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在医生的行业，人们普遍对这件事知之甚少，而且基本没有任何兴趣，
因此没办法采取聪明有效的行动。桑格夫人说：“只有世界产业工人组织的
人似乎认识到这个巨大的社会问题在经济上的意义。”他们向她提供了劳工
组织者的名字，并帮助她获得和工人及其妻子直接相关的限制生育方面的信
息。桑格夫人决定去法国，以获取有关限制生育的家庭的第一手资料，她在
那儿待了1 年，直至战争开始。她在法国学到很多东西，但仍感到不满意，
因为她想“做些更具体的事”。她说：“我渴望如此强大的力量得到有效的
指导和控制。”
桑格夫人回到美国，创办了《叛逆的女性》，纽约邮局时时扣压这份杂
志。这便是她奋斗的开始。朋友们苦苦劝她放弃自己的目标，停办那份杂志，
怕她会打官司，甚至去坐牢。但她总是反驳：“千百万的母亲在受苦，只有
一个人在享受安逸！”她让杂志继续发行，并亲自写了《控制生育》、《献
给劳工的妻子们》。这些文章在付印时碰到了很大的麻烦，因为有位思想开
明的承印商告诉她，“干这活要去蹲监狱”。20 家印刷商都拒绝承印，但她
不气馁，最后终于找到一个愿意冒险的人，因为他相信她的奋斗。印刷是在
他的商店关上门后，人们绝没料到里边在发生什么事的秘密状态下进行的。
从那时起，桑格夫人的生活中，几乎没有哪一个小时缺少激动，悬念，
被捕的危险，坐牢的威胁。由于细节太多，它几乎影响了故事情节清晰的脉
络。如果省掉某些次要的细节，多作一些总结性的叙述，那么故事的效果也
许会更好一些，尽管省略会失去一些十分精彩的个人故事，但她对控制生育
运动的贡献都尽在其中。桑格夫人的贡献是如此之大，如此重要，如果要公
正地写一部整个运动的历史，以体现战后社会发展的一个层面，那她无疑是
这场运动的发起人，是它英勇无畏的领导者，她为之奋斗，直到它站稳脚跟，
成为社会进化不可不考虑的世界性因素。近几年来，这项运动时时被各大报
纸重点报导，但桑格夫人为这些报导提供了许多背景知识，她告诉人们宣传
工作的稳步进展，她是如何接近并说服那些有影响的男人和女人来帮助她；
如何让公众认识到送她去监狱并压抑她的文章的那些法律的罪恶的一面；尤
其是她如何不懈地努力，将学到的知识传授给穷人的妻子和母亲。不时地有
几个简短而动人的场面向人们揭示出她的工作是如何吸引她并迫使她去工
作：在布朗士威尔的一家控制生育的诊所里，有一个神情悲怆的贫穷女人，
她在桑格夫人被抓去审判，并被罚在昆斯县监狱关押30 天时，曾跟在巡逻车
后面哭喊：“回来，救救我！”；1921 年桑格夫人在市政厅举行群众集会时
遭到警察的镇压；l929 年，她亲自组建，并在几年内看着它稳步发展的医疗
研究局在西十五间街的办公室遭到警察的抄家，尽管她当时打电话去警察总
局质问为什么要这样，对方却回答说压根儿没发布过这样的命令。所有这些
事，桑格夫人都以亲身亲历者的角度，进行了详细而生动的描述。桑格夫人
还重点揭露和抨击了宗教的影响，她敢肯定，在种种干涉、破坏她活动的企
图背后煽风点火的都是这些影响。
桑格夫人在本书的后半部，列出在不到20 年的时间里所取得的成就，如
此迅速，重要且遍布世界各地的成就并不是每个斗士都能看到的。在美国，
公众的倾向已转到她这方面，大型的宗教及其它组织都宣布支持她，她开始
希望通过联邦立法取得最后的胜利。在书的末尾，她再次坚信不疑地强调了
她的信念：“控制生育的问题，从本质上来讲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而
且从表达效果看，与每个国家和种族的生活都相联系。”
书的开始写了一些她童年的趣事及童年的生活环境，由此我们得以了解
作者的禀性及天赋，从而揭示了主宰她生活的内在动力。
（弗？芬？凯莉，1931 年10 月4 日）
震惊的未来──《美妙的新世界》，
奥尔德斯？赫胥黎著
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爱德华？别拉美的完美运行的工业机器，在所有这
些经典的乌托邦的创建中，尊贵是最重要的因素。这些形形色色的乌托邦都
表现出对人性本善的坚信不疑，对人类光明未来的憧憬，对科学进步给人类
幸福的巨大贡献的欢欣鼓舞。它们看起来不过是拿破仑式国家和泰勒系统实
验室的模仿。留给了奥尔德斯？赫胥黎所能做的就是创建一个终结乌托邦的
乌托邦——或是一个需要到机械那里去寻找灵感的乌托邦。他讽刺了对人类
的无条件的精神信任，并对以团结、一致、和稳定为箴言的世界国进行了辛
辣而怪诞的嘲讽。
在所有这些赫胥黎先生的滑稽剧的吵闹声中，他似乎想告诉我们，这些
格言是完全非生物性的。人类是在跌跌撞撞中前进的——我们几乎要说进步
了——从一种不稳定的平衡达到另一种不稳定的平衡。如果人类有一天不这
么做就会变成蚂蚁（懒汉！）并成为一种群居的动物。赫胥黎先生不喜欢这
种前景。所以在这本书中我们发现他如在《滑稽干草》和《针锋相对》中一
样的有趣而怪诞，讥讽着福特们，希特勒们，墨索里尼们，阿尔福雷德？芒
茨爵士们和奥温——所有这些人都想回到那个不放任自由而又有奴隶伺候的
时代。他的乌托邦和那些19 世纪的作品很相似，但却没有它们那种传递信息
且推动进步的信念。就如同厄尔特尼？卡比特的依卡里亚一样的有序，这个
乌托邦共同体似乎是拿破仑第一帝国的官僚体制和奥古斯丁？孔德幽灵般的
确定的混合物；而他那还权于民的主张正是爱德华？别拉美在《向后看》中
宣扬的。而只有赫胥黎这位见过电影摄影棚和广播录音室的现代人，知道大
众娱乐在可能和现实之间的差别。高地公园，罗奇河电厂，消费观念，五年
计划，人工合成维生素，观察活着的鸡的心脏仅仅是为了娱乐，及时控制糖
尿病人数，所有这些，使赫胥黎先生能够将10 世纪的憧憬变成绝望。在他的
T 型号世界中，诗人是不存在的，他的诗人就是那些感情工程师。
注意，接下来是一些被嘲讽的神化了的小玩意儿。如别拉美在1888 年预
言了广播一样，赫胥黎先生也预言了“感知”，一种既能给视觉快感又能满
足人们听觉需要的电影，将取代“说话”。薄荷香口胶被性激素口香糖代替，
后者正是赫胥黎书中一个小人物最喜欢嚼的。而格拉梅——一种朗力酒的替
代品——成为大众的日常饮料；他们同时也扫除了一切黄毒。上帝变成了福
特（有时又被叫做弗洛伊德），孩子的儿歌成了“福特开着小汽车，世界变
得多美好”。亨利？福特写的书《我的生活和事业》，成了新的圣经。而香
味机器可以制造出从肉桂到樟脑的各种气味，偶而也会发出类似猪腰布丁的
香味。婴儿当然也是在实验室中出生，或者确切点说，被铸造出来。而按照
一种叫做波但诺夫斯基的理论，1 个蛋可以生出96 个孩子，所有这些孩子从
外形到智力都一模一样。这些波但诺夫斯基群体被安排到工厂和矿山工作。
在一个波但诺夫斯基群体中不应该有嫉妒，因为其理想就是统一思想。但是
如果赫肯黎的世界中出现了一点儿小小的嫉妒，那么这依旧被认作是一种耻
辱。也许有时一个女孩会怀念那美好的古老的胎生方式，为了消灭这种可能
性，所有的姑娘在其十几岁时必须每天通过马尔萨斯钻床。扣子消失了，孩
子们玩着“找拉链”的游戏。
我们首先结识了伦敦中心区繁殖和分类场的领导人，他带着我们在他的
工厂里参观，并向我们介绍如何制造不同的各类人等：阿尔法，贝塔，伽玛，
德尔塔和艾普西龙，每一类还有正负之分。在一个孩子的生命开始之前，他
都会在沉睡中接受儿童催眠智慧注射，从而成为各种人等中的一类。但是，
即便这样一个机械的世界也不是铁板一块，总是还有一点缝隙，也许是疏忽，
可能是由于在其胎儿期间酒精进入了其血液循环，伯纳德？马克斯，这位赫
胥黎先生的英雄，却对现实很不满意。
伯纳德对莲娜？克洛妮的爱是早已过时的浪漫。他渴望着离开这个社会。
于是他带着她乘火箭去了新墨西哥原始保护区。事出偶然，伦敦中心区繁殖
和分类场的领导人以前也来这儿度过假。并在一次突如其来的沙暴中丢失了
他的女友，一个贝塔类人。伯纳德碰到了这个女孩，当然她现在已是一个老
妇人了，并有了一个胎生的儿子——约翰。他很快就和穆斯塔法？芒特这位
西欧居民总监取得了联系。他们会被带回伦敦吗？这位总监听到了这一报告
大发雷霆，并给出了肯定的答复，为了教育人民群众，野蛮人约翰和他母亲
被用火箭送回了英格兰。
赫胥黎先生习惯于真实得可怕的描写。也许有人会觉得他对乌托邦的嘲
讽是在给人类一个道德上的教训。但是，如同辟鸟很难看到泥沼，蚯蚓不会
理解爱因斯坦的理论一样，赫胥黎先生的世界很难察觉他作品中反讽的弦外
之音，因此，警示世人是很难的。而工业化生产这一魔鬼似乎被描写的过分
可怕了，因为在一个出生率受到严格控制并不能靠广告和销售挣钱的社会，
把它作为宗教信仰甚至对于福特大帝来说，都是不可理喻的。这是一个高度
机械化的世界，是的，但是它也会孕育出一个卢梭来，动摇它的基础并把人
送回到茹毛嗜血的时代。同时，当我们期待着《我的生活和事业》来取代圣
经时，《美妙的新世界》也许会让我们的视线稍微偏移一下，它给我们提供
了一个停止地带。
约翰？齐伯林，1932 年2 月7 日）
当生活成为新闻报道──《1919 年》，
约翰？多斯？帕索斯著
约翰？多斯？帕索斯在《1919 年》一书中，继续发展了他就现代美国人
及美国化世界所做的勘探，他的这个勘探以《第42 度线》拉开序幕，并按人
们推测的，很有可能要一直持续到将这套系列写成三部曲或四部曲为止。它
的最初跟踪调查对象是从西班牙——美国战争之后蓬勃成长的美国开始，以
查理？安德逊在我们也开始加入世界大战行列的时候动身前往巴黎结束，他
是个来自北达科他州的孩子。《1919 年》的故事从《第42 度线》结束的地
方开始续写。我们在这本书里可以遇到原先第一本书里的旧人物，也有些新
塑造的形象。与此同时，历史在疯狂地旋转着。仗打了；和平谈判过了；一
个叫做米歇尔？帕玛的发起了“赤色追剿”运动，而遭到瓦特？李普曼及其
他人的抵抗；威尔逊垮台了；无名战士在阿昆顿入土下葬，哈丁总统在葬礼
上发表了演说。多斯？帕索斯先生定论性地探察了一些人的生活；而另一些
人的生活则仍置于不为人所知的边缘而留待这人间喜剧的第三次跟踪调查。
将形形色色人物的零散故事巧妙地与“新闻记录片”通讯穿插的写作技巧（它
让人想起了马克？萨利文的作品），在这本书里又一次被加以运用，就像《第
42 度线》书里用的那样，还带着专门设计用以在所考虑的这段特定时间与地
点给予多斯？帕索斯他自己有利地势的“照相机式眼睛”，带着对重要美国
人物所做的激情洋溢的、暴躁乖戾的惠特曼式的传记，例如鲁道夫？鲍纳，
约翰？瑞得，伍德罗？威尔逊以及西奥多？罗斯福等等。而通过安插数据而
激起人们情绪的手法在这书里又一次获得了成功。它包含了多斯？帕索斯不
至于在紧张叙述的中间变得“散漫”，但它却又使他保留住了散漫的标准。
我们可以在海明威所著的《在我们这个时代》中看到这类东西的先例。
同《第42 度线》一样，《1919 年》首先也是部“新闻”小说。它当然
是对扩张主义者的讽刺，是对“急于求利”、声名狼藉且粗鄙庸俗的美国的
讽刺。但它却又不仅仅只是个讽刺，它还是真正的人物刻画——这点比《第
42 度线》还更为如此，它可以像它所做的那般尽可能紧密地贴近报纸的大标
题，因为，它的人物遵循着众多美国人的方式依赖且以新闻为生。哈佛人迪
克？萨维奇，芝加哥姑娘伊芙莱娜？哈特琴，激进分子本？康普顿，甚至水
手乔？威廉姆斯，他们全都“受制”于每日的各类报纸，都到了过去的小说
家无法理解的地步。甚至连这些人的私人问题也是由新闻或制造新闻的人决
定的。
由于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