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黎民则是一副施施然状：
“哦！哦！不忙不忙，到时自有分晓！”
星期天我赶到球场，两队正在操兵。只见那一端兵精将猛，篮球碰碰然，人球齐飞，一派袖珍NBA 的模样。
另一端，坐的坐，倒的倒，脚酸手软，遍地哀鸿。
本着人道精神，我正要宣布比赛中止。不料在程序部中，突然冲出一员猛将：
“朱先生！我可不可以申请转部？”
“现在转部？”我一看，是林维江。
“不现在转就来不及了。”
“好吧，你要转什么部？”
“中文部！”
球赛在抗议声中开始，也在抗议声中结束。原因是比赛太精采了，记分员变成了拉拉队员，浑然忘了比赛的目的，记分牌上一直是零比零，最后胜负难分！
由于计算机是当红的科技，是经济利益的核心，想在这个圈子里找义人，实在是缘木求鱼。一九八九年，我曾在大陆见识到一位真正的义人。他符合了义的基本条件，即坚持原则，牺牲自己，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栾贵明先生。
有一天，有人拿一份人民日报给我，叫我看一篇讨论中国信息前途的文章。显然大陆与台湾，一个老大，一个老二，就算有差，也差不多。文中提到大陆盗侵版权的现象严重，有很多输入法即抄自我的仓颉输入法。抄还不说，为了个人的利益，反而以仓颉为对象，大肆攻讦。文中对这种现象很不以为然，严正地提出讨论。
作者是栾贵明先生，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电子计算器中心。
一个人能路见不平，为一个素未谋面、无利可图之人拔刀相助，这不是义人吗？后来我到北京，特地与他会面，相谈颇为投机。他早就看出计算机对文化的影响，也一直在这个园地中耕耘，但限于各种条件，能做的不多。
他也训练了一批学生，把《全唐诗》和所有相关资料都建了全文索引库，甚至于《古今文选》、《二十五史》等都在他的计划之中。我看到他的成绩，知道中华文化代代有传人，心中大感安慰。
后来我回到台湾，由罗鸿进口中得知因为他坚持研究传统文化而得罪了权贵，被迫离职。尽管如此，他仍然坚持信念，继续艰苦奋斗，在浊世之中殊足可贵。
坚持理念不是一句口号，零壹公司虽然只有近二十位员工，但一开门，处处要钱。平均我们每个月可以做四、五十万的生意，开支却在七、八十万左右。
能借的都借了，沉红莲也设法借了二十五万来，不得已，我决定把房子卖掉。内人很不谅解，我知道她关心孩子读书的问题，一心想去美国。因此便骗她说我要去美国发展，她信以为真，于是房子卖了，得款一百五十万元。
然后，我带着她们母子，先去洛杉矶安顿下来。售屋的钱先充作公司开支，然后由公司每月按时寄美金一千块过去。我则住进公司，以办公室为家，开始了尔后十数年有室无家的岁月。
智慧之旅 （第三部） 六、芒种 标准、去国、认同、雷达中文打字机的制作始终萦绕于怀，有一次我在广告中看到了一个四十个字位的坐标绘图器（Ploter），我如获至宝。在我设计中文字库时就曾经想过，向量结构其实便是坐标位置，送到绘图器上，立刻就可以“写”出中文字来。当然，这种字并不好看，我又想到，只要重新设计一种笔，再用程控“笔法”，一定可以符合中文的书法艺术。
最有利的是这种做法的成本低，大量生产时可以降到三十块美金以下。我想到就做，立刻叫林嘉勋用汉卡的结构，加一个键盘和绘图器，外壳我则用压克力版成型，不到一个星期，便做好了一台小巧精致的中文打字机。
虽然是利用现成的组件拚凑而成，且写字的笔并不理想，但从各方面看上去，都令人爱不释手。每秒钟约可写五六个字，要加快速度也不难，但是当时还没有人打得那样快。至于写字笔也可以换，并且有多种颜色和粗细。
这只是实验的样品，我打算设计各种不同宽度的笔，以便写出各种字体。现成的绘图器只有四十列，是正常信纸的一半。我找到生产厂商，他们已经有八十字列的机种。在微电脑的控制下，就是一套不折不扣的中文文书系统了。
我拿给庄灵看，他特别为台视做了一次专题采访。后来工业局长找我去，并介绍交通银行投资五百万，与我们公司合作生产。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但这只是未来的远景。目前却因零壹公司的财务状况不佳，我又不愿借钱，各方面都要兼顾，吃力非常。
一九八二年年底，资策会通知业者，召开一个中文编码会议。有二十多家厂商代表与会，我也忝属其中之一。新闻界则有经济日报及工商日报的记者。
不料主持会议的竟是何宜慈，记得上次溪头会议时，他还很谦虚，自认为对信息这个新兴的行业一窍不通。没想到事隔几年，口气已经变了，彷佛是君临万邦，他为了解救中文计算机界，设计了一套中文码，要大家承认为中文交换码，共同采用。
等他把细节一讲，原来就是那套拚凑不全的“溪头码”，现在摇身一变，成了尚方宝剑！会场之中只有我与经济日报的记者是上次的劫后余生者。据何宜慈的说法，该码是国内的一流专家，在他的主持下规划出来的精心杰作！如果贵为“国家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居然也能掩耳盗铃、一手遮天，我真以做一个中国人为耻！
溪头码只是一种儿戏式、大家搓圆仔汤的应酬结果。会中吵吵闹闹，根本没有结论，出席该会议的人士，也没有人背书。我是全程参与溪头会议者之一，从头至尾大家都反对制定不成熟的国家标准。因为彼此都有此一共识，所以也没有几个人把溪头码当作一回事。当然，除了别有居心的少数人以外！现在，何宜慈据之以为进军信息界之法宝，实在令人齿冷！
我立刻表示反对，溪头码只有一万三千字，而仅仅当时国税局的人名用字就有一万八，更别说图书用字了。我认为中文交换码理应包括所有用字，至于各家要用多少，基于应用的范畴不同，应由计算机公司自行决定。
何宜慈反驳说中文交换码的订定，是为了顾及业者的利益，字收不多是因技术上有困难。至于用字不足的问题，国家可以立法限制人民的用字范围。
我听了心里一惊！这正是我最担心的结果，多年来我孤军奋战，何宜慈不知躲在哪里？今天中文市场成了气候，他就来个“锯箭法”，削足适履，美其名为使业者有“生意”可做，骨子里却是要斲断中国文化的命脉。
一万三千字与八千字有多大的分别呢？不正是一百步与五十步之差吗？民国元年国民政府公布了八千字的“电报明码”，早已成为国际上中文之通讯标准，既现成又省事，为什么不就用电报明码作为交换码呢？我参与过国内多次重要的编码会议，深知其中原委。字数不够并非主因，实际上是有人希望表功，藉此争取一席权威的地位。
早先的明码设计考虑不周，八千字不够用，才导致今天的各种困扰。而现在技术进步了，设备更新了，分明可以把六、七万个字同时纳入系统中，为什么不趁着目前规划之初，一次彻底解决？稍有大脑就可以看出来，一万多字绝对不够用，一旦大量资料建文件完成，再想修改标准，那就痛苦不堪了。
不仅外行如此，连目前大多数从事中文计算机工作的人，都不曾涉及中文系统的规划，没有文字应用与功能效率等方面的认识。有人甚至以为在计算机中放几个中文，就算是中文计算机了。在这种前提下，对卖计算机的商人而言，用字越少成本越低，对设计的程序员也越是省事。那么为什么不用八千字呢？干脆些，用英文岂不更简单？
有些“误人”专家还提出了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认为字数少可以节省传输的速度，兼顾与英文软件兼容的能力。这种理论相当于说：因为中国人口太多，如果人少一点，不仅交通方便些，国民生活水准也能提高，我们甚至可以与工业国家匹敌。这种理论百分之一百冠冕堂皇，但也百分之一百的与现实不符。我们怎能改变中国人口众多的事实呢？把少数民族忽略掉？再不然杀掉一半？
这种话听起来十分荒谬，那为什么只承认一万三千字就不可笑呢？我们要使中国脱离贫穷、无知，要使中文计算机发挥文化上应有的效益，难道就没有其它的方法吗？时代虽然在进步，但是人性依然，无知、无能使得急功近利的人，总会想尽一切方法，为自己谋取巨利，再用堂而皇之的巧言掩饰他们的私心。
真正的中文计算机应用者是户政、地政、财税机构以及图书馆，这些工作都需要完整的中文字集。这套内码如果不成功还倒罢了，只不过令市场上难以适从，迟早还会有改进的机会。万一真的由国家立法，限制人民用字，其结果必然是几代以后，中国人将无缘认识历史上所用的古字，也就与中华文化彻底分道扬镳了。（果然到了一九九五年，为了户政的计算机化，户政司又制定了一套5；5196字的字集。仅在北、高两市试用的结果，就不足六千余字，将来图书馆计算机化可能又要另订一套标准了。不幸的是，当年大言炎炎的专家们此时都功成身退了，我以一介归隐的老耄，犹要重做冯妇。）
我毫不客气地当着各计算机公司代表及媒体记者，指责何宜慈说：
“这样做是文化罪人！你说技术上有困难，那是你的能力不够！我已经证明，在汉卡中已有三万多字，此外宏碁的天龙、神通的汉通、诚洲的仓颉都有三万到四万个字。你不知道，不妨先问问他们！怎么能把头埋在沙中，硬说技术上不可能？反而要定一万多字的标准？”我越说越气，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个修道人！
“你是生意人，我一向不和生意人打交道！”何宜慈也火了。
“你错了，我不是生意人！我从事中文是为了文化，国家要我可以送给国家！”
何宜慈把手一摆，收起桌上的资料，说：
“我不跟你胡扯，我下面还有一个重要的会议，我先走了。”
果芸一直想打圆场，但却插不上口。这时见何宜慈要离去，只得腼腼腆腆地陪他出去了。一时场面很僵，谁都不说话。
会场上一片寂静，一会儿果芸回来了，问我：
“朱先生，你说要送给国家可是真的？”
“绝对不假，在场的有好几位可以作证，我只要求政府替我把零壹公司的问题解决，我可以全心全力把中文系统建立起来。”
接着果芸征询在场各厂商的意见，大家都很支持一种共通而实用的方案。为了要证明确实可用，当场推派了三位工程师：宏碁的施崇堂，神通的刘大卫，还有一位是王安的，名字已经记不得了。由他们代表厂商共同评估，以定取舍。
我的技术计有三大部分，一是中文字库，能在 64KB 的空间内，提供三、四万字（再多也能扩充）。而且有各种字形大小、字体种类的变化。其次是中文系统，为了与英文兼容，中文必须考虑内码的编排，以达到最高的效益。第三则是中文软件，我们已经在“北极星”系统上开发了一套综合文书、数据库与表格处理的程序。
三位工程师评估后，一致认同，并建议资策会采用。十二月十五日，在资策会果芸执行长及黄为德副执行长的保证下，确定要在旧历过年后，正式作技术转移。
这次我深信不会再有变化了，谁都知道资策会就是政府的计算机管理机构，两位负责的主管已向我保证过，难道还会错吗？零壹公司的部分同仁，初时对我的决定还有些不能谅解。我便向他们解释我的立场，在大我的面前，小我是不能顾及的。此外中文需要很多特别的技巧，未来他们的工作只有更形重要，而非就此解散。
过了阴历年，所有的移转资料都准备好了，零壹已经停业，人人等待着。一天一天，一个星期一个星期的过去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完全不像有任何人对我们的技术有兴趣的样子。为什么呢？我这一生永远像是生活在恶梦中！
我打电话去资策会找黄为德，每次他都不在，果芸更不用说了。找不到上面的人，只好找几个经理或工程师，结果不是人不在，就是一问三不知。
记得是四月三日左右，参加会议的经济日报记者打电话来问我中文技术移转的情况如何？我告以没有消息，他则说他打听的结果，有人指控我是共产党，所以转移的计划可能有问题。
我听了不禁心灰意冷，我知道共产党的帽子一被戴上，再加上我曾有想回大陆的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