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的捐献热潮之先声。同年9月15日，时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的董必武颁发奖状，表彰了北京松坡图书馆干事会将该馆藏书全部捐献给国家的行为。
次年元月，江苏常熟铁琴铜剑楼藏书传人瞿济苍、瞿旭初遵其先父瞿启甲（良士）遗志，先后将其家藏宋、元、明善本书籍72种、近2000册，通过文化部捐赠给北京图书馆；浙江杭州余翼将其父余绍宋所遗留柯堂遗书和碑帖1。3万余册捐赠浙江省图书馆；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的马叙伦（字夷初，号石翁，浙江杭县人，1884～1970）也将其在杭州的存书1944册，捐赠浙江大学图书馆，其中包括稿本、抄本的明刻本90余种；所藏文物则捐赠浙江博物馆。瞿氏、余氏和马氏踊跃捐书的举动，对我国文教界和收藏界人士的捐献行为发生了有益的影响。〔1〕
1950年整整一年，是我国私家捐献藏品最为踊跃的时期，书籍也不例外。仅到同年9月18日，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在起草《一年来“文物工作”纲要》时写到：
由于人民对于中央人民政府的爱戴与信赖，一年来将其私人所藏的文物、图书捐献出来的很多。其中，以刘肃曾捐献的虢季子白盘、朱桂莘捐献的岐阳王世家文物、熊述匋（捐献的原钟、张子厚捐献的汉石羊、张伯驹捐献的宋人、尺牍、赵世暹捐献的水利文献、傅忠谟捐献的宋元明刻本及抄本、常熟瞿氏捐献的宋元刻本、翁之熹捐献的明清抄校本书籍等尤为国之重宝。化私为公，得为人民所有，实为从来未有之举。其他，华东、西南、东北各地区人民捐献的文物、图书，尚有不少，未能列举。
又，在此一年中，由各地区、各机关移送到中央的，和中央购买的重要文物、图书为数也很多。足以表现中央人民政府对于民族的文物、图书一贯的重视的政策。〔2〕
1951年1月，文化部文物局在其发表的《一年来文物工作概况》中曾特别指出：“……接受了不少人民的捐献，并收购了不少重要的文物、图书。”至于政策方面，当1950年1月7日，瞿氏向北京图书馆捐赠善本以后，郑振铎就及时致函答谢致敬，表彰其化私为公的精神：“此项爱护文化、信任政府之热忱，当为世人所共见而共仰。”
次年5月21日，郑氏在一通致浙江省文教厅负责人的函中，也谈到：“中央对于捐献文物、图书的人，向来极为重视，经常的不忘记他们，也经常的照顾他们。他们信任人民政府，我们也信任他们。不仅借以鼓励后来的捐献人也。”〔3〕
也有的地方政府则发布文件号召人们捐书捐物。如1951年6月，贵州省人民政府文教厅发布通告，号召各界人士踊跃捐献私人收藏的具有历史价值的简牍、图书、金石拓本、名人书画和历史档案。
建国之初，北京图书馆是我国许多藏书家心目中理想的私藏终结之所。如1952年8月，周叔彛壬俅尉柘琢松票臼榧�715种、2672册；1953、1954两年，常熟铁琴铜剑楼藏书传人瞿炽邦、瞿耀邦、瞿熙邦，也再一次向北京图书馆捐赠了古籍369种、700册〔4〕。次年，周叔彛壬忠淮尉璩龀炯芽�32种、120册等。
再如以收藏南明文献著称的朱希祖的郦亭遗藏，先由柳亚子介绍，由其子朱偰（1907～1968）将此专藏5大箱，捐献北京图书馆；数年后，又由郑振铎、王秋治介绍，捐献了宋版《周礼》、明抄本《水经注》等珍贵版本；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则再次捐书，约有数万册图书为南京图书馆收藏。〔5〕
周氏、瞿氏、朱氏等藏书世家一而再、再而三地将私藏捐献政府，均以实际行动生动地表明了当年藏书之家“对于中央人民政府的爱戴与信赖”，具有极大的号召力和说服力，有力地推动了当日的捐书风气。
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藏书事业史，我们不难发现，自1950年以后，北京图书馆获赠甚丰。当年，柳亚子捐赠了其收藏的全套《向导》、《中国青年》等杂志；傅增湘长子傅忠谟秉承其父遗志，将其生前珍藏的宋版百衲本《资治通鉴》、宋抄本《洪范政鉴》，以及手校本480种、共3500册和书斋用品28件；顾颉刚捐赠了《永乐大典》3册、甲骨两盒和《东方杂志》（1904～1937）108册；马荫普捐献了藏书192种、1647册，画片176张；江西南丰赵世暹捐献了所搜集到的水利文献资料53件。北京大兴收藏家冯大将所藏包括毛公鼎铭文2方在内的古董和书籍17605册捐献，后分别由故宫博物院和北京图书馆收藏。此外，北京图书馆还先后接收了杨荫庆捐赠的504种西文书籍，周叔彛柙纳票�715种善本等。张寿镛撰有《约园善本藏书志》，其约园以明刊、钞校本和宁波乡邦文献的收藏为特色，藏书4万余册，庋置房屋10余间，建国以后由其家属捐献国家，最后也归入北京图书馆书库。
早在1950年，许广平将位于北京宫门口西三条21号的鲁迅故居及宅内所藏书籍5195册、拓本4030件和其他文献274件全部捐献，后由文物局接受。次年7月，我国外交部领回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图书馆赠还的《永乐大典》11册；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决定将所藏《永乐大典》21册全部捐献中央人民政府，后此两宗珍本均由文化部文物局拨交北京图书馆收藏。1954年，闻一多夫人捐赠闻氏手稿约170种、8841页，梁启超子女梁令娴等捐赠梁氏手稿等393种、8266页，后由北京图书馆手稿特藏部珍藏。〔6〕
除了私家藏书的捐献以外，在北京松波图书馆干事会、上海商务印书馆董事会的带动下，一些私营的、民间的社团机构也纷纷向人民政府捐献了自己的藏书乃至馆舍。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作为我国建国初最著名的图书馆之一，上海市文化局作为主管该市图书文化事业的职能机构，均先后接受或接收了大量藏书。
1950年，北京著名的白云观将所藏明刊《道经》512函、4725册，以及残藏本2596册捐献。1953年北京市图书馆接收了市政府调拨的原法文图书馆所藏中外文图书17万册，其中包括线装古籍84203册。
从是年至1955年，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先后接收了华东财委会调拨赠送的前资源委员会所藏书刊87000册，北京对外贸易学院调拨赠送的海关总署所藏方志1300种、15000册，北京工学院调拨赠送的前中法大学所藏书刊61000册，财政经济出版社调拨赠送的藏书24000册，并接受了东北图书馆调拨赠送的该馆所存罗振玉刊印之书和有关东北地方的图书4000册等等。
1951年9月，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在原私立大夏大学、光华大学图书馆藏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次年9月，私立上海鸿英图书馆董事会决定将该馆捐献给上海人民政府，后由该市文化局接办。随后，私立上海儿童图书馆也由该市文化局接管，改名为上海市立儿童图书馆。同年年底，私立振业图书馆捐献给该市文化局，随后改名为上海市人民图书馆黄浦区阅览室。是年11月，刘承干致函浙江省图书馆，表明了捐献嘉业藏书楼及其四周用地和书版的态度。
1953年6月，上海市文化局接受了私立上海合众图书馆的捐献。同年底，又接受了公私合营银行上海分行捐献的海光图书馆，其藏书后来分散给了上海市人民图书馆、上海市立儿童图书馆等。1955年，中国科学院明复图书馆也捐献给上海人民政府，由该市文化局接管。
1952年，上海市文化局接收了1871年英国传教烈士伟烈亚力在上海创办的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图书馆，该馆位于上海原博物馆路6号（今虎丘路20号），素以收藏东方学和有关上海的文献典籍知名，后来该馆7万余册书刊和其他宗教机构寄存该馆的2。4万余册书刊悉数归入上海图书馆。
与此同时，其他各省区、各类图书馆也分别接受到数量不等的私人藏书家的捐赠。1950年，山东济南市七家村藏书家祁蕴璞的家属，将其治学所用中外文史地书籍1736册和地图11件捐赠山东省图书馆。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兼图书馆馆长张允中将家藏书籍459部、4624册和其先辈手稿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
同年，著名藏书家周叔彛浼易逍⒂烟萌洳氐氖榧�380余箱、6万余册，全部捐献给南开大学文学院；四年后，又将中外文版书籍3000余册捐赠该校图书馆；一年后再次捐赠清代善本3100余种、22000余册予天津市人民图书馆。〔7〕
江苏南京的卢前（字冀野，1904～1951）家藏书，由唐圭璋介绍，捐献给了在吉林长春的东北师范大学，所刊《天京录》书板则捐予南京图书馆。〔8〕甘氏津逮楼后人将祖上劫余之书及家族中各房旧存之书以及宋版《金碌》捐出。
1952年11月，知名方志收藏家任凤苞（字振采，1876～1977）将其天春园所藏方志2500余种，一举捐献了天津市人民图书馆；次年该馆又接受了顾维钧捐献的中外文图书8232册等。
这一时期最令人称道的一次捐赠，是原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总办的潘宗周（字明训，广东南海人，1867～1939）宝礼堂所藏宋元本，在1952年由香港回归祖国。
潘氏因壮年与杨守敬结交，乃有嗜宋本之癖，不惜重金，专藏宋元版。先后收集南宋三山黄唐刊、山东曲阜孔府旧藏之本《礼记正义》、南宋建阳务本堂刊行之本《（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等，并得袁克文所藏之大部分宋本，珍藏于工部局的保险柜中，于是名盛一时。伦明在《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中说“百宋何妨又一廛，俗人雅事喜能兼”，徐绍棨在《广东藏书纪事诗》中也说“百宋居然又一廛，缅怀荛圃结良缘”，说其收藏“二十年所积，略与黄丕烈埒”，徐氏还认为《宝礼堂宋本书录》著录宋元版本的体例，“颇可为法”。〔9〕
潘氏藏本曾经张元济、徐鸿宝审定，张氏还为之编撰了《宝礼堂宋本书录》4卷、附录1卷，收录宋本105种，附录元刊6种，凡1088册。张元济所作序，竭力称道其既能继丁日昌持静斋之后的宋本收藏风气，又能与“北杨南瞿”相颉颃。商务印书馆当年印行《四部丛刊》时；曾用宝礼堂所藏宋本中的《名义集》、《（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经进）东坡文件事略》，另有《礼记正义》影刊于世。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上海沦陷为“孤岛”，宝礼堂所作藏宋元珍本由其子、原上海圣约翰大学教授潘世兹联系，由英国一艘军舰专程载运至香港，以高昂租金借藏于汇丰银行保险库之中。这期间，美国、日本的收藏家携带巨资闻风而来，志在购得，但潘世兹不为所诱，直至1951年亲自致函郑振铎，表达了将此宗藏书全部捐献祖国的心愿。经过周密安排，在时任职香港银行的徐鸿宝之子徐伯郊的筹划奔走之下，这批珍贵的藏书安然运回上海。旋由政务院特批火车专列径运首都北京，收藏于北京图书馆善本室，从而极大的丰富了该馆的善本收藏。〔10〕
五十年代中期以后，我国藏书家将自己历年辛苦收藏的古籍捐献的义举仍时有所闻。1956年9月，徐恕（字行可，1890～1955，湖北武昌人）去世以后，其子遵从遗志向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捐赠了500箱、共计3万册书籍，其中大部分是线装古籍，多有稿本、精校本。1958年，山西藏书家李凤翔（字仞千，1882～1960）精选其啸傲轩所藏精本9000余册，捐献太原市图书馆，获得人民政府嘉奖。次年，郑振铎先生遗属捐献了西谛藏书17224部，成为郑氏“为书籍的一生”的圆满尾声。
1961年，中央文史馆馆员洪熔（字铸生、竹孙，1877～1968，安徽芜湖人）捐赠其所藏珍贵古籍1338种、14157册以及若干名人字画、汉唐碑帖等，予其家乡芜湖市图书馆。同年，邓之诚（1887～1961）去世以后，其家人将五石斋藏书捐献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次年，张鸿来卒后，藏书归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收藏。又次年，原来担任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的张鸿来（字少元、邵元，天津人）去世，其30余年的藏书归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收藏，其藏书中以天津乡邦文献、小学音韵著述为特色。扬州图书馆得到地刘堪捐献的古籍6000余册，等等。
总之，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前，我国各地藏书家向中央或地方政府捐书之举，一直是不绝如缕。这种化私为公的义举，既为中国私家藏书史谱写了最后一篇可歌可泣的篇章，事实上又规避了后来“破四旧”和“文革”对我国私家藏书的灭顶浩劫，值得人们大书特书。
著名的天一阁，以其深远而广泛的书文化影响，则自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