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下棋。
不仅是下棋，赛跑、打球都是一样。到后来，我简直只要一想到输赢，浑身就会抖颤不停。所以，我用尽一切借口，避免参加任何比赛。然而，在学校里常有各种班级对抗活动，不参加不行。最后我只好不断地告诉自己，我是被逼参加的，输赢与我无关。而且不管成绩，不理会分数，这样才能免除紧张。这是我自命清高的原因，正因为过于好胜，唯有远离各种竞争活动，才可治本。
在成功中学时，我被选为篮球校队，我猜唯一的原因是我从不贪功。我身材不高，得分也很少，打球只为了发泄无限的精力，一上场就拚命抢球。尤其是有“旱地拔葱”的功夫，篮板球非我莫属，抢到了便传给别人投篮。因此，同学们都喜欢与我同队，说我输得起，脾气好。实际上我是不敢投篮，进了没什么，不进，我会难过得要命。让别人投最安全，免去了我心理的压力。
老实说，我怕负责任，更怕被别人怪罪。我只要不负成败的责任，不论做什么，都能做得很好。在中学时，我不曾担负过任何实质性的责任。只有在卅七班被选为风纪排长，比股长还要小一级。由于官小，责任不大，倒也敢作敢为，还几乎被姓罗的同学摆平。
现在只因贪吃，自投虎口，怎么办呢？一是不负责任，反正谁也无法强迫我；一是找一个与竞赛没有关系的工作，只要远离胜负，我就不会紧张、出丑。
所以，一开会我就毛遂自荐，愿意负责文艺组。这一方面也是我对文艺有兴趣，而且有过办刊物的经验。
刚进大学的毛头小子总有点新鲜感，有点自命不凡。尤其是中学时代被严格控制，除了死读书，身心受到绝对的保护。一旦压力尽去，以前不敢的事，现在可以试一试了，要玩嘛，得玩些新花样，疯狂疯狂。
小班长点子多，精力足，又当了总干事。回到储藏室，大家一起哄，他说了：
“我这总干事是玩真的，还是玩假的？”
“当然是真的。”
“好，那么你们得服从命令！”小班长是一本正经。
“你尽管吩咐！”大伙尚不知厉害。
“好，说话算话，”他胸有成竹：“以后本室同学一律团体行动，违者罚款。”
财主问：
“包不包括泡妞？”
“漂亮的妞大家公泡！”小班长对大家说：“赞成的举手。”
全票通过，小班长便说：
“今天开始，我们的第一个考验是……”大家都在猜他搞什么鬼，“人人一律脱光，排队走到浴室洗澡。”
大家都叫起苦来，小妹妹立刻表示异议：
“我是二年级的，不和你们团体行动。”
“罚十块钱！”小班长铁令如山。
财主的绰号似乎就是这样来的，他立即挺身而出，说：
“小妹妹，钱交给我，我管帐。”
有热闹可看了，大家似乎以为只有小妹妹要脱光，正好欣赏他的细皮白肉，于是都逼着他脱衣服。吵了半天，小妹妹屈服了，央求着说：
“脱光可以，但实在不好看，能不能披条毛巾呢？”
中国人到底保守成性，小班长嚷得厉害，其实真到脱时，他比谁都害羞。于是我们脱光了衣服，每个人用不同的工具，把身体重要部位遮好，排着队，走向浴室。
这一来惊动了全宿舍，嘲笑的有，叫骂的更多，还有人喊着：
“有种就不要遮遮掩掩，好让老子评鉴评鉴！”
后来，我们不敢在宿舍耍宝了，改在晚上去运动场玩，为了要做没人做过的绝事。不知是谁建议，比赛“撒尿”。在想象中，一定是大胖尿最长，结果每次都是老师夺魁。大家不服，有次逼着大胖整个下午喝水，等别到比赛时，大胖却因机械故障，怎么都尿不出来。我们都怪他私自放水，大胖苦着脸，说不出话来。
有一次，爱因斯坦在树丛中捡到一个“气球”。大家把玩了半天，似乎与真正的气球有点不同，都觉得怪异。拿去问高年级同学，结果被大大奚落了一番。我们很想见识一下这种保险过程，这也是我们夜游运动场的潜在心理因素。
远远来了一对情侣，我们立即躲了起来，在昏暗的夜色中，眼看着他们相偕隐入一处草丛中。大伙又兴奋又紧张，悄悄爬过去，却听大胖大叫一声：
“妈的！早不来，晚不来，现在却来了！”
他这泡尿真可以创世界纪录，可是也惊动了那对戏草鸳鸯，好戏看不成了。
胡闹了一阵，正式上课以后，接触到最高学府的核心，大家再也笑不出声了。
我所见到的高年级同学，尤其是大四的，人人都死气沉沉，戴着一副“毕业就是失业”懊丧的面孔。除了讨论出洋，就是研究如何发财，毫无一点国家主人翁的气概。
我们常在别人的闲聊中，听说某同学是“某派”。等我摸清楚各个派别的来龙去脉后，才知道我们这所高等学府的真相，不禁对整个国家民族的前途，大失信心。
第一派是所谓的“唯美派”，他们学业成绩最好，从不参加任何课外活动，也不关心除了他们自己以外的事务。他们多半在校外勤补英文，早就具备“托福”、“保证金”、“推荐书”等高级知识。说明白点，他们已经决定投效美国，只恨政府强迫他们接受教育太久，还要当兵，担搁了宝贵青春。曾有位“唯美派”大将对我说：
“你说我不爱国？人是自私的，我怎么会不爱自己的国？可是这个国家是我自己的吗？如果是的，为什么不让我们参与？为什么只有少数特权份子为所欲为？如果只要我做顺民，我有权选择做谁的顺民。不管你对美国的看法怎样，至少我还有个新的希望。可是在这个国家里，我只是单相思，一厢情愿。”
这些话到我真正能体会时，已经太晚了。后来，我也曾倒戈成为唯美派，这是当年所始料不及的。
第二派是“死忠派”，他们效忠的对象万变不离其宗，就是现实的生存。凡是任何有利于他们团体、职业或是个人生存的，都可以效忠。一旦发现无利可图，他们立刻弃如蔽履。
这派人多半成绩中等，有些人一进学校就开始打听哪位老师有什么势力。看准了以后，便想法笼络亲近，深怕不能成为帐前走卒。另一些人则拚命自我表现，大喊口号，想尽方法参加国民党，专门监视异己份子，以图跃升龙门。
第三则是“迷糊派”，有的吃喝玩乐，整天追求好日子；有的浑浑噩噩，分不清谁是谁非；有的则自行其是，不知道前途何在，反正船到桥头自然直。
我也忝为其中之一，也许是因为过去一直生活在家庭的狭小天地中，不曾受到社会的陶冶，没有看到现实的真相。我想信不仅是我，其它的派友也都一样。
由小环境可以看出大环境，学校所培养的人材，都是未来社会上具有影响力的人士，所以学校的素质影响社会的水准。同时学校的师资、制度、校风，又与当时的社会唇齿相依，因此社会上的各种风气、现象，在学校中无不具体而微。
对现实有深切了解的人，由失望进而绝望，最后只有逃避，远离这种自己无能为力的环境。而不甘逃避，或无能远离者，只好设法适应环境，牵就现实。只有我们这些不知不觉者，眼睛还没有睁开，愚笨迟钝，除了自己的小天地，外在的事物一概不加闻问。
造成这个现象最直接的因素，是国人知识水准低落，没有客观的判断能力。人民在政府善意的保护下，不仅学术教材经过净化，连代表客观的舆论也是异口同声。思想更是不用说，严格的控制、残酷的镇压，不容二心。
造成这种状况的时代背景，则是政府在大陆失败后，未能反躬自省，把所有责任全部推给共产党以及不满现状的知识分子。因此不仅要反共，且要防范人民有知识（技术是例外）。而最佳的方式，便是愚民，使人人成为无知的盲从者。
当然，要问责任谁属是不公平的，这是时代的瘟疫，世纪的酗酒症候群。极端的个人自由观念急速扩张，侵入了自生自保的封闭性机体。正如一伙强壮而饥饿的美洲豹，冲进了衰迈而老弱的牛群中，一场惨烈的杀戮是难以避免的。这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受到考验，各民族又何独不然？甚至于全人类的发展方向，都面临了抉择！
在这人人皆醉之际，到底有没有独醒的孤魂，在旁观的立场，透视这场剧变的前因后果？尽管今天世人已被感染，众口铄金，聚息成风。但是只要人类不毁灭，总会有痛定思痛，反省检讨的一天。在现实的人生，主流与非主流之间，也是一场意识型态之争。好在人人都有自我表达之自由，这不正是自由的原意吗？
一般说来，知识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思维、判断的方式，另一种则是工作、生存的工具。很不幸的，前一种方式，从小学到大学，由课本到课堂，我素未得闻。至于生存的工具，想要评估究竟学到了多少，唯一的方法是用金钱及地位来衡量。
于是，每年由各大学流出来的大量知识分子，在精心的规划下，无一不是唯利是图，唯我是尊的菁英。不喻可知，这种社会所导致的结果，必然是笑贫不笑娼。从乐观的角度来看，国家富强了，社会繁荣了。但是集中了天下所有最精密的机具，创造了空前绝后的财富与资产，却不表示这个社会上的人，就具备了思维判断的能力。这些财富与资产，充其量只能满足人生物质上的需求，难道人生仅仅是物质就能满足的吗？
少数人为了保存既得利益，但求一时的偏安，不顾千秋万世的民族基业，这才是真正的病因所在。人人为己，事事循私，争权夺利，贪赃枉法，只要个人行为不会影响改变到社会现状的，都能畅所欲为。倘若有人为了国家利益，痛砭时弊，那怕是小有微言，也不能见容于当局，被视为异端而抱憾终生。
要求人人都做圣贤是不可能的，但是人失去了见贤思齐的机会，则是可悲的。人生有如航行在汪洋中的扁舟，没有导航，得不到指引，扁舟会飘流到何方呢？当然，争权夺利本为人生百态之一，贪图荣华富贵也不算大错。只是如果稍稍在良知中，供奉一尊神佛，存一点做人做事的道理，下一代就还有新生的希望！
我们学校里人事倾轧，文斗武斗之丑态，日有所闻。有两位女教授曾在教务处大打出手，事后黑函满天飞，很多无辜的同学都受到株连。
有一次农化系一位品学兼优的同学，只因看不惯这种乱象，气愤不过，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对某女教授不敬的文字。立即有大批警总人员来校，把他抓走，严刑拷问了三天。回来以后，他一句话也不说，埋头苦读英文，最后逃往美国，不知所终。
我们农艺系的师资最差，好的人材不是留在大陆，便是进了美援机构“农业复兴委员会”，再不然就是在台大任教。我们的系主任，背景很硬，手段很高，只是肚中无货，忌才弄权。高年级同学一提到他，个个摇头不语。
当时系里有位张文材助教，写了一篇论文，题目是＜钴六十对水稻诱变的研究＞。系主任明白地告诉他，按照学校规定，论文不能私自发表，只要系主任加以否决，这篇论文便成为一张废纸。如果能将此论文以系主任的名义发表，基于互惠的立场，他还有升为讲师的希望。
张文材当时走头无路，碍于客观环境，只得欣然同意。结果，敝系主任因为这篇论文，成了国家“原子能委员会”的委员。代表我国参加在巴黎举行的“国际原子能和平应用会议”，并在会中宣读该论文。
事后系主任名利双收，贵人多忘事，张文材仍做了多年助教。此事全校上下无人不知，可是谁也不敢仗义直言。不仅如此，系主任甚至利用职权，将同学的毕业论文汇集成册。以其个人名义出版，名为《稻作学》。凡是上课的学生必须向他本人订购该书，如果大名未列入订购名单，那稻作学一科绝对保证重修。
我是到了二年级才有缘领教，最初实在是没有钱买他的课本，加上又不愿屈服在重修的胁迫下，所以一直拒买。同学们一再好心地劝我，都认为我是螳臂当车，为了一本书断送前途，实在不值得。
话虽有理，但是这个不值得，那样也不必要，人生究竟要妥协到什么地步呢？考虑再三，最后我还是屈服了。因为我上课时间很少，为了消耗精力，经常办活动、请公假，既知山有虎，何必偏向虎山行？我嘴巴虽硬，其实很怕留级，白天还好，夜间一入梦，总是被考试急得冷汗淋漓，最后只好忍痛登记买了一本。为了那一本一百五十元的“圣经”，我足足吃了好几个月的苦头，不免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