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虽然失败，就其实现永恒观念而言却自有其意义；因观念要想在现实世界里复活，只能通过尽心竭力的人们在晦暗不明的地带勾勒成形，还要准备着为它步上尘垢扑面的死亡之路。从精神方面着眼，“胜利”和“失败”二词都有了新的涵义。自此以后，我们必得不断提醒这单单瞩目胜者丰碑的世界，我们这族类真正的英雄，绝非那般通过如山的尸体建立了昙花一现统治的人，倒是那些毫无抵抗能力、屈服于优胜者强力的人——诚如卡斯特利奥在他为了精神自由、为了在地球上最终建立人道王国的斗争当中，被加尔文压倒一样。
第一章、加尔文夺权
一五三六年五月二十一日，星期日，日内瓦的自由民们被一阵喇叭声正式召集到主要的广场。他们举起右手，一致宣布自此以后，他们将完全“按上帝之福音与言语（selon l'évangile et la parole de Dieu）”生活。
这宣告经过了公民投票，这种极端民主制度至今仍在瑞士盛行不衰。在前主教宫，宣布了改革后的宗教自此成为日内瓦惟一正当许可的信仰——这城市共和国的信仰。那老派的天主教信仰，不光要从这罗讷河畔的城里驱逐出去，还要将其粉碎，将其彻底根除，这简直用不了几年的时间。在暴民的威胁下，最后的一批神父，牧师，修士，修女，全给逐出了修院；所有的教堂一无例外，都清除了偶像和其它“迷信”的象征。于是，五月里这确定胜利的节日终于来到啦。从这一天开始，新教绝非仅仅坐上了头把交椅，更执掌了独一无二的权力。
在日内瓦城，这无羁无绊的激进宗教改革，主要由一个恐怖主义者推动，便是传教士法里尔。此人禀性狂热，长相褊狭，盛气凌人，冷酷无情。“我这一辈子，还没见过那样傲慢无耻的东西，”素来温和的伊拉斯谟也要这样说。这“法国的路德”，对民众施加了压倒性的影响。他五短身材，奇丑无比，一部红胡须，满头脏头发，在布道台上向百姓们雷霆般喊叫，那暴烈的性格激起他们感情的暴风骤雨。诚如政治革命家丹东，这宗教革命家法里尔，有本事联合起群众分散隐藏的天性，鼓动他们团结起来发动攻势。在胜利之前，法里尔上百次甘冒丧命的危险。他曾在乡村给人威胁拿石块砸死，也曾被所有的行政当局逮捕禁止。可这人精力超群，蛮横无理，却又信念专一，他便以强力粉碎了抵抗。他带了一批冲锋队员做保镖，径直闯进个天主教堂，那当儿教士们正在祭坛上面举行弥撒。他直冲上布道台，在支持者的喝彩声中，痛骂反基督者。他组织了一批街头流浪汉，用做他的第二武装；他煽动一群孩童，在礼拜时间突袭了总教堂，他们尖声呼啸，放声大笑，学着鸭子的声音嘎嘎叫，把天主教徒的祈祷搅了个一塌糊涂。到最后，追随法里尔的人越来越多，他也便更加胆大妄为。他动员自己的卫队发动最后的攻势，指挥他们闯进修院，从墙上扯下圣像，再把这些“偶像”烧毁。这野蛮暴烈的手段，竟取得了成功。一小批积极行动的人，靠他们超群的勇气，靠他们随时准备使用恐怖手段的决心，便能够吓倒多数人——只要这多数人虽则人多势众，却松松垮垮，不堪一击。天主教徒们抱怨这些捣乱行径，试图敦促市行政会管起事来；可总起来说，他们宁愿闭上嘴巴耽在房里，直到最后，主教把自己的教区拱手交给大获全胜的改革派，未还一手便仓皇逃遁。
然而如今，到了胜利的时刻，法里尔那缺乏创造力的典型革命家性格便暴露无遗。凭借着冲劲和狂热，他自能把旧秩序推翻；然而，他无能建立新秩序。论辱骂他堪称一等一的高手，却不具有组织才能，精于捣乱，而不擅建设。他能对罗马教会评头品足，煽惑愚钝的民众仇视修士修女；靠那渎圣的双手，他能够破坏摩西的律法。待到这一切大功告成，他却只剩下以绝望的困惑，凝视自己一手造成的这片废墟的份儿——因他的心里没有目标。如今，在日内瓦天主教已然被扫地出门，新的原则将要取而代之，法里尔竟然一败涂地。他那颗心纯粹专注于破坏，造成的惟有真空而已；一个街头革命家，绝不会属于建设性的理智类型，破坏的完成，便是他工作的结束。
在关键时刻犹疑不决者，绝不仅法里尔一人。在德国，在日内瓦而外的瑞士其它地方，宗教改革的领袖们面对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同样表现得分崩离析，首鼠两端，不知所措。路德跟茨温利起初的计划，不过是净化现存的教会，把对于教皇和市行政会权威的信仰，导引到对久经遗忘的福音信条的信仰。在他们眼里，宗教改革，便意味着开始对教会进行重建——或可说进行改善，进行净化，恢复其初期的诚信。然而，天主教会却是强梗固执，不思让步，他们无法从天主教会的内部工作，而只能转到教会的外部——这样的工作事不宜迟，因为一旦需要超越破坏，转入建设，分道扬镳的局面便就此出现。诚然，对这般宗教革命家，诸如路德、茨温利以及其他宗教改革的神学家，最最合乎逻辑的惟有一端，便是为了新的教会，基于共同的信条与实践，兄弟般团结起来。然而何尝有上合自然、下应逻辑的事情，影响过历史的进程？世界范围的统一新教教会不曾建立起来，满世界倒是冒出了无数小规模的教会。维滕贝格对苏黎世神学家的话嗤之以鼻，日内瓦又对伯尔尼的实践弃如敝屣。每个城市，都想搞自己的一套宗教改革，有的是苏黎世的模样，有的是伯尔尼的风格，还有的则是日内瓦的精神。每一个历史性的关头，欧洲诸国民族主义者的傲慢，恰正预言般地宣告了各行政区具体而微的傲慢。如今，路德、茨温利、梅兰克森、比塞、卡尔施塔特等等一干人，在刻毒的争论当中，在神学的琐屑分析和小册子当中，徒靡他们的精力——其实只要团结起来，他们的精力便足以瓦解教会世界的庞大结构。在日内瓦，当法里尔凝望旧秩序的废墟，他只觉到彻底的无能为力；这真是一个人典型的悲剧，他攫住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然而这使命因而强加给他的责任，他却无力承担。
这不幸的胜利者偶然听说，加尔文，那有名的约翰？加尔文，正从萨沃伊回家，而将在日内瓦停留一天。法里尔高兴极了，便匆匆赶到加尔文下榻的客栈造访他，求那领袖给他重建教会的工作做些忠告和帮助。虽则加尔文还不满二十六岁，比法里尔足足小上二十岁，他已然获取了无可抗衡的权威。这位主教税吏和公证员的儿子生于庇卡底的诺庸，受的是蒙太古学院严格的教规教育，这一点伊拉斯谟和罗耀拉也是相同的命运。这约翰？加尔文（或叫沙文），起初立志投身教职，而后又打算做律师。二十四岁上，因为倡导路德教义，他便从法国流亡到了巴塞尔。
流亡者一离开祖国，多半便丧失了内在的活力。然而对加尔文，这样的遭际反于他有利。在巴塞尔，欧洲的两条坦途交汇于此，五花八门的新教教义相撞相突。加尔文有的是真知灼见与深刻的逻辑，他认识到这一时刻的意义极为重要。日益增多的激进教义，正从福音信条的核心分化出来；泛神论和无神论，宗教狂与狂热派，开始使新教逾出基督教的正轨，变得面目全非。闵斯特城再浸礼派那骇人的悲喜剧演完了血腥可怕的尾声；新教恰似它那罗马天主教会的对手，面临着分裂为诸多宗派，由世界性权力沦为一国权力的危险。这二十五岁的人，他的自信有如圣灵充满的先知，立即认识到必得采取怎样的步骤，才阻止得了改革后信仰的分裂。新的教义，定要在一部著作、一个规划、一份纲领当中具体胪列，福音信条的创造性原则需要条分缕析。这加尔文少年气盛，精神抖擞，他做法学家和神学家虽则藉藉无名，却自始便认识到这工作的势在必行。那般世所公认的领袖还在争论细节，他却坚定地着眼全局，在一年里写成《Institutio religionis Christianae（基督教原理）》（一五三五年）。这是第一部包含了福音信条原则的著作，于是它变成了新教的首要指南和典范。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Institutio（原理）》能列为世界上决定历史进程、改变欧洲面貌的十来部著作之一。自路德翻译《圣经》以来，这堪称宗教改革最重要的伟绩。书中那坚定不移的逻辑，不可撼动的结构，立时影响了加尔文同时代的人——它的质量，便使它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宗教运动需要一个天才去发动，又需要另一个天才去结束。鼓动家路德滚动了宗教改革的巨石；组织家加尔文则在这巨石摔得粉碎之前阻住它继续滚动。因此在某种意义之上不妨说，正是《Institutio（原理）》完成了宗教革命，一如《Code Napoléon（拿破仑法典）》完成了法国革命。两者都划定了决定性的界线，总结了过去的成就；两者都为一场疾风骤雨般的运动，夺去了开始时如火如荼的动力，好给它盖上法律形式和稳定的印记。于是，武断演化成教条，自由引发了专政，宗教热情受到严格的羁绊。诚然，一旦革命遭到约束，其动力多半便会丧失殆尽。加尔文对宗教改革，便干下了这样的事情；其结果，是使得自此以后，作为宗教上统一广泛实体的新教教会，只能同具有相同地位的天主教会平分秋色。
加尔文首次系统阐述的严格信条，他绝不软化纾缓；他那超群的力量，于此也可见一斑。他的著作，后出的版本只有对起初决定性认识的补充，而绝无修正。诚如马克思与叔本华，他年方二十五岁，还没有任何经验，便顺理成章地把他的哲学推演到结论。于是他平生余下的岁月，命定要看到他的哲学，由观念世界转化为现实。他的著述中重要的词句，他从不稍加修改；他不蹈人踵武，也不想跟敌手妥协。与这样的人交手，若不打倒了他，就只能被他打倒；做他的战友也罢，敌手也罢，就休想能够首鼠两端。若非跟他决裂，便只能毫无保留地向他俯首称臣。
初次见面，法里尔甫经交谈，便对这一点了然于胸，于此倒见出他的伟大。年纪上他自然大得多；然而打从那一时刻，他便将自己彻底依属于加尔文。他把加尔文看做领袖和主人，而他则变成这主人的仆从和奴隶。以后的三十年里，法里尔对他主子的每一句话，都不敢稍有悖离。每次战斗，每个事件，他都投身加尔文一方，急如星火地听从加尔文的任何召唤，为他声援，替他作战。对加尔文，他从不怀疑，绝不批评，他那服从充满了自我牺牲的精神；这实在是对加尔文如此献身的第一个门徒。他这样的下属惟有盲目狂信，把这当成做门徒的至高的责任。只有一次，他向加尔文提出了要求，便是在他们刚结识的时候。他要加尔文作为惟一有资格的接收者，接受日内瓦宗教领袖的地位。于是这主人在日内瓦，便好以其卓越的能力构建宗教改革，这实在是法里尔自己力所不逮的事情。
据加尔文后来透露，他曾久久地坚持拒绝应允这叫人瞠目结舌的吁请。像他那样的人，追随的是精神而非肉体，一旦人们要他们离开纯思，好投身政治现实主义晦暗纷扰的领域，那总归要做出个负责的决定才行。不消片时，一种神秘的畏葸，便攫住了加尔文。他犹疑不决，他举棋不定，说自己太年轻，太缺乏经验。他求法里尔叫他安静地耽在书本和疑难的世界里。到头来，他如此强梗地拒绝吁请，叫法里尔失去了耐心。于是这法里尔，带了种旧约先知一般的狂暴力量，吼叫道：“你在狡辩你研究的重要。可凭着全能上帝的名义，我要向你宣示，若你拒绝替主做工，追求尘世的事务而不追随基督，上帝的诅咒必会临到你！”
这激奋的呼吁打动了加尔文，也决定了他的一生。他便宣布，准备在日内瓦建立一种新秩序。此前他惟在勾勒言辞与观念，而今却变成为行动与工作。他不再把自己的意志印在书上，而开始将其强加于一座城市，一个国家。
人们对生存其间的历史时代所知最少。那些极重要的时刻，徒然竭力要唤起他们的注意；一个时代的决定性关头，也难得给这时代的编年史家多惠顾一眼。于是乎我们读到，在一五三六年九月五日，日内瓦市行政会的会议记录里，法里尔建议任命加尔文为“lecteur de la Sainte Escripture（圣经朗读教士）”；而这将使得日内瓦名扬世界的人，书记员竟没有劳神记下名字。记录秘书干巴巴地写道，法里尔怎样建议“iste Gallus（那高卢人）”——那法国人——继续他教士的工作。仅此而已。何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