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的掠夺。委任经营就是日本私人工商业者自行劫夺在华企业。在天津唯一制造硫酸的企业利中酸厂在“七·七”事变前就遭受日货的排挤，但依靠改进技术，降低成本等途径，使工厂得以发展壮大，日军占领天津后，那些在与这家酸厂竞争中失败的日本商人就以军管理为名带军队将该厂霸占，这家企业的总技师也被押送日本受训，不久因精神打击很大而死去，日本商人就强行霸占了该厂。 1937年7月底，平津相继失陷，天津的永久黄集团也遭到了日军的霸占。这个集团包括中国第一个精盐厂，亚洲第一流的制酸企业等。天津沦陷后，永久黄负责人著名实业家范旭东将办事处撤往香港，一天，一个神秘的日本人闯到其住处，不说姓名，就对范旭东说：“日本兴中株式会社派我和范先生商量，准备买下您在天津的工厂。”而范则轻蔑的对这人说道：“我的工厂不卖，你们若能拿走就拿走好了”。之后在天津的李烛尘接到范的来电，要其公司人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后来日本连恐吓带派代表与李烛尘谈判，要与其“日中亲善”，霸占工厂，但都被李严辞拒绝，日本侵略者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于是强占。 通过军管等方式中国北部及东南部的广大沦陷区全部煤铁矿业、水产、电力、纱厂等尽被日军夺去。到了战略相持阶段，日军为了进行长期的侵略战争，便改变了初期的大肆破坏与封锁，而实行残酷的“以战养战”政策，打着“中日合办”的幌子在华北以“华北开发会社”和“华中振兴会社”的名义，利用傀儡政府的资本扩大对中国人力和物力的掠夺。对于 “中日合办”，日本是否真的有资本投入呢？前华中振兴会社经理儿玉谦次在1940年的新年感想中也不得不承认：“日本方面虽应提供现金资本与技术，但严格来说，目前所提供的仅是技术而已”，而所谓提供技术，只不过是为了利用沦陷区的重要人力和物力罢了。
第三部分：嗜血江南 八年抗战日军对中国金融业的摧残
在金融方面，日本帝国主义极力摧残中国的各种金融机构，建立各种伪银行，发行伪钞，使其成为向非沦陷区人民进攻和掠夺沦陷区的武器，实现其“以战养战”的目的。日军侵华期间，自1931年9月18日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其扶植的傀儡政府设立了八家伪银行，发行了155种纸币。这些银行包括满洲中央银行 、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冀东银行、察南银行、蒙疆银行、华兴商业银行、中央储备银行、厦门劝业银行。日本侵略者通过在中国建立的这些伪银行，发行大量的伪币和军用票，对中国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日军在中国发行伪币和军用票在政治上的目的就是破坏中国人民和国家政府的关系，在经济上为它在侵略战争中掠夺中国的物资，以实现其“以战养战”的目的。 日伪银行发行的伪钞，都是依靠暴力作后盾强制流通，都是准备金不足或毫无准备金。日伪通过滥发伪币，制造通货膨胀，对沦陷区人民进行了最残酷的掠夺。以伪中央内储备银行发行的中储券为例，开始发行时，票面为1元、5元、10元、50元、100元5种，1944年6月，开始发行200元、500元大钞，1945年2月又发行1000元大钞，6月又发行5000元大钞， 8月又发行万元大钞。滥发纸币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掠夺；物价上涨进一步猛烈，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上海批发物价指数，比1941年上涨了5490倍，粮荒空前严重，每石米从1941年的238元，上涨到1945年的每石150万元，上涨了6300倍。在这种情况下，普通工人和贫民的生活急剧恶化。 日本在经济上除了发行伪币掠夺中国的物资外，还通过发行军用票对中国进行经济榨取。军票是一种没有任何准备金，主要依靠军事强制流通的军用通货。1937年11月5日，日军在杭州湾登陆后，正式使用军票。日军发行军票的目的之一就是取代法币，获得在沦陷区金融方面的垄断地位，从而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在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中地区是当时中国的金融中心，也是法币非常巩固的地方，日本首先在这些地区发行军票，极力破坏中国的经济。在初期对法币既利用又排斥。日方利用手中掌握的法币，当军票行情低落时，就把法币抛出购买军票，当军票行情好时，就出售军票购买法币。日寇将搜刮到的法币投入国统区，套购战略物资，加深了国统区的物资恐慌和通货膨胀。在抗战初期，法币在一定程度上可换取外汇，日军利用掌握的法币套取外汇，向英美等国购买军用物资及原料，这样不仅消耗了中国的财力，还破坏了中国的抗战，支持了其在中国的侵略战争。
第三部分：嗜血江南 八年抗战日军对文物古迹连偷带抢加破坏（1）…（图）
北京猿人头盖骨 日本在侵华期间对中国文化教育的摧残十分严重。日本帝国主义以暴虐野蛮的手段对中国大中小学校、科研机构、出版社、图书馆、博物馆及公共文物、私家文物等实行轰炸，纵火劫掠，使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受到空前劫难，其损失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空前绝后。 中国的图书馆和博物馆是日本侵略者破坏和劫掠的重要目标，对中国的图书，日本侵略者能抢则抢，抢不了则烧。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中国有影响的博物馆37家，至1944年则减少一半以上，仅存18家，其它如附在学校的图书馆或博物馆有四分之三被毁。不仅大量有名的图书馆毁于战火，而且许多珍贵书籍被掠走，这在中外藏书史上是空前的。1938年底，中央图书馆与教育部的报告估计，抗战以来图书损失至少在1000万册以上。1946年，中国代表团递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大会的一份报告说，战前中国全国图书馆总计有1848所，抗战发生，图书馆事业受影响最大，或被摧残或被掠夺……各省市之工私立图书馆因战时影响损毁者达50％以上，其能幸存者亦均损失甚多，后逐渐恢复。据1943年之统计，全国亦仅有图书馆940所，约占战前的50。86％。 日军占领东北后，掠走沈阳故宫清代文朔阁《四库全书》，并搜缴与焚毁一切具有抗日爱国思想的中国历史地理教科书，仅1932年３月到７月的五个月中，焚烧书籍达650万余册。日本占领华北后，华北各地图书馆藏书凡有抗日排外内容均被没收，易以反国民政府的书籍。在华东地区，尤以江浙文化发达地区损失巨大。“八·一三”事变中，上海的中国公学、中央大学商学院、劳动大学等校图书馆均被炸毁或焚毁。商务印书馆之东方图书馆藏书50万册，收藏之富名闻海内外，90年间搜罗的图书杂志包括大量孤本、珍本，善本古籍全都化为灰烬，仅有七分之一的藏书由于事先转移，才幸存下来。 以下是部分图书馆损失： 北平师范大学图书馆，损失图书32794册。 北平师大附中图书馆，损失图书2886册，挂图323幅。 清华大学图书馆，北平沦陷后，馆舍改为外科医院，阅览室改为病房，书库改为手术室，其部分图书被分给新民会、日本近代科学图书馆等伪机关，多数散失。 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该馆所藏清代江南各公署档案6488宗，及未整理的60余大篓，全被日军运走，作旧纸出售或焚毁。寄存兴化北门外观音阁的图书被焚毁的有6808册，其中多是木刻丛书或方志。南京图书馆与夫子庙同毁于战火中。 江苏南菁中学图书馆所藏宋版书及创办人王先谦藏善本全遭焚毁。 侵华日军还有组织地对中国文化古物进行劫掠。1937年南京沦陷后，日军掀起抢劫高潮。先是上海派遣军特务部部长“指示”其在南京的特工人员立即检查南京市的重要图书，准备接收；接着从东北大连调动“南满洲株式会社”的大连图书馆的专业人员，赶赴南京；同时还有东亚图文书院与日本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的“汉籍专家”，共集中了日本特工人员330人，士兵367人，对南京城的中国文献进行了劫掠。这次劫略的目标有70余处，被劫走的图书达88万册，比当时日本最大的图书馆帝国图书馆藏书还多3万册。当年参与这次文化大屠杀的青木石，他当年是满洲铁路大连图书馆职员，被调来参与抢劫，他证实文化大屠杀这一史实。据他回忆，日军占领南京后，上海派遣军特务部就调集特务部9名工作人员，以检查市内重要图书为名，乘坐3辆汽车在南京市区到处搜寻有重要书籍和文献的地方。其中有外交部、国民政府文官处、省图书馆和中央研究院等处，然后日军又调集特工人员以及士兵和抓来的苦力，动用了300多辆卡车，装载抢来的图书和文献。从3月起，花了一个月时间，进行大肆的抢劫文物。他们让士兵和苦力乱七八糟地把书籍装到卡车上，运到目的地。抢来的图书都放在南京地质调查所的三层大楼里。每天搬入十几辆卡车的图书，在调查所的一二三层房间里构筑了200多座书山。由此可见日本掠夺中国图书的规模很大。 日军在抢劫的过程中甚至把已成为日本汉奸陶锡三的住宅也抢劫了。事后陶致函伪政权要求日查寻归还所抢的东西。函曰：所有全部红木家俱及衣箱，瓷铜器与一切物品，约值四五千元，被劫一空。唯内有佛堂一间，供奉老祖宗笔画像，与历代祖宗神位像，并道院传授《太乙北极真经》及《午集正经》、《未集经髓》与各种经典，今竟全行被劫。日军在南京对于不能抢走的文物便破坏掉，我们可以从一个日本士兵的日记中得到证明，侵华日军远原孝太郎，原是日本千业县佐原市的一名小学教员，日军发动侵华战争后应招入伍，从1937年9月1日起至1939年8月7日退伍时为止，他逐日记载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其中他记载了日军纵火焚烧南京市内地质矿产陈列馆的暴行： 9时出发，目标南京。我来到马场，这里是陆军军官学校，宿舍是距马场不远的地质陈列馆，这是一座用黑砖盖成的建筑，建筑物内部也很讲究，摆满了珍奇的矿物标本，宏大的三层建筑中，标本装得的满满的，令人惊叹。如果是对此感兴趣的人，一定会被这里的陈列感动得流泪。贝壳、树叶的化石、珊瑚、古代的容器，任何一件都是珍品，如果带回佐原的学校，人们一定会惊叹，要拿走是可以的，但是我们现在是在战场上，没有时间干这种事情。看到了很漂亮的名信片便带走了，因为要建宿营地，陈列架和陈列品都被扔到外面焚烧了。 转眼间，从世界各地征集来的价值数十元，数百元的化石、岩石、容器与马路旁的石块没有任何区别了。价值数十元，数百元的陈列架也化成了灰烬。实在太可惜，虽说可惜，可那些东西又不能当饭吃，只能烧掉。［引自孙宝巍 主编《南京大屠杀》1997年5月北京出版社出版P341＇。 1942年８月至1944年2月，日军在北平故宫博物院内，搜刮金缸和铁器等就有220吨。故宫内铜灯97件、铜炮一尊、铜缸66口，全遭日军抢夺。此外北平研究院收藏的陕西宝鸡斗鸡台文物300多件，中央博物院筹办处存于北平的宋清瓷器、绣花屏风等88件、南齐石刻佛一尊、山西赵城佛寺壁画4块、乾隆五彩瓷笾豆等，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星镜及青铜戈等50余件被日军劫夺。 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在沦陷期间也同样遭到日军的破坏和掠夺。南京朝天宫保存库是钢筋水泥建筑，共四库，第三库有窗户通风，其它三库全靠调节空气机去除潮湿。南京沦陷后，朝天宫库房被日军占用，改为伤兵医院，三座库房的空气调节机被日军掠走，而库中的2954箱文物也被掠走。在南京分院故宫印刷厂的先进印刷设备购自德国，有铅石印机，以及铸字机和切纸机等，使得印刷期刊，影印历代书画、瓷器、玉器图录数量较多，这些设备在南京失陷后也被日军掠走。 以上只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而使中国图书文物损失的一部分，日军的侵略，使中国的图书馆和博物馆事业发展受到严重损失，阻碍了中国图书馆及博物馆的发展，破坏了中国的文化。
第三部分：嗜血江南 八年抗战日军对文物古迹连偷带抢加破坏（2）
日本侵华导致的周口店“北京猿人”头盖骨的丢失，是人类文明史上无可挽回的损失。“北京猿人”于1921年到1923年发掘于北京市西南周口店镇的龙骨山。1927年开始系统发掘，1929年12月2日，著名历史学家裴文中教授首先发现第一个保存完整的“北京猿人”头骨，当时这一重大发现震惊了国际学术界。北京猿人化石是古人类研究史的重大发现，是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