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可率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兵出日军背后，给其致命打击，现实只是兵移八宝山进一步占据大井村，在敌背后威慑。冯治安师长的“与日军争端，越往后推迟越好”的观点，是华北当局的主要观点，也是国民党政府的主要观点！所以，日军一提出谈判交涉，冀察当局马上接受。
8日夜至9日凌晨，双方即开始紧急谈判。
谈判在北平、天津两地举行，所以双方都有两个代表团。在北平谈判的中方代表是秦德纯和张允荣，日方代表是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大佐和和知鹰二、今井武夫、寺平忠辅。在天津谈判的日方代表是华北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少将，中方代表是三十八师师长兼天津市长的张自忠中将。
9日凌晨4时，在北平的中日双方代表达成三条口头协议：
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
二、日军撤退回丰台，守军撤向卢沟桥西；
三、宛平城防务除城内原有保安队外，由石友三的冀北保安队派部分人协同防务，人数限300人。
定于9日上午9时到达接防地，双方派员监督撤兵。
秦德纯当即命令王冷斋和吉星文团长作好交接准备。
部下提醒秦德纯：“近日丰台车站不断有关东军到达，运输很是紧张，不像停战不打的样子。”
秦德纯说：“日本军部的命令可能还没下达，我们先执行吧！”
部下们又提醒说：“我军为表和平诚意，将宛平城与卢沟桥交与石友三部，而日军并不撤退，会不会在一方诚意撤兵，一方是假讲和，日军突如其来，大举将城桥一举占领！”
秦德纯说：“这样解决是给日本人保留一点面子，找个台阶下！”
关东军不断来到丰台是怎么回事？
原来，关东军得知卢沟桥事变消息后，少壮军人摩拳擦掌，鉴于华北驻屯军已经升格，他们再无权干预，现在只能派来宣传队，拉拉队。他们到宛平前线大枣山等地鼓动宣传，他们宣读了关东军的声明：“由于暴戾的第二十九军的挑战，今日在华北竟发生了事端。我关东军将以很大关心和重大决心，严正注意事件的演变。”他们站在友军面前大声地喊着：
“军刀已经拔出，焉能不见血而入鞘……”
他们带领着友军高声唱着鼓动“圣战”的歌。
他们代表关东军表示做华北军的坚强后盾。他们表示，一旦需要，他们与华北军并肩而战…
本来欺负惯中国人的华北军，对铁路桥的惨败已不可忍，又经关东军代表的扇动，更加怒火上扬。9日清晨6时，也就是达成协议后2小时，河边旅团长就下令向宛平城内开炮，轰击宛平县城，炮击达1个小时30分钟，发射炮弹100余发。
北平当局接到宛平的报告，责问日方为何背约。日军答复说：“炮击是为了掩护撤兵。”
不仅如此，9日凌晨4时50分派出接防的保安队踪迹不明，经北平方面派出联络参谋出西直门到卢沟桥方向侦察，得知保安队行至大井村时，受到日军阻击，死伤数人，日军故意刁难，不准通过。
北平当局诘责。日方回答：“因天阴雨大两军对峙，误会难免。”
经北平方面反复交涉，日军才允许保安队通过50人到宛平接防。这时已是下午6时左右。再交涉，日军只准保安队携带步枪，每人只准带子弹30颗。十几挺机枪及多的子弹等送回北平，每挺机枪派三人护送，保安队减员百余人。晚7时后，保安队到达宛平，实际人数已不足200人，而且装备极差。保安队尚未进晚餐。他们清晨出发，没有想到15公里路程，走了整整一天。进入宛平后，由于忙着接防、布防，直到10日凌晨2时才开始吃饭。
与此相反，日军在刁难阻挡保安队的同时，不仅一兵未撤，反而增加兵力，将机械化第二大队从通州调到了丰台。河边旅团长又下令到宛平东北角的大枣山接防，企图利用吉星文团与保安队换防的机会一举攻克宛平。
保安队接防后，日军以为万事俱备，河边要求亲率幕僚入城慰劳，遭谢绝后，又派外交人员笠井顾问，广濑秘书和翻译爱泽三人携带香槟酒前往宛平，作庆贺和平姿态。
王冷斋接到情报，日军确实未撤，而且调整部署，向前推进。王将情况报告秦德纯，秦回答说：“双方正在研究善后，果真他们背信毁约，明天正好在会上向日方提出质问。请加强城防守备。”
10日天亮，王冷斋赶回北平。上午，秦德纯、冯治安、王冷斋、何基沣等，应日本人的提议，和日方代表樱井、中岛、笠井、斋藤一起召开联席会议。日方特务机关长松井，武官今井等均未出席，4代表中无一人能代表日本军部。显然，日方在借谈判而拖延时间。
会上，樱井提出，要求中方撤换有关指挥官，并向日方赔礼道歉。
何基沣旅长一听，勃然大怒，指斥说：“这次卢沟桥事件完全是日本有预谋，有计划的侵略行动，是日方集结军队向宛平首先开火，明明是侵略行为，应向我方赔礼道歉，并保证以后不再侵略，否则就消灭你们！”说罢，拔出手枪，“啪”地一声放在桌上。
樱井等人吓了一跳，面面相视，突出意外，不敢答话。
冯治安看着日方代表，露出了得意的神情。
王冷斋接着声明：“我方已遵照停战条款实行撤兵，但日军在铁路桥涵洞、大枣山等部队尚未撤兵，昨夜又向宛平袭击，日军此等行为显系破坏停战协定，应即迅速撤退方能保持和平，否则一切后果均由日方负责。”
斋藤说：“日方未撤尽的原因，是因有阵亡日兵尸骸数具尚未觅得。”
王冷斋说：“搜索尸骸无须这么多兵士，而且也不必携带机关枪。”
斋藤说：“因恐你方袭击，不得不多留些部队以资警戒。”
谈判停留在具体事情上，唇枪舌剑纠缠不清。忽然日方来电，4个日方代表一齐离席到外面接电话。
中方代表只好坐等，久不见日方代表返回，派人到外面一查，才知道他们已经不辞而别，不知去向。
原来，他们得到电话通知，日本军部已经决定向中国华北出兵，惩罚支那（对中国的蔑称——编者注）军队，即：对中国开始全面战争。所以，一切谈判都再无必要，日方代表欢喜雀跃，不辞而去。
宛平县长王冷斋三天三夜不曾合眼，他又气又急，悲愤欲绝，哇地一声，口吐鲜血。
王冷斋，福建人，在保定军校与秦德纯是同学，秦任北平市长后，王冷斋代任行政督察专员兼宛平县县长，并兼任北平市政府参事和宣传室主任。王喜欢音乐，王妻能歌唱。王上午去宛平主持公务，下午即去宣传室，每晚王家中有歌唱，隔墙可闻，人称王家为“极乐世界”。当时记者采访宛平城最高军政长官王冷斋和吉星文时，曾经这样描写：
王冷斋是一个文弱书生，蓄着八字胡须，身穿灰色纺绸长衫，手摇折扇，面色苍白，形容憔悴，因为连日和日军谈判，已经把他累垮了，旧病复发，大口吐血……从王冷斋的样子和他的谈话中看到，他已经出了很大力气，尽到职责。
吉星文：从报纸上已经知道他是吉星文团长……拄着白色粗木棍，从头顶到颈项缠着绷带的黑大汉，上身穿着白老布短袖衬衫，下边打着整齐的绑腿、眼睛里充满着血丝。
宛平前线最高军政官长，是一对形象反差极大的文官武将。他们配合协调，真是天造之和。
第十五章 将军坐失战机
“把河边旅团自支那军的包围中拯救出来！”
“膺惩暴戾的支那二十九军！”
“膺惩可怕的冯治安师！”
7月8日以后，东京及日本全国各地的街头，日本的国民举着小旗，呼着口号连日游行，要求政府对中国出兵。
日本的舆论在军部的控制下，国民的情绪早就被鼓动起来了！
7月7日至10日，卢沟桥畔的战事，4次挑起，又4次谈判，其实日方毫无诚意，除等待援军以外，重要的是，日方的决策人正在举棋未定。8日晨，华北驻屯军召开会议，决定采取迅速解决卢沟桥事件的方针，也只是策略性的决定。是否挑起对中国全面开战，华北驻屯军主要负责人的意见，并不一致。准备发动战争并在积极筹划对策的，主要有步兵旅团长河边正三郎，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辅佐武官今井武夫，二十九军的军事顾问樱井德太郎少佐等。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和参谋长桥本群，对开发华北的经济皆非常热心。而不赞成行使武力，田代在这之前也曾多次与外务省商议，谋求实现和平的方法。华北驻屯军首脑们大多认为：
一、如果宋哲元失去京津地盘，将来恐怕没有交涉对象，因此，不愿意提出使宋哲元地位以致命影响的要求。
二、考虑宋哲元的地位处境，考虑宋哲元从齐齐哈尔的深山里出来（有误——编者注）踏上京津军政舞台的心境，实有如插足京洛之地的乡下武士，汲汲于保持京津的地盘，尽量稳健的解决，以求自保。但是二十九军的下层，特别是青年军官们的排日抗日风潮又甚激烈。加以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宣传、鼓动，使宋哲元就是想表面上接受日本要求也不可能。
不过，此时田代中将的心脏病发作，已经命在旦夕。
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东京后，于8日深夜，陆相杉山元即下令，以备对华紧急出兵。令4万士兵停止复员。
日本军部内部的“扩大派”与“不扩大派”的争论顿然明朗。日本军部主管作战的第一部部长石原莞尔，提出“事变不扩大”的主张。在军队内部得到航空本部长久迩大将，参谋次长、前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等寥寥可数的几个人支持。
石原莞尔，制造“九·一八事变”的主角之一，有“关东三羽鸟”之称，被日本少壮派军人视为英雄人物。当他被调回东京迭任要职后，他却顿悟前非，极力反对继续侵略中国。在卢沟桥事变前，就曾坚决主张驻华北的日军撤到长城以外，而将长城以内的中国领土全部归还，彻底解决华北问题，使中日之间避免发生冲突。
有一次，石原莞尔在京都大学讲演，竟然公开发表惊人的主张：所有应负中日之战的人员均应发交军法审判。同时他更呼吁应由日本裕仁天皇亲赴南京，向蒋介石求和。
多田骏，在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官之时，亲眼目睹中国民众的抗日情绪。多田和石原之所以主张“不扩大”方针，均以中国民众普遍抗日排日风潮极为高涨，和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统一国家，而不再是过去军阀混战四分五裂的状况为理由。
“七七”之前，石原少将担心华北会发生突然事变，警惕发生第二次“柳条沟事件”，密派陆军部军事课高级课员冈本清福中佐到华北找各有关人员了解情况。冈本在平津逗留一个星期，回国后，向石原作了极为乐观的报告：“在华北的日军中，虽然也有部分人忧虑会爆发事件，但为数极少，从整体看，没有特别担心的必要。”
石原才略略放心。除此以外，占压倒多数的日本军方首要，无不在秣马厉兵，跃跃欲试，企图在即将扩大的中日之战中一显身手，如同日俄战争、中日甲午战中的那些名将一般。其中最强硬的主战派诸如：朝鲜总督南次郎，鲜朝驻屯军司令官小矶国昭，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内务大臣、海军大将末次正信等。
内阁与军部联席会议上，两派反复激辩，多田骏与末次正信险险乎动了武。
7月9日，陆军部决定了派兵方针，早上8时50分，杉山元陆相便在临时内阁会议上正式提出派兵案，陆相说：“……自事件发生以来不法射击不断，是一种无信不逊的态度。尤其从第二十九军的兵力和抗日态度来看，不如在此时派出适当的兵力，亦即从国内抽调3个师团派遣到现地。”
其他阁僚认为，“从国内派兵时机不到。”
恰好此时，得知中日双方于9日凌晨，达成了三项口头协议。因此，杉山陆相的派兵案就被暂时搁置起来。
接着，上午11时，日本内阁四相（首相、外相、陆相、海相）会议决定了“不扩大”方针，提出“日本政府的解决方针是：中国军队撤退，处罚事件负责人，中国方面进行道歉，以及今后的保证。”参谋次长今井清根据内阁会议的精神，9日夜里就将《关于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对华交涉方针》电示华北驻屯军。要求使冀察方面在最短时间内予以承认实行：
一、停止中国军队在卢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