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思量。”拓跋濬很敬重这位老臣，听从了他的意见，不再大兴土木。
高允说话直，有时并不考虑听者的立场和心情，乃至拓跋濬也经常受不了他。拓跋濬并不责罚他，实在听不下去了，就让左右把他给扶出去。高允锲而不舍，又跑回来要求再见拓跋濬。拓跋濬拗不过，也知道他是好意，就屏退左右，与他单独面谈，对他推心置腹。
有一次，拓跋濬感慨地对群臣说：“君主与父亲是一样的，父亲有了错误，做儿子的怎能不当面指出呢？你们啊，应该学学高允，他才是真正的忠臣！朕有了错误，他常能正面直言，即使是朕不爱听的话，他也敢侃侃而谈，绝不避就。你们这些人在朕左右多年，从来听不到一句正经话，只顺着朕的意思吹捧，乘着朕高兴的时候求官乞职。说得不好听点，你们每天的工作不过是在朕身边站站而已，如此都能做到王公，而高允呢，他用写史的笔匡扶国家，才不过是个著作郎，你们难道不觉得自愧吗？”于是他下令把高允提升为中书令。
这时司徒陆丽进言道：“高允虽然深蒙陛下宠待，但他家境贫寒，妻子儿女都无以为生。”
拓跋濬生气地说：“你怎么不早说，今天看朕提拔他了才说是吧！”当时就带领群臣一同前往高允家中探视。
高允毫无准备，当然是“原样奉呈”在皇帝面前。拓跋濬几乎不相信眼前的景象，这位朝廷大员的住宅居然只是茅草盖顶、几间平房，再无其他漂亮的建筑了。走进屋中，只见炕上堆的是麻布被子、粗陋棉袄，厨房里也只剩一些
咸菜。拓跋濬对众人叹道：“自古以来清贫之人，恐也莫过于此啊！”便赐他丝帛五百匹、粮食一千斛，并任命他的长子为绥远将军，长乐太守，即刻上任。高允多次上表推让，拓跋濬根本不理他，并且更加重视高允，对他不直呼其名，而尊称为“令公”。皇帝起了头，其他人有样学样，从此“令公”美名，远播四海。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在高允的时代，北魏还是实行百官无禄制的，一般官吏有家产的还好办，否则就必须另找谋生手段，才能养家糊口，这也是北魏初期官吏多贪的原因之一（其实即使是高俸禄，高待遇，又何尝不是贪者居多呢）。高允家里穷，所以一直让自己的儿子们上山砍柴，用以自给。这样一位清到根子上的官员，没有人会不肃然起敬吧。）
高允在南北朝时期是寿命极长的一位，他从拓跋焘时起就受召为官，一直活到拓跋濬的孙子、也就是后来的孝文帝元宏在位时期，屡次告老还乡而不得，享寿九十八岁而终。所谓“无欲者长存”，高允的一生正是最好的注脚。
对于各地官员，拓跋濬的措施是对治理的成果进行考核，强调赏罚分明；对于平民百姓，他也很愿意搞“形象工程”，每年都要下到地方上去观察了解风土人情，多次下诏减轻免除不必要的赋税和徭役。就这些举动而言，他几乎不像是出生于戎马大漠的鲜卑部族，倒更像一名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汉人皇帝。
太安元年（公元455年），他派遣尚书穆伏真等人巡行各地州郡，下诏明确指出巡查的目的：
“农不垦殖，田亩多荒，则徭役不时，废于力也；耆老饭蔬食，少壮无衣褐，则聚敛烦数，匮于财也；闾里空虚，民多流散，则绥导无方，疏于恩也；盗贼公行，劫夺不息，则威禁不设，失于刑也；众谤并兴，大小嗟怨，善人隐伏，佞邪当途，则为法混淆，昏于政也。”
不管是地方上出现哪种问题，归根到底都是当地官员的渎职与疏忽，需要惩罚、罢黜，甚至处死；各方面都符合标准的，执政优异，予以褒奖。同时地方上有冤屈的，有罪行的，可以向巡查申诉；如果巡查收受贿赂，断察不平，则可以上诉到皇帝这里来，严厉杜绝官官相护的现象。巡查的效果不错，扫除了不少地方上的积弊。
北魏在拓跋濬的治理下从起初的一片萧条渐渐转向兴旺。最明显的一点变化，是头几年各地零星的叛乱活动，到其统治后期几乎绝迹了。为了进一步缓和矛盾，安抚广大人民群众，拓跋濬恢复了被拓跋焘取缔的佛教，信佛的人当然是开心得不得了了。（佛教在中国历史上经历的破坏算是最多的，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每次倒下之后的重建，反而比以前更加兴旺发达，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文化现象。）
复佛后的第二年，拓跋濬骑马出巡，忽然一头撞上一名和尚。和尚害怕，连呼“罪过”。拓跋濬喝退上去抓人的左右侍从，对他笑道：“此乃吾马识善人，哈哈！”他认定这是上天要他结识的牛和尚，便把和尚迎入宫中，奉以师礼。
这名和尚的确是个高僧，他法名昙曜，因为听说皇帝开禁，所以就恢复身份，从中山赶往京城。拓跋濬喜欢听讲佛法，常召昙曜入宫详谈，说到激动处，自然动了心。在昙曜的鼓动下，他仿效敦煌的莫高窟，在平城西面的武州塞（今山西左云至大同西）凿山开窟，一共五窟，分别镌建一尊佛像，这便是今日大同云岗石窟的前身——昙曜五窟。自此以后北朝佛教日益兴盛，成为名副其实的佛教国家。
拓跋濬在位十四年，是北魏一朝正中间的十四年。北魏没有中宗，若把这个庙号授予给拓跋濬也不过分（他本人的庙号是高宗）。在他去世的时候，北魏制度完善和全面汉化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他的皇后冯氏与长孙元宏日后的作为，实际上正是完成了他生前所未竟之事。这些后话，我们留待第三部《明主昏君》中，再细细展开。
消灭了叔叔刘义宣以后，刘骏认定天命归他，谁再想造反夺权，一律杀掉。他把刘义宣的女儿全部召到宫里，改名换姓，册封为妃嫔，供他享乐（刘义宣诸女也是毫无感情的动物，父亲被杀，依然安心侍奉仇人）。其中最为受宠的是他的次女，笑起来尤其迷人。刘骏把她封为淑仪，假称是大臣殷琰的女儿，以掩人耳目。这位“殷淑仪”宠冠刘骏后宫，无人能及，后来两兄妹还生下一子，在刘骏诸子之中排行第八，起名刘子鸾，也是万般宠爱，自不必提。
好色之外，刘骏也极其贪财奢侈。史传他“为人机警勇决，学问博洽，文章华敏，省读书奏，能七行俱下，又善骑射”，用现在的眼光看，相当之聪明。但他却不知自省，不把才智发挥到重要的地方。他喜欢和大臣们玩赌博游戏，大臣们也乐得让他赢得爽，这样就可以得到赐封的官衔。刘骏一朝大兴宫室，铺张浪费十分严重；同时他又喜欢拿国库里头的钱去赏赐，凡是看着顺眼，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宫女侍卫，发下去的财物都不在少数。这样日复一日，国库怎么可能不亏空？不过刘骏也有对策。他定下规矩，地方上的刺史官吏卸任回到京城建康时，都要向朝廷上贡财物。有些官吏在地方上搜刮得不少，以为满足皇帝要求的数量也就够了，可是刘骏不干。他收完官吏孝敬的财物之后，又笑容满面地把他们留在宫中，与他们赌博，一直玩到掏光他们的口袋，才肯罢休。这样的流氓皇帝，跟他讲什么道理都是不中用的。
所以不如索性造反，献身尝试者大有人在。
首先是刘骏的十弟武昌王刘浑。人如其名，这家伙也的确够浑的。孝建二年（公元455年），他十七岁，刘骏给他的官职是在襄阳当雍州刺史。他闲来没事，就和身边一帮文人起草文檄，自称楚王，又立年号永光，把底下的幕僚玩伴封为百官。说起来就是小孩子还没长大，玩玩而已。可是有心人（当然是有心升官者）可不这么想，他的长史王翼之得到了这份文檄，秘密交给了刘骏。刘骏大怒，把他贬为庶人，之后就勒令他自杀。
这是属于游戏人生的，或者说没事找事型。有些人就比较识相，比如刘骏的七弟建平王刘宏。文帝活着的时候最宠爱他，但是他这个人谦恭内敛，也明白政治这东西，你实力不行的时候只能装孙子，所以在刘骏朝中比较受信任。他“运气”也不错，体质差，很小的时候就大病小病不断，结果在大明二年（公元458年）就一病呜呼，得以善终（这种政治混乱的时候，从政之人能够一生平安就值得烧高香了，有时候早病早死反而成了好事）。
当然也有真正图权谋逆之人——刘骏一向忌惮的六弟竟陵王刘诞。
刘诞其实是很有作为的一位亲王。元嘉末年的北伐战争中，他的表现中规中矩，也很受文帝重视。讨伐刘劭和刘义宣的战争中，他都站在刘骏一边，出了不少力。我们以事后诸葛亮的眼光来看，他的这些行为都或多或少有为自己谋私利的目的。
刘诞给自己大造府第，虽然规模不可能有皇帝的宫殿大，但建筑极尽精巧，园林极尽优美，在当时也是出了名的。更有甚者，他在自己府第中聚集了各方的文武英才，还配备精甲利器，招致了刘骏的猜忌。刘骏派他去做南兖州刺史，到广陵（今江苏
扬州西北）上任，对他进行观察。
刘诞自然也明白哥哥的意图，他以北魏常入寇边境为名，修治城防，聚粮整军，把广陵搞成了一个军事基地。广陵离北方的边境线还远得很，刘诞这么一搞，连民间都开始盛传刘诞要举兵造反了，南面的朝廷不可能不作出反应。
大明三年（公元459年），刘骏对刘诞摊牌，他令有司上奏刘诞所犯之罪，贬其爵位为侯。然后任命义兴太守垣阆为兖州刺史，让他带着羽林禁军去广陵上任，乘隙袭取刘诞。按理说这件事情安排得很周密，应该能迅速成功，可不知是否因为没有打点好，负责开门内应的典签不小心把垣阆的行动计划透露给了刘诞的手下。刘诞收捕了典签，大闭城门。垣阆天亮进不了广陵城，反遭到刘诞手下精兵突然出城袭击，全军溃败，垣阆也被杀死。
刘骏只好下诏内外戒严，任命身边最为信赖的将领沈庆之为南兖州刺史，率领大军讨伐刘诞。刘诞闻听风声，就派人强行焚烧广陵外城的民房，把居民都赶入广陵城，然后闭门自守。（仅从刘诞的这一行为就能看出，他即使能当上皇帝，作为也不会比刘骏英明多少，刘氏一家子的基因已经坏掉了。）
沈庆之兵临城下，刘诞还没体会到敌人的强盛，不可一世地鄙夷说：“沈先生都满头白发了，何苦来这里送死呢！”
沈庆之道：“朝廷认为阁下太狂妄无知了，不足以劳烦那些少壮派军官。”
刘骏担心刘诞狗急跳墙、投奔北魏，命令沈庆之切断他的逃路。沈庆之把营寨迁到广陵北面十八里的白土，同时豫州刺史宗悫、徐州刺史刘道隆、兖州刺史沈僧明等人，都领兵来助，大军几乎包围了广陵城。
刘诞见状，心中没了底，就留了自己的中兵参军申灵赐守广陵，自己带了几百名亲信出城北抄小道逃跑，沈庆之派部将武念追赶。刘诞才走出十几里，随从就不愿意走了，纷纷请战。眼看沈庆之的追兵就要追到，刘诞号召不动大家，只得鼓动他们的斗志，与他们又返回广陵。
战战兢兢的刘诞回到广陵城附近，抬头一看，大吃一惊，赶紧对左右说：“那个站在城头的白胡须老头，难道不是沈公（沈庆之）么？”
左右回答说：“王爷看花眼了吧，那是申中兵（申灵赐）啊！”
刘诞擦擦眼睛，才舒了口气，率众进城，筑坛誓师，并下令给这些人加官。
朝廷方面的加紧文书如雪片般发到沈庆之大营，沈庆之也是不得不硬着头皮率众往前冲。沈庆之受命在广陵城西南修筑了三座烽火台，约定：如果攻克广陵外城，举一把烽火，攻克内城，举两把，如果捉到了刘诞，就举起三把烽火。
沈庆之率部烧了广陵的东门，填平沟壑，整修道理，在城外摆好了楼车等攻城器具。然而这个时候正值江南雨季，阴雨不断，根本无法攻城。双方从四月熬到了七月出头，一把烽火都没举起来。刘骏动了怒，一边命御史中丞庾徽之上奏，免除沈庆之官职，一边又下诏不予追究，想以此激发沈庆之的斗志。
怎么办，死打呗！沈庆之身先士卒，顶着广陵城头的箭林石雨，与众将士一起猛攻外城，终于攻了进去（起了一把烽火，不容易啊）。朝廷军乘胜前进，很快又攻克了内城。刘诞无处可逃，在自己的后花园里被小军官沈胤之找到，坠入水中，被拖出来后斩首。（如果我们细心比较沈庆之攻打广陵城的战役与刘裕以前的几次攻灭刘毅、谯纵、司马休之的战役，同样是平定内乱，其战争的艺术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此时的刘氏统治集团，已经是在比谁更弱，而没有什么强者的概念了。）
刘骏不满足于这样的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