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山傍水，配合历史的兴衰，建成一座座古意盎然的建筑。任何游客来到其中，必须租用道具，换上衣装。犹如时光倒流，虽生在今日，依然可以体验当年之风土人情。
从另一面说来，观光事业号称无烟囱工业，外国人不远千里迢迢而来，他们希望看些什么呢？当然是我们的特色，而且是属于过去，不可能再复返的那些风俗景物。除了外国人，对我们年轻一代，甚至上一辈，能目睹已逝的文物衣冠，何尝又不是一种寓娱乐于文化教育的活动呢？这种工程虽然需要大量的投资，但回收极快，只要有完善的计划，有适合的环境，我相信不难找到资金。
可是，机会就在眼前，有远见者却如凤毛鳞角，我一向是宁愿信其有，尽力而为。如果只为了找个工作，混碗饭吃，还不如老老实实的在电视公司待下去。
总之，事后冷静地自我检讨，这是我一生之中最混乱的两年，想做点事，但与别人的观念无法配合；想赚点钱，却没有赚钱的手段，又不愿意利用机会，最后一切成空。这且不说，金钱的周遭都是一些陷阱，任何人一沾上边，便被一层又一层的诱惑套得牢牢的，一陷下去，就难以脱身。幸而我有钱的时间并不长，所涉及的事务也不多，故所陷不深，回头尚早，否则后果很难想象。
智慧之旅 （第二部） 七、迷惘 移民、流亡、迷失、嬉皮在我刚由巴西回国时，曾有几位农学院的同学，应巴西政府的邀请，到亚马逊河一带考察。临行前，他们曾来征询我的意见，我认为绝对值得一去。在巴西政府的支持下，以我们的人力及技术到那里去开发，一定会有很好的前途。
一九七零年，他们又来找我，说是已得到巴西政府的承诺，在北部的马诺良州，由东北开发局拨出可以“抵税”的开发基金一千万美金，另有卅五万公顷的原始森林供开采，并在马州首府提供一百公顷的建地，作为中国城之兴建。交换的条件只是初期几十万美金的开办费，以及技术人才的参与。这种优惠的条件，罕有的良机，在他们回国近两年的时间，竟然走遍豪门巨富，得不到任何反应。
我仔细分析研究，发现他们犯了三个大错误。第一，他们专找有钱人，在台湾有钱人不怕没有钱赚，绝对不愿冒险。其次，他们这些优惠的条件，如果提不出有力的佐证，以国人保守的个性，很难采信。第三，这种计划如果得不到政府的首肯，将来会有很多麻烦。因为有好几位颇具声望的人士，曾提出移民巴西，以减轻国内人口压力的计划。最后都因政府要保留人力，作反攻大陆的准备而不了了之。
原则上，如果政府能够谅解，再容许技术人员小量投资，成为股东，我相信以自己对巴西的认识，说服几十位技术人员参加，凑上十万美金，大概还不成问题。
但是他们却反对技术人员参加投资，怕因此分散了最初参与者的权利。考虑了很久，直到年底，他们已山穷水尽，迫不得已，才同意了我的建议。
他们实际的负责人是张耀如先生，比我大几岁，非常精明强干，口才好，又有容人的雅量，唯一的缺点是不够果断，顾虑太多。其余成员共有十位，目前一半尚逗留巴西。在台湾所见的则乏善可陈，有的过于事故，有的趾高气扬。给人的感觉彷佛是江山已定，只待将台高高筑起，立即裂土封神。
当时巴西有大使馆在台，驻华大使缪勒先生是这事的发起人，因之全力支持。经过他的奔走以及张耀如等的努力，侨务委员会原则同意了两千户的农民移居巴西，但是严禁对外宣传张扬。
同时我也找了十几位朋友，朋友再介绍朋友，共有四十多人愿意参加，以每人出两千五百元计算，共有十万多美金。他们共同的疑惑是，既然有一千万美金的开发基金，为什么还要这不足道介的投资？据我所知以及巴西大使馆所提供的资料，其原因在巴西政府为了经济平均发展，将亚马逊河流域列为特区，成立了东北开发局。有兴趣者先递上开发计划，并自备开办费用，等到计划批准了，即可成立公司，再到巴西各地募集资金，这些资金都可以抵税。一般说来，只要计划好，人人都愿意投资，不想白白缴给政府。
十万元并不多，如果能妥善运用，公司一旦成立，就可以筹募大笔资金，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而且巴西北部土地肥沃，气候良好，以中国农民勤恳耐劳的特性，有土地可资耕种，有森林以供开采。在巴西政府的协助下，不愁没有市场，又不必担心资金。人一多，中国城就可以兴建起来，士农工商，百业待兴。只要辛苦努力几年，这些成果不仅我们几十个人终生享受不尽，人越多大家成功的机会也越大。
等到我们在台北把人招齐后，发起的股东已经分成了两派。在巴西留守的不甘于割让既得的权利，反对新人入伙；在台北的知道良机不再，极力争取。好不容易双方妥协了，新进的股东又开始争吵，要占一半以上的股权。当然原股东都不同意，我也觉得太过分，为了公平，双方皆以实际投资额计，新股约值百分之二十。
我和张耀如成为两边的和事佬，有一次我甚至下跪，求他们顾全大体。说穿了，我不认为这个公司的权利有什么好争的，到了巴西，各人都有自己发展的机会。到那时可能没有人愿意留在公司为大家服务，现在闹得面红耳赤，又是为了什么？
假如不是自己多事，找来这些朋友，责任在身，无可推卸，我早就退出了。想来想去，成大事总难免要历经奋斗，只要巴西的公司成立了，让这些朋友能一展身手。到时我一定丢下一切，飘然而去。
本着这种信念，我们终于克服万难，在台北成立了“中马农林工商股份有限公司”，总部设在仁爱路三段。次年一月，我带了美金支票三万多元，首赴巴西，与已在马诺良州的留巴先遣同仁会合。我的任务是立刻组成巴西的子公司，办理后续人员的入境手续。如果不能达成，即把所带去的钱，原封不动地带回台湾。
在离家之前，为了安顿继母的生活费用，煞费心机。我特别情商原来服务的台视电影部，将几十部影片交给我一口气先译妥，再委托同事代播。每月约有两千多元的收入，共有半年，由台视按月派人送到家中。
此外，偌大的家中，空空洞洞的，只剩下她一人，万一发生了什么事，也乏人照料。可是这事我费尽唇舌，不论她的或是我的亲友，竟没有一个人愿意住这栋免费的房子。不得已，我找到同是中马公司股东的江述凡兄，说好说歹，请他全家住到我家，当然有个附带的条件，就是照顾我的继母。
我携带的行李中有八大册的日记，是我一生的宝贵记录。留在家中我不放心，而这样东飘西荡，不知流落何处的生活，放在身边亦非良计。因此在路过洛杉矶时，我便委托老孙，请他代为保管。不幸他的工作也忙，那些心血在一次搬家中全部遗失了。
马诺良州的首府是圣路易市，人口约有十多万，整个城市好象仍沉睡在十九世纪的岁月中，殖民式的房屋，百年来除了披上一层层斑剥的外衣，一切都没有改变。
圣市位居赤道之南，位于亚马逊河出海处，面临大西洋，是典型的热带海洋气候。当地土壤之肥沃，物产之丰饶，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有一种经济价值极高的棕榈科植物芭芭苏，其种子可以提炼百分之七十的植物油，质地远比椰子、花生为佳。不仅可供食用，在工业上也非常重要。芭芭苏一年三熟，而且遍地丛生，毋需种植，只要在种子落地后，俯身捡拾即可。
基于市场的需求急迫，在五十年代，德国人首先来此开发，现代化的工厂耸立起来，海运网也无远弗届。然而到了开工的时候才发觉遍地的芭芭苏种子，却找不到人去捡拾。薪金低了，巴西人宁愿捡来自食也不愿工作。把工资提高了，工人赚到足够喝酒的钱以后，就一连几天不见人影。经过多年的努力，情况依然，德国人无计可施，只能勉强维持月产量八百吨，一年才装得满一船。
美国人不信邪，利用科学分析，采取心理战略，先在各地设立收购站以便利捡拾，情况仍然没有改善。进一步，美国人又在各地建造房舍，室内有水有电，冰箱、电视等设备一应俱全。只要巴西人捡拾芭芭苏种子若干，便可以住进去，享受文明之乐。
起初巴西土著因为好奇，确曾踊跃捐输过一阵子，等到新鲜感满足了以后，发觉得不偿失，又回到丛林中去了。
除了野生的芭芭苏，那儿还有很多椰子园，园主们终年只躺在沙滩上晒太阳。到了收采的季节，买主一到，园主顺口估个价钱，即任人去采。至于没有主的椰子树，巴西人也懒得自行动手，他们训练猴子，让猴子爬到树上，只要做个手势，猴子自会把椰子摘下，丢到地上来。这样轻松的工作，还有人抱怨，怪椰子太重，树长得太高。
我一到圣市，那股潮湿而又燥热的空气，就令我感到呼吸沉重。再一看来接我的公司先遣人员满脸乌云堆积，我立刻跌入绝望的深渊。
公司在一个暂租的住宅里，设备简陋，人人打地铺，连床都没有一张。闷热的白昼让人提不起一点精神，无法工作。入夜后又因电力不足，灯光有似荧荧的鬼火，时明时灭。为了要办事，我们只好点上一盏煤气灯，那青白色的火焰，照着空旷的室内，更显得四周阴森森的，诡异迷离。
当地的股东有两位我曾在台北见过，魏先生约有五十多岁，曾任公路局工程师，是原考察团的团长，也是台北公司的董事长。另一位张上校曾留学西班牙，结识了一些南美军事将领，退休前是蒋纬国将军的副官。另外三位中，老萧是我的学长，他很有领导能力，头脑清楚，只是自视太高。小杨也是学长，他的私心极重，主意很多，从来不为别人着想。小廖则是学弟，他很少表示意见，一切唯老萧是从。
我到圣市的第一夜，在阴霾的气氛中，魏先生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我阐明了台北方面的观点后，一场惨烈的战争瞬即爆发，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宁日。
魏先生以董事长身份，命令我立刻把钱交出来；小杨坚决反对办理新股东的入境手续，而且认为台北的股权不应超过百分之十；老萧则认为巴西公司应为主体，台湾是分公司，一切应由总公司作主。我看得出这完全是权利斗争的问题，如果公司不尽早成立，在台的股东便不能来巴，也就得不到合法的地位。这边的人打着如意算盘，认为台北的股东只负责提供经费，而由巴西公司全权经营。
我当然不能妥协，只有期望魏先生能主持公道，而魏先生除了同意立即成立公司外，其它不参加意见。张上校则在一旁隔岸观火，他不是新股东，也非考察团团员，而是张耀如特别请来做公共关系的。他的立场非常暧昧，每次都说要保持超然，私下里又分别要求我们支持他，希望能将魏先生取而代之。
我费尽唇舌，天天与萧、杨两人周旋，却毫无进展。好几次我失望得承认失败，准备回台，但是又总觉得还有一丝希望。后来老萧不再坚持人员来巴的限制，我也妥协了，自行作主，同意以巴西为主，台北为辅，且将台北的股份降为百分之十五。小杨却毫不相让，宁愿全部计划泡汤，也不愿意给台北最近参加的人捡了现成便宜。
有一次，老萧和小杨私下向我表示，我们几个农学院的同学已经大权在握，眼看可以成就非凡的大业，为什么这样傻，甘心让台北的人来分一杯羹呢？我则说出自己的责任和想法，我认为这种事业绝不是几个同学就可以完成的，人多才是力量。
由于经验与历练的不足，我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即是在与萧、杨谈话后，便写了封信给在台的同学，一方面谈了些近况，一方面对两位学长颇有微词。信一发，我就觉得不妥，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总算大家同意先成立公司，接着为了头衔、职位，又是风波连连。照巴西政府规定，董事长一职应由巴西公民担任，而且已指定了一位素有声望的退休将军。魏先生认为副董事长非他莫属，张上校凭着他在南美的良好关系，也自觉当仁不让。争了几天，张上校以我们公司财力不足，人事倾轧，要向巴西将军揭发为威胁，魏先生这才让步。由张上校任副董事长，他则担任总经理兼财务，老萧管生产，我管商务，另一位巴西人管行政。
台北得知公司组成后才同意付钱，于是我把带来的美金支票交了出来，不料因台北作业错误，支票不能兑现。更糟糕的是我那位同学竟把那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