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的印刷等问题，随后与王宠惠合作用英文撰写了《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8月他们把文章寄给麦克威廉士请仔细校订一次，“并以更正确的英文改写一下”。
威廉士是最早读到这篇文章并深刻了解其内容的美国人。从威廉士资助印刷孙中山的这一对外宣言，我们可从中看到威廉士热心支持孙中山言论和行动的坚定立场。其后孙中山在上海写成《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孙亦曾将此文寄给威廉士，并获得他的支持。威廉士可说是始终赞同、支持孙中山为民主革命开展国际宣传活动。另外两位则是协助孙中山制订军事战略和筹款计划——长堤计划的荷马·李和布思（HomerLea 1786～1912；Charles Booth 1851～1913）。孙与他俩特别是在与荷马·李的交往中结成了深厚的友谊。尽管美国垄断财团受政府不支持中国革命的影响和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愿冒险支援中国民主革命运动，此筹款计划没有成功，但两位同情中国革命的精神和行动却是十分可敬佩的。荷马·李曾追随回国的孙中山来华，担任过南京临时政府高等军事顾问等职，为年轻的共和民国努力工作。他与孙一起为《民立报》题词，强调团结的重要性。孙用中文题曰：“戮力同心”，后荷用英文题曰：“Unitedwe stand； divided we fall —— The motto of my ancestral state”（吾祖邦有言，合则立，分则坠）。孙亦用英文题曰：“Unityis our watch word”（合之一字最足为吾人警惕）〔10〕。荷对诽谤他支持中国革命的言论予以驳斥：“我来中国参加中国革命是我个人的行动，与美国政府毫无关系。……我是一个世界正义的拥护者，当墨西哥革命时，我也参加策划。美国军官之参加墨西哥革命的人为数甚多，美国政府从未加干涉。我今次来华参加革命，岂有可以干涉之理。”〔11〕他在高等顾问任内的一次欢迎会上说，“你们的共和国和我们一样，只有靠利剑才能保有她的美丽和自由”，你们只有时刻在心中升起“战斗精神”才能战胜共和国的敌人〔12〕。荷马·李深切同情并多方支持孙中山为创立共和民国和捍卫民主制度的活动。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经过考察，认识到这一斗争的重要意义。还有一位深刻了解中国革命和孙中山的事业并积极参与宣传活动的美国友人戴德律（JamesDeitrick 1864～1932）。孙中山与他1911年11月在伦敦相识。当孙当选为大总统时，他曾连续写信祝贺，以表达对富有爱国主义精神的中国人民所努力得到的成就的祝贺〔13〕。辛亥革命前后，《纽约时报》及英国的某些报纸公然支持清廷派驻欧美记者散布大量中伤孙中山及其革命党的谣言，他在伦敦和华盛顿组织了一个新闻社，聘请著名记者撰写反映事实真相的新闻稿并予以刊行，结果“所有的报纸停止了谣传”，并开始刊发站在孙中山一边的时评和社论。戴德律以自己的实际工作和宣传活动，表明他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有深刻的认识，并把自己的见解向世界人民进行广泛的宣传。
综上所述，美国官方或者敌视孙中山旨在推翻清朝的革命活动，或在清朝瓦解后率先承认袁世凯窃踞民国总统地位使之成为自己的代理人，或倡议“门户开放”以便与列强争夺在华权益，都是为了更好地维护美国在华既得利益。而美国公众同情和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始终如一，有的直接协助孙中山宣传工作甚至来华参与临时政府工作，充分表达了美国公众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
二、民国时期美国学者对孙中山和辛 亥革命史的研究民国时期美国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研究开始发端并有早期成果。1941年《远东季刊》发刊，1948年进一步发展成立了远东学会，对远东特别是近代中国的研究才日益重视。美国与北洋军阀政府和南京国民党政府有正式外交关系，美国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观点，大体是与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官方观点相对应的。所有出版物实际上是以回忆、访问为主。此时可谓之研究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萌生阶段”。
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美国出版的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研究著作有：（一）麦考密克（FredrickMc Cormick）撰写的《中华民国》（The Flowery Republic）（纽约，1913年）。作者当时系美国报纸和通讯社驻北京记者。书中记述了列强对中国辛亥革命的态度，写到孙中山领导的临时国民政府的严重的财政紧迫情况，还收入他与孙中山谈话的内容。在谈话中孙中山要求美国承认并支持新成立的中华民国。作者说：“假如中国能表现出治理自己的能力，以它内部分歧的解决来保障外国人的利益，外国的承认是无问题的。”〔14〕（二）保罗·迈伦·林百克（PaulMyron Linebarger）所撰的孙中山传记《孙中山与中华民国》（纽约，1925年）。作者是1906年就认识孙中山的美国评论家。这本书“几乎把孙中山描绘成一个十足的美国人，笃信上帝的基督徒，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挚友，而对孙中山的任何反帝思想的观点却只字不提”〔15〕。
在国民党新军阀统治时期，国民党在孙中山逝世后违背了他的遗训，走上了对内为封建买办服务、对外屈从帝国主义的道路。美国研究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著述就大致出现两种倾向：一种是迎合南京政府歪曲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倾向；一种则是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歪曲孙中山思想的倾向。关于这一阶段美国论述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著作，可举以下几种：（一）美国传教士李佳白的儿子李约翰（JohnLea）著的《清帝逊位与列强》（1908～1912）（加州出版社，1943年）。在这本书中，作者对发生在辛亥革命前几年的国内外事态和英、法、德、美、俄、日六国之间为本身利益，为攫取借款、投资利益和政治权力展开的勾心斗角的斗争，以及当时形势发展的前因后果作了比较详尽的陈述。由于李佳白反对革命更不赞成共和政体，作者同样流露出与他父亲相同的观点。（二）沙尔曼（LyonSharman）的《孙中山评传：他的生平及意义》（纽约，1934年；1967年重印，LymanP。Van Slyke作序）。该书根据大量有关孙中山生平及其活动的英文资料写成，力求还孙中山以本来面目。作者赞扬孙中山是“中国奋起反抗外来侵略，挣脱苦难的光辉象征”（该书第31页），但也指出孙中山生涯中“比较暗淡”的部分以及对中国问题“显然过分简单的解释”。本书不足之处在于作者“没有更充分地了解形成孙的一生和他对中国人民的影响的历史力量”，“低估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力量和二十世纪初叶中国反帝情绪的本土根源”〔16〕。作者不适当地贬低孙中山晚年活动的重要意义，甚至认为孙中山及其战友的反帝行动只是一种偶然现象，是苏俄顾问的驯服工具，诬称孙中山利用“谎言、歪曲和其他一些站不住脚的思维方式来达到唤醒民众的目的”（该书第290页）〔17〕。（三）保罗·迈伦·林百克的《孙中山的政治学说：三民主义解释》（未刊本，1953年）、《中山信条》（巴黎，1932年）。作者认为孙中山是复古派，在国内问题上几乎像一个保守派，断言他的对外政策是遵循儒家的“王道”和“霸道”，孙中山不是真正要反帝，因为孙中山愿意得到列强的援助。（四）X。阿班德的《我在中国的经历》（纽约，1943年）。作者在中国居住达15年。书中说明孙中山是在遭到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拒绝才向莫斯科求救的。作者断言，孙中山一直为“同苏俄联系”而后悔，并且从1923年底到1925年初曾与美国秘密谈判，希望“美国人把中国从俄国和日本人手里救出来”。（五）菲利普·亚伟为《蒋介石著〈中国之命运〉与〈中国经济学说〉》〔18〕注释本（纽约，1947年）所写的评论。作者是蒋著上述二书英译本的编辑。在评论中他对蒋介石书中篡改孙中山生平事业、抹杀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改组中的作用作了说明。
综上所述，美国史学界对孙中山研究中存在着如何评价孙中山对待列强的态度和在国共合作中所起作用的争论与不同意见，显然那种认为孙中山坚持反对列强对华侵略，坚持国共合作而在孙中山逝世后中国共产党继承了孙中山的遗志是更符合实际的。美国学者亚伟在为《蒋介石著〈中国之命运〉与〈中国经济学说〉》做的评注中写道：“推翻清王朝以后，国民党就开始营私舞弊，在局势急剧变化的情况下，它起不了太大的作用，也得不到中国工农的支持。孙中山承认这个事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就着手改组国民党。最初他呼吁美国帮助……美国对孙中山的请求置若罔闻，不予理睬，只有苏俄表示赞成他的计划。结果，他便在‘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基础上改组国民党。……孙在描述中再三申述，正是复兴后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统一战线点燃了中国革命运动的星星之火，并使这场运动壮大起来。”〔19〕这时期专门研究辛亥革命的著作几乎没有，只有个别涉及辛亥革命与列强关系的论述，对辛亥革命评价亦各有不同。
三、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学者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史的研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促使美国对中国革命也包括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研究，加大了力度。比较正规的研究开始进行，大体可分为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与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萌生、崛起、进展三个阶段。
1。 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初始阶段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开始，美苏两国处于冷战状态，美国对中国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视为对它的“挑战”和“威胁”。美国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主要是将它置于中国革命史研究中涉及的重要人物和事件来考虑，缺乏系统的专门研究。
这一时期，在一般关于中国革命史的著述中多有论及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内容。这主要有许华茨（BenjaminI。Schwartz）的《中国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马萨诸塞，1951年），惠廷（AllenSuess Whiting）的《苏联对华政策（1917～1924）》（纽约，1954年），布兰特（ConradBrandt）《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1924～1927》（马萨诸塞，1958年），费正清（JohnK。Fairbank）等的《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马萨诸塞，1958年），韦慕廷（ClarenceM。 Wilbur）、夏莲荫编纂并附有详细引言的《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在华苏联顾问文件汇编（1918～1927）》（纽约，1956年）等。在这些书中着重评述中共创建时期和大革命初期中共与孙中山、国民党的关系以及苏俄对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外来影响。又如邓嗣禹、费正清、孙任以都、房兆楹等人编撰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1839～1923）》（马萨诸塞，1954年），则是把孙中山的思想和辛亥革命置于中国不断觉醒、日益顺应西方思潮的范围内来观察。
同时，针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专题研究也在开始。其中如：哈克特（RogerF。Hackete）的《中国学生在日本（1900～1910）》（载《中国论文集》，哈佛，1949年），部分显示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觉醒和革命情绪的产生过程。詹森（MariusB。Jansen）的《日本人与孙中山》（哈佛，1954年），强调大亚细亚主义是孙中山的思想中最坚定不移的主题，书中讲到形成的原因，但对此论点的前后变化未作具体分析；赛珍珠（PearlSydenstricker Buck）的《改变中国的人：孙中山故事》（纽约，1953年），主要把孙中山作为虔诚的基督教信徒和狂热的亲美派来写的，指责孙与苏俄的友谊是“可悲的错误”。
2．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崛起阶段这阶段由于美国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和政府与私人基金会对研究中国问题资金的注入，美国对孙中山的经历和思想，辛亥革命的总体状况、团体、地区、知识分子、人物乃至文献的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
关于孙中山的研究，主要有以下论著：（一）对孙中山革命经历的研究：一是史扶邻（HaroldZ。 Schiffrin）的《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伯克利和洛杉矶，1968年）一书。该书通过对孙中山1906年以前早期经历的考察，力图探索和说明他的作风和纲领为什么能适应他的不断变化的赞助者，赢得东京学生方面的拥护，使他们成为同盟会的主体的。一是包华德（HowardL。Boorman）主编、多人参加撰写的《民国名人传记辞典》第三卷（纽约，1970年）中的孙中山条目，全文两万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