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九，俄罗斯第八十三，印尼第八十五，……阿尔及利亚是贪污现象最严重的国家，倒数第一。我不相信这个“排行榜”完全符合事实，但我也不认为它是国际反华分子为了诬蔑我国而制造出来的。“清廉榜上排名第六十三”，我宁可把这个触目惊心的参考数据记在心里，把它和党中央国务院多次关于反腐倡廉的号召互相印证，把它作为一记长鸣的警钟声。
良心（包括与之相关的良知、觉悟、党性、自律、原则性、正义感等等）是重要的，必须加强对干部的思想教育。但是，光靠良心是不行的，还要有监督：要有人大，有政协，有纪委会，有反贪局，有监察机构，有检察院和法院。当这一切已经全都有了，可还是遏止不住贪污的蔓延。问题在哪？我个人以为主要是领导干部掌握的权力过度集中（“一把手说了算”），和由此带来的监督机制的不精密、不严格、不可靠。去年我因探望儿子在美国住了半年，除了到处游览和观察之外，也读了一些介绍美国的书籍（好几种《美国简史》和林达的《近距离看美国》等等），发现他们有一个被广泛应用的“收银机原理”，觉得很值得我们借鉴一下。
收银机现已引进来我国，各地超级市场都在使用了。当你走进超市购物时，收银员把你选来的商品上的条码逐一用电刷接触一下，每件售出商品的价格已经输入电脑里了，同时，价格相加的总和也显示在电视屏幕上。你通常都不会怀疑屏幕上的数字（譬如说78元），你没异议，装钱的抽屉就“啪”的一声弹了开来（如果收银员不输入售出货款的数字，抽屉决开不了）。你拿出一张百元大钞交给收银员，电视屏幕上又出现两行字：“交100元，应找22元”。收银员收钱找钱后，装钱的抽屉又“啪”的一声弹了回去，一笔交易完成了。分析一下上述过程，我们就会发现这种交易方式的特点是公开、透明，而且交易现场实际上有四个人。如以算式表明就是：
1收银员＋1收银机=1会计＋1出纳＋1监察员（顾客）＋1监察员（老板）
这四个人在相互制约，但是谁都没有绝对权力。收银员虽然身兼会计和出纳二职，但他前有顾客目睹，后有老板通过电脑查账，一般都不会想到作弊或敢于作弊。顾客当然没有绝对权力，老板也没有绝对权力，他要受到税务部门的监督。超级市场的电脑和税务部门的电脑是联网的，这边的交易情况如何，那边一清二楚。有一件事情很能说明问题：1997年冬，我国一家酿酒公司的几个干部到美国休斯敦与该市的啤酒饮料公司签订进出口合同之后，我方以公司名义邀请对方在某星级餐厅共进晚餐。宴毕付款时，收银小姐很有礼貌地提醒说：“按照美国法律规定，用公款宴客要征收50％的税金，而且必须在用餐后两小时之内到税务局去交纳，否则就可能以骗税罪处以重罚。即使我们不去报告，他们通过电脑联网也很快就会查出来的。”于是，我方人员只好立即到税务局去付款。
收银机不是现在才有的，早在没有电子技术的一百多年前就由美国俄亥俄州的一个杂货店老板詹姆斯发明了，后来几经改进，越来越精巧，除了没有电子屏幕显示器外，别的功能都和现代收银机一模一样（现在美国的古董店还可以找到这种制作得很精巧的机械收银机）。本来，寻求类似收银机机制实现的途径，早在美国建国之初就是政治家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因此，一台活生生的收银机的出现当然会引起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广泛注意。一位学者甚至于说：“美国宪法实际上就是最大的收银机！”他们有意识地把这种“收银机原理”（亦称“收银机机制”）扩而大之，将它应用到所有的政府机构和企业管理层中。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在好几十年中，美国国会和各州议会制订了好几万条法律法规法令，让每一个掌权者都处于“收银机机制”的监督之下，就连总统也不例外。他们的理论基础（如果直白地说）就是：权力是会腐蚀人的，人是靠不住的，良心是靠不住的，总统也是靠不住的。人的思想品质是会变化的，而变化的原因主要不是外部的诱惑（例如我国的贪污分子在落网之后常常会说的“我受到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而是权力机构本身可能出现的内部变化，因此只有通过可靠的机制来限制和规范人的行为，这个机制就是“收银机原理”的中心思想：“权力分割，相互制衡，公开、透明，谁也没有绝对权力。”如果有人拒绝这种限制和规范，他就必须下台；如果有人敢于向这种限制和规范挑战，他就有触犯法律和被绳之以法的危险。想想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中被迫辞职、克林顿在莱温斯基事件中搞成的那副狼狈相，不能不承认他们的“收银机机制”是行之有效的。
其实，我写这些又有什么用呢？人们会说：各国都有自己的国情，在美国行之有效不一定在中国也行之有效。然则，我们可不可以搞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收银机机制”呢？那得费多大的劲呀！我们已有的监督机制已经够好的了。要这样说，我只能承认自己写的全是废话。但只要我们不深闭固拒，就不能无视“他山之石”的借鉴作用。美国人的毛病似乎是太不相信人（掌权的人）了，傻里傻气地公然说“人是靠不住的，总统是靠不住的，良心是靠不住的”，这在中国绝对不行。反过来说，我们的毛病却似乎又是太相信人了，特别对所谓“苦大仇深，根正苗红”，有过功劳有过贡献和荣誉称号的干部深信不疑，直到出了大事才说：“真没想到！”为时晚矣。“我们已有的监督机制”不是“够好的”吗？为什么对他们丝毫也不起作用？电视剧《红色康乃馨》中的女主人公是如此，1995年被法办了的江门市某工业公司经理汤伯亨也是如此。汤伯亨曾被评为全国优秀经营管理者，又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和省特等劳动模范，名列全国100名优秀企业家光荣榜之中。1990年他多次到澳门豪赌，输光了就向他们设在香港的分公司一个职员要钱。这个职员是汤伯亨任命的，不敢不给。汤一手掌握财权和人事任免大权，而且一切都是“暗箱操作”，还有什么他不能做的？于是，短短的六个多月里，他在澳门葡京大酒店输掉了20多万美元。详情都如实地记叙在作家骆锦辉的《梦断葡京》一书中。作家在文末感慨地写道：“汤伯亨多次提取巨款，这些钱到底作什么用了？香港的职员管不了，国内主管部门的领导不知道。对人失察，对资金流向失控，对权力运用失监。就算汤伯亨是个超人，是世界级、宇宙级的‘劳动模范’，在那样—个社会环境里，也难保不出问题！”骆先生在十年前说的话已经很透彻了。奇怪的是，十年后的今天，问题依然没解决好。
汲纳几丝文气
？ 马霁鸿
有资料表明，近年来每年高考瞄准文科的考生还是不少的。但细看一下，瞄准的主要是财经、会计、英语这样一些科目。而且，即使对英语，其感兴趣者也大抵不是为着研习西洋文化，而只是企冀日后混成一个白领译员、导游之类的工匠（即章太炎先生早年所说的“舌人”）。报载，一位建筑部门的高级工程师曾叹道：“一拆房子一挖地，只要碰上古时候的破铜烂铁，坛坛罐罐，文物局的人就跳出来喊暂停，叫缓挖。我们夜以继日创速度，政府却养这批冬烘先生来干扰，怎么搞建设？真气人！”针对这些现象，上海交通大学老校长何灿松曾惆怅地说：台海两岸都重理轻文，将导致以后长期隐忧。
文化对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人，蕴于内则为元气，呈于外则为风貌。重理轻文，重技轻文，已造成我们社会的文化氛围越来越稀淡，年轻人的文化根柢一拨比一拨浅薄。由此发出我们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呼喊，并非杞人忧天。据说，在联合国工作的人，即使来自最穷最弱的国家，别人说自己什么都不怕，就怕被讥之为没有文化。具有数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今天莫非只满足于做做工匠（即令是具有超凡操作能力的工匠）吗？恐怕很多很多人都会答之曰否。那末，就让“文曲星”多照耀我们一下，让我们都汲纳一些文气吧。
汲纳一些文气，我们期望从为政者做起。我们看得出来，许多事情政界一动作，社会便风行。一块混凝土，水泥、沙子、石子皆备且比例恰当了，才会强硬，才会坚固。一级公仆班子的结构，何尝不是这个理儿，不但要有学理的，学工的，学农的，也要考虑上学文的，学史的，学哲的。对于一位领导干部，其理亦然，较丰富的知识系统才会有较宽广的思维路子，即使是学文出身者，也需不断补充强化文气蕴藏。胸中的文气重了，稠了，才有可能使当下显得倾斜的知识生态、思维生态、能力生态、决策生态趋于平衡，从而焕发出已被抑制的人文关怀精神。
是的，出于表率作用，出于开风气作用，也出于对国家、民族长远利益的作用，各级公仆首先应多汲纳几丝文气。有了一些文气，目光便多少显得有点复合性，能够解析七色光谱，也能够组合斑斓世界，看问题恐怕便会审慎一点，长远一点，周全一点，不那么急功近利，吹糠见米，遇事便会多沉吟一阵“僧推／敲月下门”，惦记着好心还须办成好事，造福一方而不抛祸四邻，建功当代也还惠及子孙。
有了一些文气，肚中便会软化出一段柔肠，面对老祖宗的文化遗产，就有可能生出些感恩之情，珍惜之意，恻隐之心，而不大会冷漠，木然，轻视，也不大会横看不顺眼，竖瞅不遂心，更不大会打着整理、修缮、改造的幌子，暗吼一声“陈砖烂瓦开道，我来了！”便一幢一幢旧屋，一条一条老街，一排一排大树，一座一座古城地“摧枯拉朽”，而代之以一溜溜一片片土洋结合的“西装瓜皮帽”，以显示其破旧立新的宏伟气魄和胆略。会议之余，视察之暇，偶尔就会扪心一把，除了数字，除了政绩，除了掌声，除了剪彩典礼上的大红花，兴许还有些藐视不起、忽略不得的东西哩……
腹有诗书气自华。汲取身外之气，繁育体内之气，一股“诗书”充盈脏腑之时，操起何事来都有可能更有根柢，更有营养，更为匀称，更为光润——漂亮一些。
向 秀
？ 黄永厚 文画朋友被害，闻笛思旧，曾把友谊高歌入云一番（四益先生说他的《闻笛赋》写得也吞吞吐吐，介绍此画时干脆用了一个《向秀的转向》的题目）。
其注《庄子》，未竟而卒，云郭象据之成书，毛（泽东）氏判其“郭象无行”，抑指此侵占著作权欤？然日子长了，寂寞难挨，还是去见司马昭，甘受其面辱：“闻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这当然难不倒真读过书的向秀，回答说：“巢许狷介之志，未达尧舜之心，岂足多慕。”总算讨到“只要承认错误，都是好同志”的认可，获得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一类闲官混日子。到后辈们转向只会说“儿不嫌娘丑，狗不嫌家贫”一类摇尾巴的话，实在等而下之许多了。
明瓷碗
明 瓷 碗？ 田原 文三年困难时期，我作为江苏省委工作组人员，派往苏州吴县湘城、东桥等地整社。
因“大跃进”带来的“浮夸风”蔽及全国，弄得饿莩遍地，民不聊生。彭德怀亲见此情，呈“万言书”与毛泽东，毛不信，可能未亲眼目睹。可是我确是见到了。到县委我已聆听到“湘城事件”，因谎报产量，上缴过多，百姓已家无口粮。我抵湘城农村，时值凉秋，只见老弱翁媪，坐在门口愁眉苦脸地晒太阳。脸浮肿锃亮，连眼皮也睁不开。我上前问候：“老大爷，吃过饭了？”老翁头也不抬，没精打采地说：“同志啊，那里有饭吃，上个月还每天一两（米），现在是一两也勿两哉！”后来一打听，确是饿死人了。
我赶忙组织年轻稍有力气的，到河塘捞鱼虾、摸螺丝、挖野菜、采树叶充饥。同时商量哪些蔬菜下种成长较快，大家都说鸡毛菜最快，个把星期就能食用。反正千方百计找成长快的瓜菜种植，生产自救。过了几个月，庄稼有了收成，还可拿去城里换点油盐，大家才面有起色。“整”了年把，要撤回省里，乡亲们都依依不舍，有的竟号啕大哭说：“同志啊，癋是伲里格救命皇菩萨！”大队干部知道我会写字，一定要我在大队部堂屋的墙上写副对联留念。我不能有拂父老心意，举笔写下上联：“癋末僵格哉”（当时才来常听说的一句话，意谓：“这事情糟糕透了”），下联“终归有办法”。信手诌成，极为不工。但乡亲们却欢呼：“同志啊，癋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