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民族能把这些甲骨、石块搬来搬去吗？即使在历史上曾有过这么一位智者，相信在他死后，子孙们一定如释重负，众志成城，立刻将所有的重物丢弃掉。
原始的文字必然是最易辨识、最符合人性的记录，那就是直观的象形。发明文字的人必是智者，然而应用的人则未必有太高的智能，于是麻烦就来了。人的模仿力是观察、控制、判断力的总和，眼睛看到形状，手不见得能画好。对手控制不好，判断力又有限的人，象形文字经常令其徒呼负负。
所以象形字的最大困难是一般人很难熟练的应用，于是就有人加上主观见解，自行修改。在象形文字出现之前，人类已经有了丰富的语言。“口”是最有用的器官，一开口就能出声，用声音表达意念就是语言。语言虽然方便，声音却无法保留，见风即散。但是有了文字以后，用形代音，以音为符，很容易将象形转化为拼音文字。
农业文化的摇篮是河谷平原，在非洲及中东有两大水系，一是埃及的尼罗河，一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这两个地区的居民在早期也都发展出了丰富的象形文字，也有着独特而兴旺的文明。
在这两大古文明区之上的，是岛屿散布的爱琴海，在初爱琴海并未发展出文字，因航海术的兴盛，腓立基人来往各海域之间，发展了商业文化。商业重利，语言文字的方便性高于一切。当语音加上可以发声的字符时，便产生了拼音文字。
拼音文字的特点是语音元素少，所需的符号不多，少数的符号就可拼出所有的语音。大约在二千年前，埃及和两河文明均受到拼音文字的侵蚀，象形文字便隐入历史黑暗的一角，只有中国能将之发扬光大。
中华文化的特色之一，是封闭的内陆型态，黄河源远流长，黄土高原离海甚远，是所有的古文明中最后一个受到拼音文字冲击的地区。当十六世纪海权兴盛时，中华文化已然定型，有其深厚而特独的内涵，故能一直坚持到二十世纪。
今日的知识分子都已知晓地球环境上生态平衡的重要性，而大声疾呼环境保护。近年来，另一种呼声也响起了，就是少数民族的文化保育。为什么在这物质挂帅、事事讲求利益及效率的时代，竟有这种反淘汰的潮流呢？
我相信这是人智渐开后的反思，今人终于认识到宇宙的进化是生命平衡的结果。如果因人为的因素使其它生物绝灭，人类还能独立生存在这失衡的大地上吗？最令人动容的例证，就是抗病的药物大多数来自各种植物，过去的人因为无知，消灭了地球上近七成的野生物，很可能诸如癌症、爱滋病等的有效抗体都已灭绝。待人类将生态破坏殆尽，生命的物质资源不存时，即令技术成熟，人类的未来还能依赖什么？
中华文化难道竟然比不上大熊猫吗？人们以为中国人有十二亿，中华文化就将继续流传下去。看看今天的埃及除了金字塔巍然耸立外，其楔形文字又有几个人能认识？再看看美洲、南美洲的印地安人、马雅族后裔犹存，但其文化呢？
那么中华文化又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呢？前面说过，因为拼音文字的侵蚀性强，全世界各地区的文化都呈现一种混杂混沌的状态。唯有中华文化因为地缘因素，直到近世纪才开始受到冲击。
在信息时代到来以前，人对文化的认知受到时空的限制，能领受的不多。正因为文化是无数前人所践踏出来的道路，自有其源流的方向与特征，一旦掺进了其它不同的文化素材，方向便混淆了，足迹也零乱了。
更重要的一点，要想将文化转移到计算机中去，必须要有相当的想象力。那就是我一直孜孜不倦的“了解”课题。初民之所以能认识事物，是以尝试错误的方法，逐渐形成的体验，一代一代累积而得。我们唯有上溯原始，明察初民认知事物的“真实状态”，才有希望解开千古以来“人如何了解”的大谜。
读者若看过费南道耳的侦探小说，一定会有这样的认知：当一件凶杀案发生时，福尔摩斯带着他的放大镜以及他的华生医师赶到现场。第一件事便是看“现场”是否遭到破坏，如果一切都保持原状，则不难找到证据，问题迎刃而解。
可是果真如此吗？苏格兰警场不乏能人，如果现场证据齐全，区区小事也就不必劳动福尔摩斯和华生的大驾了！
“了解”是在探求人类智能上一个重要的大案子，而文字则是人类理解万事万物的“现场”。当今所有的文字中，唯有中文还保持着些许象形的原状。只要加上福尔摩斯的细心，一点一滴地追溯上去，必然能找到人与认知的线索。
拼音文字就无这个特性，正因为它太方便了，几千年来人人带着它跑来跑去。写诗作文毫无问题，但要求证人类“如何理解各种事物”时，便会发现那些道理早已随着歌声飘扬在过去的时空中了。否则，以西方科技的实力，人工智能的悬案会延宕至今？
在中文结构中，我找到了理解的基本因素，那就是中文形声法则。我又根据形意的关系，分离出“理解基因”。而且将之与仓颉输入法结合，于是字序、字码、字形、字辨、字音、字义六大要素，便整合成一个系统。（因其太过专业性质，在此不加详述，《新易》一书专门讨论此一课题，待适当时机再行发表。）
由于工程浩大，不可能一蹴而及，我决定分阶段实施。在我的构想中，目前应先建立供未来发展的中文系统，直接以输入码作为内码。根据此码可以组成字形、得到字音、字义，完成后，计算机应能和人一样了解及处理文字。
在完成“中文之星”的字库后，我立刻又有了新的做法，修正了数据结构及绘图的方法。沉红莲是驾轻就熟，资料及程序全部由她负责。我又重新设计中文系统程序，同时开始规划中文自然语言的架构。
这也是我与别人不同之处，我要求程序精简快速，不同于一般人只顾程序功能的完成。中文之星的系统程序执行速度太慢，我改写的结果，不但程序空间小了二分之一，处理速度也快了两倍多。并且还在原有的功能上，增加了窗口及排版的处理接口。
从表面上看，我还在写程序，这岂非“大材小用”？信息界有不少才智之士，都在略有小成之后，立即步步“高升”，升到不食人间烟火的高空。然后再一步步跨入“天庭”，把他们的才干全部投入权利斗争的核心中。这是社会最大的损失，也是文化断层的必然结果。在中国传统社会上，读书人负责处理人的事务，技术人员负责事务性工作，井水不犯河水。后来读书人没落了，技术人员读了些技术手册，便以读书人自称。
结果呢？从事技术的假读书人不安于技术工作，没有读过经世济民大道理的技术官僚，竟然掌管国家社会大计！更荒谬的是，只要有了民意基础，任谁都可以在国家庙堂之上，或假公济私，或施横撒野，“闹乱君臣百万般”！
这些世态之所以产生，是今人错认了艺术的真谛。艺术本意为人类行为的极致，是人类意识追求真善美的实际表现。因此，有做人的艺术，有处事的艺术，有为君的艺术，有为民的艺术，当然也有从事美术、音乐、写程序等的艺术。
人为万物之灵，这个“灵”字就是人对艺术渴求的明证。什么是“灵”呢？灵是我们假定在造物者所设计的人体中，有一种精华结构，是人体的极致！
然而万物之灵却丧失了其应有的灵性，不论做什么，都只追求表面的利益而不求完美。在这种情形下，社会上除了眼睛可见的权势名利、声色犬马之外还有什么？在上者如斯，居下者竞尤，从事计算机业的目的只为了赚钱，谁管它完美与否？
然而皇天有眼，我的苦心没有白费，下了足够的功夫，我终于看到了理解的真实面目。在初，我唯恐自己失去了搭上人工智能这班列车的机会。而当真相历历在目的一剎，我反倒犹豫起来了，我需要做吗？我能够做吗？我应该做吗？
我需要做吗？如果我想证明自己不凡，也就是说自己实际上是有些自卑！自卑者需要以表面上的成就，从他人欣羡的眼神中，得到些许安慰。由于我不自卑，所以不需要证明自己不凡，当然不在意别人眼神中藏着什么宝贝。
我能够做吗？所谓的能够，当然是已经假定自己有能力，问题在客观环境是否许可。记得当时中国时报美洲版的记者罗鸿进先生曾去访问我，那时我正在矛盾困惑的关头，特地放了一个测候气球。我表示在三年内可以完成中文的人工智能计算机，结果他的特约稿被被搁置了，我也知道时机未到。罗鸿进还不死心，用头条标题，把那篇文章刊载在华盛顿的“中国邮报”上，同样是古井无波。
为什么要放测候气球呢？正如老子所说：“鱼不可脱于渊”。人间何处为渊呢？如果人人认为人工智能可行，就谈不上所谓的“天下神器”。既然别人不愿意相信，何苦要自掘坟墓呢？
不论前面的理由如何充分，主要问题还在于“我应不应该做？”这个答案也非操之在我，端视国际大环境而定。做为一个中国人，我该做！做为一种文化的传人，我不应该做！我的取舍准则在于一个“正字”！所谓“正”有时机之正，有条件之正，有人才之正。三者又可视为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因此，我在《道德经》的指引下，心中疑团冰释（这就是多年后，我出版《老子止笑谭－－从人工智能的立场重读道德经》一书的动机）。我自订了三个条件：非受到了外国的侵侮，我不做；非得到有眼光有见识的大德支持，我不做；非聚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班底，我也绝对不做！
手中的钱其实维持不了多久，我的妻小已在洛城定居，每月的开销就要二三千美金。而我们租的房舍很大，月租一千五百元，我便要她们搬过来，共体时艰。
这时，那位姓钱的朋友一直怂恿我再组公司，他负责找人投资。由于我研究的课题正值紧要阶段，目前的方向尚未定下来，所以婉拒了。他便建议由他去活动，只要我同意做他的技术后援即可。我考虑之下，这样与己无损，有何不可？
不久，老钱便开口借钱，基于他上次带我们去旧金山的德意，我亟思报答（我欠的人情债很多，蒋先生、万佩鼎及老孙等，我很想在有些成果后，请他们来共同分享）。所以借了两万给他，结果是一去不归。表面上是我损失了，其实傻的是他，因为真的要骗，最好骗得我的信任组成公司，那时很多产品都会发展出来，获利岂止两万？
圣路易市有一批参加过国建会的成员，他们定期开会，保持联络。在一九八五年的一次会议中，他们邀请我演讲中文计算机的前景。会议中我见到了张系国，他正忙于筹办“小型书院”，在他的理想中，小型书院是人文与科学并重，那也正是我的理想。大学教育的目的应该是对知识的认知与理解，必须扬弃对技术训练的过度重视，以免把学术切割得支离破碎。
张系国很有眼光，是当前信息界难得的人才，我相信这与他的文笔有绝对的关系。因为人系以概念为思维的基因，若文笔不通，概念必然不明。概念不明的结果，不论看书、听话所能领会的都有限。即使将知识死背活记，也只能当作资料来应用，若想透彻理解则难如登天。
今天社会的失序，正是教育中重视数理而忽视人文的结果！记得我所读的师大附中就把数学程度好的编为实验班，而实验的结果呢？我见过不少数学能力极高的人，做人做事却令人不敢恭维。有人称计算机为计算器，写程序全赖高等数学，但事实证明，一个数学从来没有及格过的我，所写的绘图程序（我没有用数学公式，日后若行有余力，再将全部程序公开），其时空的执行效率，敢称举世第一！
一九八六年，我去拉斯维加斯参观计算机大展。在会场中巧遇郑天任，他目前事业发展得很顺利，公司有数十名员工，忙得不可开交。他坚邀我去东部与他合作，主持研究发展。这时我好几项技术已经开发成功，正在寻找合作的伙伴。如果郑天任真是可以合作的对象，我打算好好辅佐他，成就一番非凡的事业。
于是，我们千里迢迢的从洛杉矶到了维吉尼亚洲的诺弗克市，那是美国的海军基地，濒临大西洋。沉红莲和我在美国三年已换了六次居所，除了她那宝贵的书，能丢的差不多都丢掉了。新居是栋滨海大厦，我们住在顶楼，时正值秋天，水天一碧，和风轻拂，景色颇具雅趣。
美国东岸是政治文化的重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