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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有意识地使用“行星”这个词，因为生态系统的相互联系，超越了构成私人财产、国家状态、专业实践等特性的离散尺度。环境管理需要在所管理的系统的尺度上进行，但是大多数现有的组织和体制都固定在一定的物理和法律界限内，这些界限并不总是与问题的尺度相一致。在环境可持续性的标题下，也许需要有一个管理模型的连续统一与相互联系的人与自然系统平行。要改正这些配合不当，也许需要将某些地方或国家的权利移交给管理联盟——它们能较好地适应所考虑的实际系统的结构。最后，我希望拥有众多分析决策工具的“优化者”，会认识到非常复杂系统的细节并不总是可以预言的，即便变化的可能性可以预言。因此，我们应该考虑用一种风险规避（所谓谨慎性原理）来补充经济效率优化范例，以寻求为文化和自然保存一份多样性。“我们要最好”很有可能最终导致“自然为最差”。
第六章 对政策选择的综合评估
在可以用两句话来总结前面五章 有关地球系统科学的内容所要说明的问题。第一，关于精确预测由一系列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和其他全球变化，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科学观点。第二，这些影响的后果是非常广泛的，既有空气中增多的二氧化碳对植物增长带来的有益效应，也有对农业、水供应、海岸线、健康和物种可能会是灾难性的区域气候冲击。在本章中，我将说明为什么肯定不应该刻板地去对待时下那些有关未来的行动计划，但是它们的意义却值得认真加以考虑。
优化效率
如果对学养深厚的科学界的大多数人进行调查，尽管细节上有很大差异，我相信你会发现大多数专家认为：①有绝对的把握可以认为真正的全球变化影响会发生；②产生纯正面或纯负面变化的可能性也许只是10％一20％；③由人类活动引起的全球变化导致广泛灾难性结果的可能性也只有10％一20％。这些对全球变化后果的评估叫做影响评估。如果现在正在进行中的全球变化实验持续并得到强化，它们代表了对社会和自然带来的潜在代价（货币的和非货币的）。
你是一个理性的行动者吗
在经济学家和政治科学家称作为“理性行动者”要求防止这种全球变化而行动之前，这样一种虚构的人首先想要知道减轻全球变化影响的代价（例如，对二氧化碳排放进行收税的经济代价）可能是什么。然后，这种理性的人，想要只花权威评估所建议的那样大小的费用就能规避气候变化（如果它不衰退的话）。这叫做经济上有效的最优化政策。
有效性与自由市场矛盾吗
经济学家所谓“有效性”指的是什么？大多数经济学家的首要信念是，“自由市场”是求得经济繁荣的有效方式。对于自由市场的虔诚的信奉者来说，政府应予优先考虑的事项是允许市场无约束的发挥功能，而不是健康的管理或环境保护（如果它们限制自由市场的话）。所谓“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的意思是指，如果人们能够自由地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花钱，因为为了自身的利益要使成本最小化而收益最大化，他们就会不约而同地发现最好的方式是“有效性”，即找到成本最低、回报最高的人生的解决方法（或至少对生意来说是这样），这就是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斯（Adam Smith），在他说经济体系最好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而不是政府官员的长臂来指导时所要表达的意思。自从那以来的几个世纪，一大群经济学家、企业领袖和政治家每当出现政治麻烦（通常以要求政府管理企业界活动的形式）时就一直在重复这个教义。
当代最大争论之一是，即便市场是自由的（我们将在后边讨论“自由”问题），市场是否就像所声称的那样有效。例如，一个环境上有关的问题是，技术专家与某些环境保护者关于我们大多数房屋、商店、工厂和办公室中，为什么不用最节省能源的电灯泡或窗子的争论。工程师们认为这种低效率造成能源浪费，其代价从长远来看要大于用来改良我们建筑物效率的投资。真正的经济学家的典型回答是，考虑到所有成本的话，人们就不会改变他们的行为，因为那木会是总体上合算的改良。其根据是人们有效地为自身经济利益服务这样的假定——这本身证明了做其他的事情是非理性的！技术专家则常常认为，尽管有200年关于“有效的市场”的论调，但自由市场实际上并不是经济上有效的（除去能源问题不说）。例如，以美国的普通住房为例，可以看看这些房子的窗子、分隔情况，还有停在房子外的小汽车。或者看看有代表性的制造公司的机械。可能没有一个在能源使用方面是有效的，没有一个在工艺方面是最有效的。但是，要测定经济（相对于能源）效率，我们需要问：取代这些耗能产品是否比支付超支的能源帐单更费钱（这里还根本没有涉及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使用超量的燃料会产生干扰环境的污染，其本身就是经济学家称为“外部性”的对整个社会的某种代价）。即便撇开外部性不论，有许多批评者断言我们不安装各种可以得到的节能产品的原因，是因为自由市场体制并不像所声称的那样经济上有效地运作。这叫做“市场失效”。经济学家通常承认自由市场并不是一个完全有效的经济，但把这大部分归罪于政府干扰，而不是更多地归咎于投资者和消费者的错误。有清楚的证据可以显示：有关市场失效的信息，是从自由市场的许多买卖人那里传来的。
在1991年，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评估全球变暖的政策意义时，我目睹了经济学家和工程师之间的争论。我们的职责是就全球变暖的严重性、可能的政策响应以及它们的成本与收益问题给美国政府提供咨询。这给工程师和经济学家之间的辩论提供了舞台。聆听他们互相攻击常常是件有趣的事情。一个技术专家也许会说：“要我们把CO。排放降低10％到40％，并且挣钱来做这件事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所谓的自由市场却充满着过时的耗能的产品。”一个经济学家可能反驳道：“不，企业不会冲出去添置各种最新发明的产品，因为对于一个公司的总经理来说，为了节省公司成本的10％而花几个月的时间去合计怎样改进工厂的能源效率，经济上不是有效的。总经理应该把时间花在读《华尔街》杂志上面，通过了解新的商务机会去得到高于10％的投资回报率。”我深信某些笃信的经济学家会极尽能事地寻找一种方式证明市场是接近有效的。我调和说：“我同意任何一个把时间花在公司周围转悠以发现哪些电灯泡是耗能的总经理，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总经理。但你也不能期望一个好的总经理以便宜得多的工资就能雇用到一个技术专家来做这件事情，并要他使公司减少能耗和成本吧？”
无论如何，下面是个笑话那类有经验的经济学家的例子。有一个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喜欢带着孙女在公园里散步。有一天，小孙女跳着奔向公园里的一张长椅。“等一等，爷爷，”她说，“我要到那张椅子那里拿个东西。”“小宝贝，你想要去拿什么？”“我看到那张椅子下有一张20元的钞票，”她激动地答道。“不，不会的。”经济学家眼睛看着别处权威地劝告说，“因为有的话，早就有人把它拿走了。”甚至一张遗失的20元钱也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市场失效。（想象去年夏天，当我十几岁的女儿在维也纳市中心拥挤的购物街的地上发现一张20先令的钞票时，我是多么高兴。我当即坚持要女儿把这件事情告诉那位经济学家，因为她正在临时照管他的孩子！）
市场是有效的吗？在这个社会中这不是一个不带偏见的争论。如果人们没有意识到降低成本的机会（例如节能的新产品），如果存在着某种潜在的补贴（例如，万一核电厂发生事故时允许核电厂可以有较少责任，用法律来保持核电的较低价格。这里没有让市场发挥作用，因为它是在损害更为便宜的竞争者的情况下推行的一种能源供应），市场失效就发生。经济上这不是有效的。要市场成为有效的，应该使整个社会的得益达到最大和成本达到最小。但是，经济学家长期以来在为谁的成本和得益这个问题发生斗争。如果投资者的得益自然增长，但是成本却往往不可见地落在市场外部的其他人头上，该怎么看呢？这是一个公平问题而不是效率问题。即便按标准的算帐法（通常以收入和支出这类所记录的交易进行计算）市场是有效的，但是仍然存在着比如像能源价格如何以“合理的市场价格”计算这类问题，如果能源的成本并不包括这样的事实的话：如汽车排气危害了其他人的肺脏，改变了气候，或者对社会的一些部门做了有潜在危害效应的事情。
如果你相信一个真正的自由市场是有效的，那么你就必须在商务成本中至少包括那些在标准帐目外属于社会成本的东西。这不单单是一个发现合理的外部成本的技术性问题。经济学家所称的这种“外部成本内部化”同时还是一个文化和政治的问题。例如，当我们知道污染引起公共财富的下降，但提高能源价格会暂时损坏经济，特别是使穷人受损，造成效率与公平、环境保护对立时，我们怎样才能妥善处理能源的价格呢？另外一个文化障碍是，单个人的决策影响着全球“财富”，但却没有一个人能拥有整个地球环境——所谓的公共财富。眼下，除非有有效的规则或付费制度，否则就只能用道德说服去引导个人减少他们对公共财富的冲击。差不多所有当代经济学家都承认这是一种潜在的严重市场失效。这个问题已经使得一部分经济学家（还有自然科学家）创造了一个“生态经济学”的领域。
让我们回到有效的最优化政策这个论题，怎样才能设计出这样一种最优化呢？研究全球变化的科学家使用一种叫做“综合评估”的模型，试图把经济学和生态学并入到成本一收益理论框架之中。某些像成本一收益分析这类分析性方法的提倡者一再坚持，对真实世界的决策应该服从由这些理性工具得出的解答，任何别的什么工具都较少客观性甚至是非理性的。不管这种信念是怎样诚挚，却不是一种科学的陈述，而是一种文化的病好或偏见。我不主张所有决策应该非理性或者无视这种分析性方法的洞见。相反，我把我的职业生涯的一个重要部分试图用来理解这种方法，因为它们有助于告诉我们经济问题中，哪些方面可以用相应的货币单位进行测算。要无视这些，确实是非理性的。事实上，人们对经济工具用于决策过程缺乏了解，是对（政治上）有效地起作用的民主体制的真正威胁。但是，某种有关市场效率及其分析手段，即成本一收益方法应该是决策的“唯一”基础的坚固信念，已经导致了生态学家与许多经济学家之间的明显冲突。
如我们将看到的，由于综合评估在可信地估计我们的活动的整个系统范围的成本与收益上存在技术性困难，因为比较的最终单位是货币（通常是美元），这必然在某些基础方面显示出不足。实际的人（而不是理性的行动者）重视的许多东西（自由、自然、爱情、安全或人类生命的价值），并不都是可以简单地用金钱衡量的。然而综合评估是最好的科学方法，我相信它要比零敲碎打的方法、商业化信息和其他的广告、传真给媒体和政府官员的新闻稿，以及政治辩论中使用的（和滥用的）诉诸情感但常常缺少代表性的故事逸闻要好得多。由于我们的焦点一直集中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让我们用这个例子作为对全球变化案例研究的综合评估。要了解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我们需要从估计人类在未来100年会产生多少温室气体或二氧化硫开始，以估计它们对大气圈浓度的长期后果。这意味着要推测什么样的技术是合适的，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接近多少这样的技术，以及届时地球上会有多少人（在本书引子中提到的I一PAT）。讨论中要记住，事物的总成本很少会是它表面上看到的东西。煤油灯的价格不仅仅是开采、储藏、运输，而且是采矿和燃烧对健康的结果，以及能源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整个范围的潜在的环境改变。小汽车的价格不仅仅是材料、生产和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