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略难于量化的价值，这种十分精明的做法经常被宣扬为价值自由（value…free）。实际上它说明对一刚性价值系统任何分析的利用，只有益于那些容易量化的部分，而对那些更容易损坏但也许更重要的部分却不利。我们一生当中，常常因为以这种思想为基础作出的决定而受窘。许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都劝告人们，要放弃那些政治过程中易于损坏的价值。但如果真的这么做了，那么所有定量研究，以及他们对价值易于量化部分所作的仔细的计算，就必须由决策者掂量一下那些质量上的论证，可惜这方面还没有大量类似的支持。现今人们的思想正取得具体的进步，选民们对于改进空气质量，或保存公园以及要有好的周边环境十分重视。价值的取向进步了。在经济理论中，民众的选择经常被看成是精确确定的、固定的和已经给出的。这是与民主思想相符合的观点。但是，我们行星的命运仅仅是一种天真的意见吗？科学不能对此提出什么深刻的意见吗？
当变化被认为是不可逆或近似不可逆时，自然科学似乎特别有说服力，它的见解特别中肯。现在的经济学对不可逆性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吗？在物理学中，热力学第一定律就是能量守恒定律，在物理学中追踪能量的线索有些像在经济学中追踪货币的线索一样。但是，在经济学中什么东西类似于热力学第二定律呢，即在一个封闭系统里熵有增大的趋向（或保持不变）。熵使我们在物理学中定义不可逆性，许多学者想在经济学中定义一个对应的概念，但至今为止还没有取得显著的成功。也许这种要求根本没有希望。但也许这事值得一干，因为它可能对广为人知和几近死亡的概念作出某种改进，被某些替代品，如塑性树（plastictrees）取代。同时，某些重要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些概念，把下面一些事件仅仅视为易于具有货币性质。“精神报答”（psychic pay）的概念注意到这样的事实，人们因为帮助他人而获得自尊、骄傲和满足，这些东西难于用金钱衡量。“信息成本”（cost of information）是说，如果人们没有必需的事实和洞见，就可能不知道如何作出合理的决断（例如购买货物）。“社会贴现率”（social rate of discount）是用以处理各代人之间的债务——一给定代的人对未来给予多少贴现，将深深关系到对未来的几代人准备留下些什么。不管怎么说，在商业、政府及国际代办处工作的经济学家们可能发现，把这些新概念包容到他们的报告、推荐信中并不容易。还有，把这些概念定量化可能十分困难，即使它们已经被引入了理论。在理论和实践中都留有改善的余地，使经济学注重易损害价值（特别是那些有不可逆消失危险）的问题。任何改善的实施都对生物的保护和文化的多样化有特殊的价值。第四篇 多样性与持续性第二十一章 多样性濒临危险
前面我们已经讨论了简单的规则（其中包括一个有序初始条件），怎样在偶然性的作用下，产生宇宙中丰富多彩的复杂性。大家知道，复杂适应系统在形成之后，它们将通过一种回路来运作，这个回路由可变图式、偶然环境、表型结果以及选择压力对图式竞争所起作用的反馈构成。它们倾向于探测出大量的可能性，开辟出高层次的复杂性与新型的复杂适应系统。在漫长的时间里，它们从自身的经验中提炼出大量兼具复杂性与深度的信息来。
无论在任何时候，储存于这样一个系统中的信息都包括来自其历史的因素。不但历经40 亿年左右的生物进化是如此，而且时间很可能只有10万年的智慧人的文化进化，也同样具有这一特点。在这一章，我们将讨论在保护这两种进化所产生的多样性（至少保护其大部分）的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难题与进退维谷的情形。与前面章节不同的是，这里的重点将更多地放在行动与政策方面，而不放在有关上述两种多样性的知识与理解上。同样，这里的建议与观点不但是从学者的角度，而且也是从倡议者的角度提出的。在下一章，我们再进而讨论这样一个广阔的背景，在其中可找到一个持续的、理想的未来，并讨论怎样构想那样一个背景。
尽管我们的讨论大多集中于科学与学者专家的作用方面，但我们必须牢记住，试图将解决方案强加给人类社会的努力最终常常会导致毁灭性后果。只有通过教育、参与、一定的舆论，及人们普遍认识到他们每个人都与最后的结果有着利害关系，才有可能实现持久的、令人满意的变化。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我们已经指出了向每个人传达（例如通过计算机模拟的方式）这样一个观念的重要性，即一个祖先怎样通过传递差错与基因重组及自然选择而产生出有效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已由当今存在的生命形式惊人的多样性所显示。那些生命形式包含了大量信息，这些信息是通过地质年代而逐渐积累起来的，其中包含有地球上生存方式及各种不同生命形式之间相互作用方式。但迄今为止，这些信息为人类所了解的仅是多么小的一部分！然而，通过大量生育及每个人（特别是每个富人）对环境造成的破坏性影响，人类已经开始导演一出绝灭之剧，最终它的破坏性也许能同过去的一些大绝灭一比高下。历经如此漫长时期的进化才积累起来的复杂性，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就毁灭掉其中很大一部分，这难道合理吗？难道我们人类将像某些其他动物那样，为生物需要所驱使而见缝插针地去占据每个可利用的地方，直至饥荒、疾病与战争来限制我们的人口吗？或者我们将利用我们自己引以为豪的、也是我们人类这一物种所特有的智慧？
随着20 世纪临近结束，人类所面临的最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保护生物多样性。这一事业涉及到世界各地各行各业的人们，我们应该用多种方法来决定需要做些什么，特别是首先需要做什么。虽然在不同的地方优先的选择有所不同，但还是存在一些普遍适用的原理与策略。热带地区的重要性
最需要保护的地方（尤其是陆地上）似乎在热带地区，那里物种最多，但同时使用自然资源来养活一个贫穷而又快速增长的人群的压力也最大。这样一种状况——物种较多，但被毁的危险也更大——使热带地方的生物保护尤为紧迫。热带与温带的区别不仅在于物种的数量不同（其中热带许多物种现在正濒临危急），而且还在于对它们的了解程度不同。在温带地区，通常可以通过考察单个物种（至少对“高等”植物与动物可以这样）并测定哪些物种在地方、国家或世界范围处于危急状态，来判断一个地方需保护的程度。如果考虑生态群落的话（这当然也是应该考虑的），我们可将它们看作由已知物种所组成的团体。但在热带地区，还有无数物种尚为科学所未知，甚至还有整个的生态群落也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在这种条件下，以基于物种的方式这样一个通常规则来确立保护目标，是不切实际的。我们常常需要将精力集中于拯救典型系统上，这些系统包含着具有代表性的单个物种。但是，如何定义这些系统也并非总是轻而易举的事。科学的作用
科学对于热带生物保护具有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没忘记科学的目标不仅是积累事实，而且还要通过发现信息中的结构（即规律性），以及尽可能探究出现象所反映出的机制（即动力学解释），以此来增进理解，那么，科学在热带生物保护事业中的作用将更加明了。有一系列的方法可以用来收集、组织与解释有关整个热带地区自然群落状态的数据。分类生物学家（那些研究动植物分类与分布的科学家）比较赞成长期性的研究，这些研究可能需要耗费好几十年的时间，所得出的研究结果也将在未来的长时间内具有很大的重要性。短期研究则是通过诸如卫星摄相术与空中摄相术这样的技术进行研究，它们能很快产生出一些有关地表植被变化的粗略指标。为了弄明白那些变化意味着什么后果，还需要了解“地面事实”，这些事实就得多少要细致一些，通常需要通过探险活动与大量分类工作才能完成。这种工作是介于长期的地面研究与快捷的空中及太空考察之间的一种中等时限的研究。
对于在热带地区已开始发生大规模的、人为的绝灭性行为这一事实，人们已经不再有任何严重的分歧。对一些人来说，不应该肆意毁坏经数十亿年进化而得来的产物是不言自明的；但对另一些人来说，则需要摆出一些额外的理由才能使他们相信保护面临危险的事物的重要性。这些理由包括，我们正在消灭的那些甚至还不为我们所了解的物种对人类具有潜在用途；更重要的是，它们对将来几代人才能理解的那些相对来说尚处于不那么恶化的状态的复杂生态系统之运作，有很大的价值。科学家的任务之一，就是详细地解释这些论据。科学不仅能为优先权的确立提供指导，而且还能为这些优先权提出易于被人们理解的解释。换句话说，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需要更多的科学知识，以使保护主义者对于如何进行保护有一个清楚的概念，而且也使人们能够理解他们所采取的行动。正确的、组织得当的信息，能够帮助更广大社会阶层的人们认识到保护各种不同生态群落的活样本的重要性。我敢断言，在这项努力中，使用与发展生物地理学学科具有重要意义。生物地理学是研究动植物分布，以及那些分布如何演变的学科，其中还涉及到地质概况与地形的影响。它研究变异、散布、生存及绝灭等过程，不仅包括那些正在进行的、决定当今各种生物分布区域的过程，而且还包括过去所经历的发展阶段。生物地理学与分类学和生态学均有着密切的连带关系，它可以提供一个理论体系，帮助我们将有关动植物物种发生的资料，作出有效的组织和分类。它还能提供一种生态群落分类法，而且它还能帮助规划出切合实际的保护区之轮廓，对判断已有系统所存在的漏洞也有很大的帮助。快速评估
从科学的观点来看，坚持那种不能提供即时结果但能给出持久性结果的长期研究是必要的。然而，保护行动显然不能等那些结果出来再进行。如果等到野外生物学家完成对一个特定热带地区动植物的详细、彻底的研究，再来推动对那一整个地区或其中部分地区自然群落的保护，可能为时已晚，因为那些群落可能已不复存在。如果按照保护行动所必要的科学方法来行事，这将要求人们创造性地利用所有潜在的资源。尤其是，一些野外生物学家（例如植物学家、鸟类学家和爬虫学专家），从他们的个人训练、野外经验及科学知识中，学会了如何对他们所研究的热带区域的物种作一个快捷的、粗略性的普查。他们对各种生态群落之成分有一个大致的概念，并提出了一些快捷的方法来确定一个环境的退化程度。他们的知识与智慧可以、也应该应用到保护工作中去。他们不仅能帮助评估一个特定地区的生物多样性及其自然群落的保护状态，还能帮助确定哪些生态群落局限在小区域内，哪些处于严重的危急状态，因而能为那些确立保护优先权的人提供非常有价值的建议。这些野外生物学家不仅能促成分类生物学与生物地理学方面长期研究的成功，还能在很大程度上促使那些为卫星摄影提供地面事实的短期探险获得成功。
培养更多像他们那样的科学家非常重要，在热带国家尤其如此。通过约翰·D 与凯瑟琳·T．麦克阿瑟基金会（John D ． andCatherineT。 MacArthur Foundatation，我在其中任理事），我帮助设立了由国际保护协会赞助的快速评估计划（Rapid Assess…ment Program）。其中的核心团体由一个鸟类学家、一个哺乳动物学家和两个植物学家组成。通过与其他野外生物学家联合，他们成立了几个小组来考察一些特定的地方。（迄今为止主要集中在美洲地区）。到目前为止，那些小组已经考察了最初在空中视察时辨认出来的各种不同的地域，包括干燥森林、山地云雾林及低地雨林。考察目的是为了查明它们是否具有足够的生物多样性，以及它们是否被保护得足够好。
1989 年，我与当时是国际保护协会官员的斯彭瑟·比伯（SpencerBeebe）及评估计划成员鸟类学家特德·帕克（TedParker），一起参加了一次空中视察。我们在玻利维亚发现了一个非常大而且保护得很好的森林区，阿尔托马迪的（AltoMadidi），并把它确定为评估计划的一个近期目标。这一地带从亚马逊低地雨林延伸到好几种高山森林（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