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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走出洞窟，走过那个斗拱架构的双檐式牌坊入口时，我回望一眼，又看到了那3个年轻的日本人。其实，我没有必要再对他们感什么兴趣，他们既不是学者也不是什么人物，他们普通的走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也会被中国的城市淹没的。他们瘦小枯干，没有欧洲人的高大和气质。可是，我还是一眼就瞄上了他们。他们仍在洞窟前走着，那个讲解员也还是那么热心地与他们边走边谈。他们在这里受到的待遇肯定比中国的游人要好得多。有的洞对中国人不开放，但可以对他们开。因为他们有钱。有钱就可以多看，有钱就可以赢来中国讲解员的好感，有钱就能带来人的尊严与自信。
从外表看上去，日本人与中国人实在很难区别，无怪乎在国外好多中国人被当做了日本人。令我感触的不是中国人被当成日本人这一现象，而是被当成之后，作为中国人的某种状态。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
我有一位去日本留学的上海朋友。她回来后最有感触的一件事就是在日本街头她碰见了她的一位熟人。她说那是她刚到日本去没几天，还没有从思念家乡思念亲人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因此，她在日本街头上碰见了家乡熟人亲热得不得了，她迎上去就用中国话与对方打招乎。可是，她惊呆了，那人瞅了她一眼，就像根本不认识她一样，匆匆躲开她。她又喊了一声那人的名字，那人回头冷冷地用日语告诉她认错人了，他是日本人。
这是在日本的国土上。在法国，在美国，在世界好多地方，中国人常常有被误认做日本人的时候。每每到了这样一种时候，被认错的中国人有多少能够为此感到不悦感到生气感到羞辱，于是，马上就去纠正呢？我想，如果是一位日本人被认错为中国人时，他们大概绝不会无动于衷更不会沾沾自喜。
我很钦佩井上靖这位日本作家。他以中国的大西北中国的历史为题材写出了一系列的长篇：《天平之瓮》、《苍狼》、《敦煌》、《杨贵妃》等。我记得非常清晰，他在《天平之瓮》中写到的一些细节：一批盛唐时代从东瀛漂过来的年轻的遣唐使，一到长安街头，就立刻被长安的繁华所震慑。他们满眼铺金堆银，满眼的辉煌应接不暇，他们认为这不是到了人间的城市，而是到了天国里。只有天国的城市才会如此繁华。可是，当他们分头跑了一天，晚上回到房间彼此谈各自见闻与感受时，他们不约而同地有了一个共同的感觉，那就是他们在街头上看到的懒散的肥胖的闲极无聊的人太多，特别是那个叫普照的看到一个胖子半躺在街头晒太阳，他觉得奢侈得不可思议，他认为这么大一个国家就是再富有，也架不住这么多闲人。他由此看到了盛唐的衰迹。另外几位也说出了这种共同的感觉。因此，他们在唐国拼命工作，他们为了把中国的文化学到手，为了多得一点东西，他们作出了惊人的努力与牺牲。他们抄写了大量的经卷，为了带回他们的日本。他们全凭着一种精神。日本能有今天的富足，也是凭着他们那种大和民族的精神。
由此我要说，我们现在到日本去的留学生一到日本这个富庶的国土之后看到了什么？看到的是繁华，更看到的是日本人匆匆忙忙的奔走，高速旋转的节奏，严谨抖擞的精神头儿。他们受到这种东西的感染，他们干起活来比日本人还日本了。可惜的是，他们仅仅是为了往自己腰包里边划拉点钱，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常常顾不了什么尊严什么人格了。他们与一千年前日本到中国来的遣唐使相比，缺少的不是干劲也不是吃苦耐劳的态度，而是缺少精神，缺少灵魂。他们自己赚了，可是，我们的民族却赔了。这种赔又是怎么可以挽回的呢？我十分敬重鉴真和尚。我始终以为他的东渡是我们民族的巨大损失，是日本人的最大获益。我们损失的不是一个和尚大师，我们这么丰富的国度这么丰厚的文化我相信比鉴真有才学的大师不会太少。他立志要走到真正走成，这期间相距好多年。他走了5次都没有走成。
刘元举的西部情结《西部生命》（27）
如果我们的当权者能够挽留他，哪怕一句，他可能也不会走的。他要走，当时的官中员们不会不知道。但是，官员们认为走一个鉴真也少不了什么。可是，我觉得上苍有一种冥冥的东西不希望他走，在一次次挽留他。他明明是在风平浪静时扬帆起程的，可是，为什么突然起大风？为什么他明明是驶往日本方向，却历尽艰难险阻，竟然停靠在琼州海湾？朝廷不留大师可风留浪留，却仍然留不住呀！鉴真大师年过花甲，双目失明，却还要一无反顾地东渡。
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中国人的举止，这与传统的民族文化民族心理大相径庭。这是为什么？
我们今天讲到鉴真，总是颂扬他，都快把他说成是共产主义战士了。我们说他说得太多，太多是因为把他当成了与日本人和好与日本处关系的媒介或纽带了。可是，我们作为大师的后辈究竟能够理解他多少？
我认为鉴真大师走得很残酷。对他本人是残酷的，对于我们的民族更是残酷的。我说残酷不啻是说他那惨烈悲壮的5番东渡过程，而是说他在这一过程中他的灵魂的变化。他这一走，他由人而成神，由人而成神的过程本身就是残酷的。我说他的东渡对于民族的残酷缘由，是因为我觉得他把我们民族的魂灵带走了。如果从他个人的壮举而言，我敬佩他；如果从我们民族的角度而言，我有点抱怨他。
我那一年在鉴真的家乡扬州瞻仰了他的塑像。那塑像是在鉴真大师的纪念馆大厅的正中。这个纪念馆完全是一座仿唐式建筑，设计者是我国建筑界最有名望的前辈梁思成先生。后来，我见到了梁先生的学生——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徐教授。他也参入了那项工程的设计。我提到他一笔是要说他认为那个建筑搞得并不好。
如果说那建筑搞得不好，那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我们国土上所搞得哪一座仿古建筑能够特别让人满意呢？总有一种复制的感觉。而复制的再好也不是真的。鉴真和尚的塑像也是复制的，这是一位美院的学生去日本奈良复制的。据说他复制了两尊，一尊放在北京，一尊放在这里。我看过鉴真和尚真的塑像，当然是从屏幕上看到的。要真正去日本看是件极不容易的事情。听说日本一年只有几天是开放让游人观瞻的，除了这几天之外，就关闭了，关闭了就不再开了，要开得等到下一个年度那几天。在不开这些日子里，就是再重要的人物想看也是不可能的。据说我们国家一位重要人物去那里都没有看成。
我看鉴真塑像的复制品时，我就注意到他的眼睛。我知道他的眼睛失明了，那清癯的面颊上塌陷下去的眼窝，挂着斑驳的绿色的铜锈，更显出岁月来了。这是双无比智慧的眼睛，闭着，肯定比睁开深刻。塑像的人是按着鉴真自己的要求塑的，就是用他的真身塑的。他是坐化而去。因此，他的塑像充满神灵。就是看复制品也弥散出了这么一种神韵。我执拗地去揣度他那永不睁开的眼睛含有多少东西，我调动了我的全部悟性。我希望从那上面看出一种愧疚，一种把民族的魂灵带走了的愧疚。可是，我伫立好久没有发现。倒是有一种相当强烈的情绪使我深深陷入了，那就是一种忧郁。至今回想起那尊塑像，还能强烈地感受着那么一种不可多见的忧郁。那种忧郁是能够震撼心灵的。我不知道别人看这尊坐像时，是否看出了这种深深的忧郁。
我之所以在这里写了这么多鉴真，是因为我从走近敦煌时就萌动的那么一种情绪需要找到一种沟通。我认为大的忧郁才能出大的智慧。作为大慈大悲的佛门人，纵然有着千般情绪，也无法替代忧郁。我在离开莫高窟时，我说不好是我用忧郁的眼睛把大泉河畔陡立的崖壁看得一片忧郁，还是那崖壁上一个个黑色的洞口都向我投过来忧郁的眼神，使我改变了凡夫俗目？
反正在我走出千佛洞时，我没有走出忧郁。我走出很远了，我还在回头望着那一片神秘而又神圣的崖畔上的一片密实的洞口，像一艘破船，在树梢处若隐若现。
再看对面的山，那是三危山，这座山也是圣山。相传，公元３６６年时，有个叫做乐樽的和尚走到这里时，突然看到三危山那边有一片无比灿烂的光线射到了鸣沙山的崖壁上，那是一片佛光，有着万千尊形态各异的佛在崖壁上映动。就是在那一瞬间，这位和尚有了开凿石窟修建佛洞的念头。于是，他就在这里开凿了第一眼佛窟……
从那时到现在，也不过1000多年。1000多年发生过多少故事？乐樽在开凿第一眼佛洞时，他会想到日后这里会有这么多佛这么多壁画这么多艺术这么伟大的创造吗？他会想到这里因此而遭受了多少灾难吗？他没有把佛刻在崖壁上而是把佛安放在深深的洞窟中，大概是为了让佛安安静静。可是，历朝历代，佛们安静过吗？他要是在天有灵，他会感到得意呢还是会沉入忧郁呢？
写到这里我忽然察觉我的文章越写越矫情起来，为什么就一定要用忧郁来硬套
敦煌呢？
敦煌有辉煌，有悲壮，有神圣也有过耻辱，可是，它有过忧郁吗？
那么多人到过敦煌，那么多人去写敦煌，怎么就没有一个人认为它是忧郁的？
我不能不开始怀疑起我的这种发现是否公允是否客观。我试图说服自己换一种感觉，可是，我不能够。
刘元举的西部情结《西部生命》（28）
我离开莫高窟时，我就被这种忧郁的感觉缠裹得无法迈步了。宕泉河太弱了，很少的水在河心支离破碎地分布着，看不出流动的感觉。瞅一眼东边的三危山，却看不出一丁佛光的灵度，倒是有一层苍灰笼罩着那山，也笼罩着周围空旷的大漠。这种色调在我看来都不是明快的，有点钝，也有点涩，还有点浊……
我固执地把这种色调视作忧郁。
编 后 记
当听说东北作家刘元举就其《西部生命》一书被抄袭上诉的事儿，我不免怀疑他能否打赢这场官司。时值三年之后，这场官司竟然赢了，且不说，刘元举获得的经济赔付多少，其结果仍出乎我的想象。并不是刘元举不该赢官司，实际上，我深知抄袭案的界定极难，即使你有
百分百的把握，也还会有其他一些说不清的原由，谁能预料最后的结果？
本案所涉及的不仅仅是简单的抄袭，由此案件引发的相关问题及案件本身均具探讨价值，可以说，这是我策划本书的原始动机。换言之，这一案例的判定，或许标志着我国著作权保护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就抄袭来说，不仅普通百姓很难判断，业内人士也未免都能界定。不是有网友称：“抄你是抬举你，看得起你”吗？对这种观点，我不能苟同，也不想过多的指责，毕竟我国实施著作权法的时间尚短，人们对于著作权法的理解和接受仍存在着很大不同。要改变人们固有的观念，还有待于著作权法律法规的普及和进一步完善。我甚至还想：当初实施抄袭的人是否清楚抄袭和合理引用的区别呢？为此，我们把这个案例的过程和当事人的感受以及专家评述等如实地展现出来，我们希望通过本书以增进读者对著作权法规的了解，加强人们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也希望通过本案揭示的问题引起业内人士对著作权案的关注和探讨。
感谢国家版权局的许超副司长，在赴外谈判期间仍腾出时间给予了支持，感谢新浪网副总编辑侯小强先生及千龙网记者部主任阿良先生的鼎力相助，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张恩和教授等各位作者的信任与支持。
正值本书出版之际，又获悉我的另一作者庄羽诉当红少年作家侵权案一审有了结果，判定对方剽窃成立……又一起侵权案的判定啊！
著作权维权道路尽管仍显艰难而漫长，但值得欣慰的是自我国实施著作权法以来，人们的维权意识已经觉醒，著作权案的判定也越来越明朗起来。新世纪，中国法律的天空正在澄出一片蔚蓝。
戴 东
2004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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