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么不幸的人啊！人永远只能在时光流逝之后，才领会得到生命的宝贵。也只有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亲人，撒手离开我们而去，平安、欢乐化为乌有后，人才知道什么是空虚、孤独。亲情就像温煦的冬阳，若有似无地，淡淡而又持续地，给我们提供了生存的保障，让我们得免于严寒的侵袭。
峨姐曾是我的褓母，我的朋友，我遮风蔽雨的护身所。每当我做错了事，惹了祸，挺身而出，代我受责的是她。每当我无理的要求，在父母拒绝之后，让我出气泄愤、饱以小拳的，也是她。
母亲长年卧病在床，在受尽了人间的磨难后，还要承受父亲在日益恶化的国事、家事中，所爆发的戾气。母亲的抱怨与泪水，有如长江黄河的滚滚浊流，包罗了千古以来所有炎黄子孙的苦痛与灾难。母亲没有地方倾诉，最后都一股脑地倾倒在峨姐小小的心灵中。我还记得，峨姐总是默默的听着，似解非解地微笑着，在平静中吞没了涛天的骇浪。
直到我历经艰险，航行到了风平浪尽的虚无大海时，这才又想起了峨姐。同时也真正地领悟到老子所说的“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即使仅仅是一个不满十岁的幼童，她那平静的心灵却已包容了万有，与天地同寿。
在我记忆中，还有一幅鲜明的景象，四周是一片枯黄的稻田，我走在田埂上，后面跟着一位奶妈，我一直盘算着想吃她的奶，却又难以启口。突然间，她说话了：
“小少爷，要不要吃奶？”
正是做贼心虚，怎么被她看穿了？我吓得魂飞魄散，赶忙往前逃去。待我回头看时，她正将雪白的大奶子掏出，颤巍巍地对着稻田，挤出一道道诱人的乳箭。后来我对女性的胸部充满了憧憬，除了受到造物者的播弄外，也有部分是基于当时的印象。
接下来的缕缕记忆，隐约是在一所医院中，一个高高的圆顶白纱大蚊帐，像是一座小山似地横亘面前，母亲指着蚊帐对我说：
“来看看你妹妹！”
我并没有去看，因为我不了解蚊帐与妹妹的关系，但我对医院光可鉴人的地板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立刻在地上找到了一根绣花针。母亲见了，一把抢过去，仔细地别在蚊帐上，口中念念有词。别好后，她对我说：
“你妹妹很尖，你要小心点！”
一直到现在，这些琐事还深深烙印在我心中，不仅因为我曾经被各种迷信影响过，也有感于人的成见，竟然会建立在一些毫无基础的偶然事件上。可是我们兄妹之间，基于我个人特殊的情况，在成年之后，彼此很少来往。
根据立妹的生日，这段记忆应该是在我四岁之前，自此以后，掠影逐渐串连起来，一幅一幅的画面，清晰而明确。可能是由于幼年时的不幸遭遇，使我经常逃遁在过去的岁月里，以致能保持其鲜明度。姑不论是什么原因，至少我能意识到，自己这一生的经历似乎与他人不大一样。我童年时期相当孤独，只能尽量利用回忆，不断地整理、分析，并且研究、检讨。我充分应用了自己生活中宝贵的资源，使我得以认清自己。
另外还有件事，对我的影响也很深远，那是我最早期的“思维”痕迹。峨姐死后，母亲为了“暖脚”，要我与她同睡。而我浑身是劲，连睡梦中也在奔跑，母亲实在消受不了，便把我的双脚绑起来。
那时乡间常有土匪出没，而我一入梦，就会碰到土匪，人人都逃走了，偏偏我无论如何用力，总是动弹不得。有时我还可以用双手爬行，但每爬到门口，那高约尺许的门槛，就令我有咫尺天涯之感。那种恐怖、无奈以及绝望的感受，多年之后仍萦绕心际。
这种梦不断地重复，害得我胆小如鼠，白天怕土匪，晚上则怕上床睡觉。直到有一次，梦境实在吓人，我忍不住撒了一床的尿，于是母亲再也不准我与她同床了。
自后不再梦到土匪，但尿床的恐惧却又接踵而至，我愈害怕，梦中小便愈急。妙的是我明知身在梦中，也不断地提醒自己，千万要找个厕所，不要尿在床上。千篇一律地，最后总是在找到厕所后，心中还在犹豫，下身即感到一阵温暖，已是覆水难收了。
家人天天耻笑我，这种羞惭远比梦到土匪的恐惧还要糟糕，我开始“想”办法，包括用身体把尿煨干；给自己包上“自制尿布”；甚至把床偷偷挖个小洞，下接尿壶……但是不论如何掩饰，却没有一次骗得过别人的法眼。
直到九岁那年，有人教了母亲一个偏方，用猪膀胱熬汤给我喝。不知道是不是那种骚味远比挨打、挨骂还要可怕，总之，居然喝了一次就奏效了。但因为尿床的余悸犹存，我始终不愿到亲友家做客，尤其是绝对不肯过夜。
幼儿园也与我无缘，有次佣人把我送到一个地方，里面团团地坐着一圈小朋友。每人胸前兜着白色的围巾，正在拍手唱歌。佣人丢下我走了，老师把我拉到座位上，我不知道大家在做什么，只觉得一切好陌生，动都不敢动。不巧小便告急，我更是紧张得傻了，不知不觉竟尿了一地。发生这件事之后，只要听说是去幼儿园，不管大人用什么方法，我宁愿挨打，死也不肯再出家门一步。
六岁时进小学一年级，这时二娘也到建始来了，三个姐姐都与我同学。我当时实在不懂，雨生姐姐竟变成“男生”了，改名邦男，一定要我叫她哥哥。但是在学校里，她老跟女生玩在一起。由于父亲官大，二娘又有钱，很怕出事，所以派了个卫士，腰间挂着“盒子炮”，亦步亦趋的保护着。
同学们好奇不已，后来发现我是她的弟弟，特来问我，我说：“她是我姐姐，我叫她哥哥。”这话一传开，我被母亲狠打了一顿，以后我们两家就很少来往。
我们的邻居是建始的顾乡长，他们一家三代同堂，人口众多，老奶奶特别喜欢我，我也就恃宠而骄。他们有很多果园，四季都有水果收成。他们家最令我感到兴趣的地方，是贮存橘子的仓库。我向老奶奶磨菇，要到了仓库的钥匙，然后就整天睡在橘子堆中，吃得不亦乐乎。橘子有酸有甜，有的多汁，有的干涩。因为怕酸，从经验中我学会了分辨的方法，一摸皮就能断定内容，百拿百中。
不久，麻烦来了，吃了上千个橘子，胃酸过多，后来饱受其苦，得不偿失。
民国三十二年，父亲调任鄂西行辕主任，我们便搬到恩施去。离开了景阳河； 坐上滑竿，眼见那天天看到的峭壁越来越高，青黜黜的直插上云里。本来走得很轻松的竿夫们，突然慢了步伐，领头的一哼一吼地唱起了山歌，跟在后面的，则一声一声地应和。
他们都穿著草鞋，重重地踏在湿漉漉的青石板阶梯上，山壁也回声应响。由大人的神色中，我知道事非寻常，乖乖地握紧了把手，仔细观看。
先还看得到远处的景阳河，渐渐云气弥漫，除了前面滑竿蒙眬的影子外，只有右侧长满苔藓的巨石，倒挂着串串水珠。幸而有竿夫们前后相应的歌声，使我感觉到还在人间，否则真像一场茫茫无止的恶梦，压得我几乎透不过气来。
以往在梦中的恐惧是无助的，我并没有真正看到我所逃避的土匪，只是手足无力；动弹不得。现在身临其境，虽然也感染了一分不知名的惊悸，但手脚全在自己控制之下，心里虽然怕，胆子却很大。
这样一直向上逐步地走着，天气越来越冷，我们里着毯子犹自发抖，竿夫们却披着破絮般的衣衫，一个个头上冒着淡淡的白烟，不一刻就与雾气融为一体。
最令我迷惑的，是那些伸手可及、而又抓不住摸不着的云雾。它们蒙蒙眬眬地环绕在身边，是那样地潇洒，那样地轻柔，它把我身边的景物都美化了。阴暗又狰狞的巨石，披上了半透明的细纱，幻化为神秘脱俗、若隐若现的仙山灵境。更有那透体清凉、沁人发肤的感受，完全超出了日常的经验。
我完全遁入到另一个时空中，那种印象虚而不实、鲜明又强烈，常常导引着我忽视现实、向往玄秘，并伏下了日后我迷恋神怪小说的因子。
不知过了多久，我们终于到了崖顶。立时，天清气朗，起伏不止的丘陵，向天边绵延无尽。回望来处，是一条沿着石壁直下千仞、云雾隐约的小道。竿夫们如释重负，一个个古朴的面容上，展开了彷佛被长年风霜刻蚀出的笑颜。他们立刻摆好香案，祷祝天地。原来这段山路名为“鬼见愁”，一个不小心，人就会失足深崖，粉身碎骨。
母亲是虔诚的佛教徒，心肠慈悲，记得她不止一次向父亲提起，希望政府给他们修一条路，每一次父亲总不耐烦地说：
“唉！你们女人家懂什么？比他们更苦的人多的是！”
那时我才六岁，父亲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一个高大、披着深色风衣的影子。他没有一般人初见我时的亲切和蔼，也没有别人父亲的那种热情。陌生加上惧怕，我躲在母亲背后，不顾她的呼唤，就是不肯出来。
这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由于对儿子的期许高，作父亲的必须摆出严峻的姿态。所谓“玉不琢，不成器”，男人是社会、家庭的中坚份子，一定要坚强，经得住考验。父亲对我的第一个印象显然不好，我也对他深具畏心。
由这次见面起，我们一直跟着父亲，随着时局的变化，奔波连年，迁徙无定。父亲开始对我施以严酷无情的教育，幼年自由的岁月从此消逝无踪。为了逃避，我常常躲在回忆中，使得现实与虚幻永远交织成为一体，形成另一个天地。
父亲难得对我展露笑容，也从未表示赞许，不论做什么，不好当然要受责罚，好则更待改进。无尽的督促，无情的鞭挞，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父亲似乎要将整个苦难中国的重担都加到我的肩上，他所有的失望、不满，都化成了对我的寄望。
抗日战争惨烈异常，国事一天一天恶化，他的神色也一天比一天更为沉重。在我记忆所及，他除了工作之外，还是工作。他做事的要求很高，而且就事论事，言出如山，绝不假以辞色。不知是谁说过，我父亲一生的遭遇，就是他刚愎个性的写照。现在想来，我们这古老的中国，文化思维已然定型，在今昔世态的变迁中，又何尝不然？
常有人说，父子、夫妻之间经常呈现出互补的关系，正因为优点与缺点不是绝对的，所以当人不满于一个角度上所见时，他经常会改换另一种方式，以资弥补。我曾力求避免跟随父亲的轨迹，但那只是外表的行为，内心深处，处处都是他的影子。
人在启蒙时期，心智一片空明，这时环境的影响奠定了个人意识的基础。在一个一丝不苟，崇法尚礼的家庭中，远在产生自我意愿之前，是非善恶的准则已然深植。成长之后，只不过是因袭过去的意识，以资因应当前的环境罢了。
我继承了父亲的血统，更承受了父亲的人生理念，所不同的只是环境变化所得到的讯息。父亲所经历的是一个国家的战乱，而我所见到的，则是中华文化的衰微及整个人类的兴亡。当人已经养成了负责任的意识型态时，一旦看到事件的真相，责任就自动压上肩膀。这时已经不再是愿意与否的问题，而是怎样尽心尽力去实现了。
父亲也有他温柔的一面，妹妹立立是全家人欢乐的中心。记得在她四岁那年，不知是谁教她，在一个全家团聚的当儿，她说：
“我是爸爸的心肝，舅舅的宝贝，妈妈的肉。”
她说时撒着娇，依偎在父亲怀中，剎时，人人欢畅大乐。父亲搂着、亲着她，笑得嘴都合不拢，却只差一点没把我气昏。一股嫉妒之情油然而生，这种肉麻的话，她怎么讲得出来？父亲也居然听得进去？
她是开心果，我却是眼中钉，这种相去天渊的待遇，导致了我对她的偏见。我也曾东施效颦，用些手段争取父母的宠爱，却只看到父亲铁青的脸。究竟是为什么呢？每当我受到委屈时，这些情景就浮现眼前，自怜自艾，由不得悲从中来。
民三十三年，日寇大举进逼，在血战之后，鄂中易守。我们全家撤至重庆，父亲调任军法总监部副总监，兼训练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训练委员会操场的一端就是我们的宿舍，只要父亲一上班，操场上立刻冒出十多个年纪和我差不多的小朋友，玩起“官兵捉强盗”来，喧哗吵闹之声，往往要劳动警卫叔叔前来才能制止。
不久，父亲发现“强盗头头”竟然是我，大为震怒。可是打、骂都发生不了作用，我只怕罚站或罚坐，但也只有在父亲亲自坐镇之下，才感到害怕。我血管里似乎有无数只小虫，如果不许我动； 小虫就浑身乱爬，令我又酸又痒，难以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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