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凭借自己的学术资源以及它与政治势力的亲缘关系，便曾经有了一种难以撼动的地位。好在是近代国家的政府在职能上有了大的转变，政治活动越来越服从于各种集团经济利益（而不是王族为中心的利益），使得历史学的功利价值打了折扣，越来越难以保住显学地位。美国的道格拉斯·诺斯用经济学工具解剖历史，虽然招致某些历史学家的批评，但它招来的更多的是喝彩。
社会学似乎从来没有获得显学的地位，但许多执牛耳的大家还是左冲右突，想要有一番大的作为。据一位做社会学研究的朋友说，社会学与经济学有过三次大的较量，结果都以社会学的失败而告终。争来争去，好像把社会学与经济学的边界搞模糊了，一些经济学的大师，也成了社会学的大师，这让人感觉到社会学就要被经济学吞并了。
至于政治学，好像从来就是大家族里的小媳妇，谁都敢欺负她。政治学谁搞不得？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都难免这样想。或者干脆就不承认政治学存在的意义。至于历史学家，他们大概更是天生的政治学家。一切历史故事都是现世的“资治通鉴”。当然，有基辛格这样的政治学家，但他的成功与其说来自学问，不如说来自政治才干；而在政治才干上超越基辛格的经济学家则数不胜数。
法学怎么样？真正的“法理学”早已是经济学的领地了。没有经济学，就没有好的法理学。固然大学的法学系很热，但那里主要不是培养法学家，而是培养律师；律师是为别人打官司服务的专家。
人文科学以人的行为及其社会后果为研究对象。倘若人真是理性的，即使这种理性受到制约；倘若理性的人有统一的行为动因，只是这种动因有某种“文化假象”，那么，构造一个统一的学科来解释人及其社会后果便是有可能的。至于“统一”的使命由谁来实现，那要看各个学科的特点与学术优势。
光荣使命落到了经济学家的肩上。经济学家经过百余年的奋斗，把经济学推到了“显学”的地位。说它是“显学”，大概可以讲三个理由：第一，它以数学和心理学为基础，又倡导实证分析方法，使自己较其他人文学科更具有“可证伪”的科学性质。第二，在它与其他科学的关系中，它不断侵入其他学科的地盘，且战果辉煌；经济学的武器所到之处，几令其他学科俯首称臣。第三，经济学家的队伍日渐庞大，且内部分工相对严密，更有高的收入，着实把GDP切走不小一块。
经济学只有在心理学和数学面前才低下自己高傲的头颅。它因这两个学科的发展而受惠，也因这两个学科发展不够而显出自己的硬伤。现在，经济学家几乎无话不谈，小到家庭、企业，大到国家、国际关系；传统领域如货币、就业、价格，新开辟领域如投票、合作、集团行动等等，经济学真可谓披坚执锐，所向披靡。
从学科分化的意义上说，经济学已经拱手向哲学做了告别。哲学不再是显学，哲学专业的博士学位获得者连像样的工作也找不到。经济学家有时也谈哲学，诸如公平与效率这样的问题扯到最后经济学家自己也没有办法，于是便诉诸哲学；事实上，类似问题扯到最后已经不再是一个科学问题，经济学家大可不必回答。在整体上，经济学帝国主义的领地仍在扩大，其学科至尊的地位尚未遇到真正挑战。
二、百年前的决战
现在我们把经济学看做一种显学，但经济学在大学讲坛上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时间并不长。1776年，亚当·斯密的杰出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出版了，但此后一百多年里，经济学仍然不是显学。我们中国人认识马克思主义主要得益于马克思的经济学，似乎感到在马克思时代经济学已经很热闹了，其实不然。在剑桥大学，直到1903年才设立了经济学和政治学荣誉学位，而此前经济学是作为历史和伦理科学荣誉学位考试的一部分来讲授的，大学里设置的经济学教授职位极少。为改变这种状况，马歇尔做了不懈的努力，J。N。凯恩斯（梅纳德·凯恩斯的父亲）、西奇威克和福克斯韦尔都是马歇尔早年在剑桥大学的重要同盟者，他们一起为提高经济学的地位并肩奋斗。
在一百年前，经济学家还在反对历史学的“帝国主义”，转眼间，一切人文学科都在反对经济学的帝国主义了。这是理论界的沧海桑田，很是耐人寻味。当时政治经济学受到很多方面的围攻，但概括地说，围攻出自两个方面：一是传统的知识体系，主要由伦理学和历史学构成；二是发端于孔德（te
Auguste 1798～1857）的社会学。前者害怕政治经济学太大，后者又嫌弃它太小。经济学家内部也有争论。几方面的冲突在后来被称为关于经济学方法的大论战，但实际上这场论战不单是一个经济学方法问题，本质上是整个社会科学的方法问题。这场论战的谁是谁非，在我们看来当然很清楚，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阵营是正确的。我们说的“正确”，当然有其学理上的定义，但这里姑且不论。
那时，是“历史学帝国主义”的天下。历史学早于经济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了，但它并不想与其他兄弟和平共处。门格尔教授曾生动地描述了“历史学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的态势，他说：“历史学家像外国征服者一样一步一步踏入了我们的科学领域，给我们强加他们的语言，他们的习惯，他们的学术用语，以及他们的方法，在与他们的特殊方法不一致的每一个研究领域不可容忍地与我们发生争斗。”（《德国国民经济学的历史主义谬误》序言）这个描述不是耸人听闻，在当时是现实。那个时代以及更早时候的经济学家顶的是历史学或伦理学教授的头衔，撰写一部著作如果不讨论历史问题，是要遭受非议的。亚当·斯密博大精深，伦理学和历史学什么都能谈，所以不仅让学者们折服，也受政治家的尊敬。李嘉图的道行不高，主要在抽象概念之间演绎，便受到广泛攻击。对于这种状况，马歇尔和凯恩斯他们是难以容忍的。
另一方面，作为社会学的代表，孔德批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结论极端贫乏。孔德和他的追随者认为，由于财富现象与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任何把经济科学从一般社会哲学中分离出来的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他们认为，社会现象作为一切现象中最为复杂的现象，其主题的不同方面在科学上是一个整体，不可分离；如果试图把社会的经济或产业方面的分析从知识、道德和政治分析分离开来，一定是非理性的。他们也承认，财富的某些现象可以用科学手段加以分别研究，但他们否定这种研究能够构成一门独立的学科。但是，被人们以为从整体上研究人类社会生活的社会学这一“科学老大”的研究结论就丰富得很么？英国学者对此持否定态度。谢尔布鲁克（Lord
Sherlbrooke）对此曾作过很好的评论，他说，区别于各门特殊社会科学的社会学要占上风还未到时候，在社会科学领域，这一天的到来需要更广泛地作出概括总结，办法是使研究社会中的人们的各种具体的科学得到更充分的发展。因此，一般的社会学知识是可以建立起来的，而政治经济学则是它的一个分支。但经济学不能等待这个意义上的社会学的建立。
面对压力，英国经济学家投入了战斗，他们要改变经济学的“小媳妇”地位。杰文斯（Jevons
William Stanley，1835～1882）是一个天才型的人，他把数学和功利主义哲学结合起来，构建了经济学的逻辑体系，为古典经济学向新古典经济学转变奠定了重要基础。由于他的早逝，英国经济学的领袖成了马歇尔。此人是一位硬汉子，为经济学的地位殚精竭虑，也为自己的地位寸步不让。反对者被他搞得筋疲力尽，不得不拱手称臣。他成功的重要标志是剑桥大学1903年设立了经济学和政治学荣誉学位。此后一百年里经济学繁荣这个大成果与他的大名无可争辩地联系在了一起。
有意思的是，那时的英国经济学家在发起进攻时，远没有今天的经济学家的那种登临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傲气。那时的马歇尔教授干脆不希望有一个人文学科的“大爷”出现。他说：“大谈统一的社会科学的更高的权威是没有意义的。不用怀疑，如果它存在，经济学将乐意在它的卵翼之下寻求庇护。但是它不存在，也没有信息表明它将会出现。无聊地等待它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应该用我们现有的资源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经济学方法大论战已经过去一百年了，但关于经济学方法的讨论始终是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内维尔·凯恩斯写了《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之后，1932年罗宾斯（Robbins；
Lionel。1898～？）出版了《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几年以后，哈奇森（Hutchison
Terence W。1912～？）出版了《经济理论的意义和基本前提》，对经济的方法问题提出了迥然不同的观点，并第一次在经济学方法的讨论中应用了波普的哲学思想。这就把关于经济学方法的讨论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二战以后，弗里德曼、萨缪尔森和米塞斯等著名经济学家都对经济学方法提出了重要的系统的意见。
关于经济学方法的讨论给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不断注入了科学精神。经济学的边缘地带是哲学活跃的地带，但这个地带不断向外推移，哲学讨论的范围缩小了，经济学日益工程技术化。这是一种进步。伴随这种进步，经济学在不断扩张自己的地盘，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的传统领域都成了经济学家纵横驰骋的领域。一百年前，经济学家还面对历史学的“帝国主义”采取防守姿态，现在来了一个颠倒，其他学科开始面对经济学“帝国主义”采取防守姿态了。这个转变的功劳应该有经济学方法研究的一份。
三、经济学能替代其他人文学科么？
如果马歇尔现在可以活过来，不知道他会惊奇成什么样子——自己当年反对历史学或社会学的一统天下，到头来却看到一个“经济学帝国主义”！
不过，我终归不相信经济学会替代其他人文学科。我们不用担心大学的人文教育讲坛将只剩下哲学和经济学（包括管理学）——
一个是糊涂的，另一个则是聪明的。经济学在侵入其他领域的同时，也在改变自己。事实上，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之后，经济学已经分化为理论经济学和各种应用经济学两个方面。理论经济学正在变为一种通用的人文基础学科，而诸如政治学、社会学和法理学等都将是应用性学科。这种学科分野目前还不是现实，但我相信它总归会实现。
“经济学帝国主义”已经受到人们的谴责。人们会举出无数例子来证明惯常的经济学概括在多么大的程度上有悖于事实。有人甚至讽刺说，经济学家会拿交易费用概念解释猴子为什么会上树。从根本上说，经济学家不应该怀疑自己的学科基础，但经济学家的确也不应该忘记自己是谁。自己那些模型不论怎么精巧，总是难以穷尽现实经济生活的变量，因此也总是不能成为精确的预测工具。或许经济学家永远做不到像卫星测控专家那样，让经济活动沿着既定的轨道运行。
对现实的判断，往往是“直觉”比模型更可信。离开对现实生活的数理模型的解释，一个优秀的人文学者的“直觉”对于有“资治”要求的政府，显得更加宝贵。如果拿“直觉”摆擂台，获胜的并不总是经济学家。据我的体会，就社会发展的大趋势而言，优秀历史学家的判断往往比计量经济学家或计量政治学家的预测更为可靠。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约瑟夫·R。斯特拉耶曾分析了现代国家的起源与演变，形成了一套相应的理论，并据此作出一个惊人的判断——过去五十年中产生的政治体系大都没有完成向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这个转变将付出何种代价取决于许多因素，但转变是必然要发生的。后来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的事变证明了斯特拉耶的正确性。相比之下大名鼎鼎的政治学家亨亭顿则甚为荒唐，他曾经赞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是多么成功地实现了多民族的联合。至于经济学家，在这类问题上也高明不到那里去。
在其他人文学科中，经济学家大概最倚重历史学知识。J。N。凯恩斯曾表达这样一种态度：让我们简单地从劳动的科学分工的角度来考察问题，最好是在经济学领域里从事研究的人，尽可能利用已经证明是有价值的材料，而不去花时间研究属于纯粹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