情，光秃得没有半点掩饰。茫茫瀚海走上一天与走上十天都不会有多大变化。我一直分不清哪里算柴达木的边界，我只能从最荒凉的地段算起。
柴达木是海拔3000米的高原盆地，它的高傲和冷漠使你无法亲近。泛着硭硝的荒漠，像月球的地貌，麻木得寸草不生；那泥岩构造的秃丘，从上到下密实地排列着痛苦的皱褶，不用细看，就会感到那一道道褶子像深深的泪槽，扭扭歪歪，憋憋屈屈。一排秃丘是这副模样，再一排秃丘也还是这副模样，柴达木到底有多少这样的秃丘？这些苦难沧桑的面孔，都在
诉说着柴达木的苦难，不管有没有人听，也不管听懂听不懂，它们就这么永永远远地说下去。在我之前，已有许多的文人墨客光顾过这里。他们肯定和我一样，不断地撞见这些个苦难的面孔。爱看你得看，不爱看你也躲避不了。你就是躲了几眼，不定什么时候，它就又会冒了出来，凄凄哀哀地拦着你。你会仔细地看吗？你会沉浸下来去倾听去感悟吗？你会去理解它们吗？我们生灵之间的相互理解已属不易，而我们对这些非生灵的理解其实更难。我不相信会有和我一样的文人到了这里来，会有心情理解这些荒丘。
我很早就读过一位著名作家写柴达木的文章。那些文章充满感情，还都是些发自内心的感情。他年轻的时候来到这里，写柴达木；他中年的时候来到这里，写柴达木；他老年的时候来到这里，还写柴达木。他写柴达木写出瘾了，就像当今作家写性写上瘾了。他走遍了柴达木，写遍了柴达木。他写了柴达木的所有艰苦，写了石油工人的所有艰辛，却独独没有写这些亘古不变的苦难的面孔。我丝毫没有理由挑剔我的前辈，我只是想说明我们的作家只是关注了柴达木人的疾苦而还没有来得及关注柴达木本身的苦难。柴达木经受了我们不可思议的磨难。
绝不仅仅是这一副副面孔。风蚀残丘——雅丹地貌更让我理解了这片土地的苦难：那片零乱的无今无古的残骇，像巨兽的肢体，像巨人的头颅，还是像一艘艘破船或者游艇？它们更像或大或小的坟冢。那上面随处可见的沉积相，伤痕斑驳，使我恍若看到了两亿多年前的最后一片海水是怎样因为祁连地槽和昆仑地槽的封闭，拖儿带女无家可归。它们愤怒着，挣扎着，企图向北寻求一条生路，可是，强劲的印支运动疯狂地驱使着巴颜喀拉山褶皱迅速隆起，隔断了它们与远洋惟一连接的沟槽，绝望中的任何挣扎都无济于事，只有默默地接受着死亡的折磨。它们接受死亡的安静是任何大兵团在覆没时任何城市在沦陷时所不可能具备的。
无数鲜活的生命深深地沉入地下。在沉积厚度１３０米至４０６米的泥岩层中，这些生命有了新的价值。那就是石油资源。那就是冷湖、鱼卡的存在理由。因为石油是生命的凝聚，得到它，也不能不以生命作为代价。公元１９５４年，中国的石油大军开进了柴达木。从此，这里有了生命，有了城市。
这里的第一座城市是冷湖。冷湖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石油人已经从这里移到了敦煌。人走楼空，风吹着断壁真感到从里往外的清冷。该走的，都走得差不多了，没走的，过几年到了退休的时候也得走。在柴达木见不到一位老年人，海拔３０００米的冷湖不适于老年人生存。也有走不了的，他们就永永远远地留在了这里。
刘元举的西部情结《西部生命》（2）
那一座座荒冢，和雅丹地貌的残丘，和从敦煌出来途经的那一片汉墓群一样，经受着同样辽阔的孤寂，也经受着同样无情的风沙剥蚀。所不同的是，还有些活着的人惦记着他们，怀念着他们。为了让这些亡灵安静一点，人们筑了一堵墙。那堵墙很长很长，可是，仍然挡不住更长的风沙。偌大的墓地只有这一堵墙，敞开处是无边的辽阔。
多少生命都能埋得下，埋多少生命都显不出多来。这是我迄今为止见过的最大的墓地，可在这里，它仅仅占了小小的一角。
走在这片墓地中，我试图数出这里有多少座荒冢，可是，我无法数得清。我只能被那干枯的花圈和简陋的墓碑弄得难过无比。
这里边没有一个是我的亲人，也没有一个我所认识的人，可是，这里的人有着和我一样的那股痴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