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亡清兴六十年(下) 作者:阎崇年- 第14部分

　　崇祯帝的昏暴。后金的反间，廷臣的谗陷，只有昏暴之君听信才能得逞。明代崇祯皇帝，君权高于一切，口含天宪，太阿独操。群小诬陷，崇祯帝偏信，旨定磔杀袁崇焕，铸成千古冤案。

　　崇祯帝杀袁崇焕，既不是“误杀”，也不是“忌杀”，而是“必杀”。

　　何以“必杀”？先是，正统十四年（1449年）蒙古瓦剌兵攻北京，兵部尚书于谦后来被杀；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俺达兵薄都城，兵部尚书丁汝夔、提督军务保定巡抚杨守谦被杀。这次崇祯己巳之变，保卫京师的兵部尚书王洽和蓟辽督师袁崇焕，又受到朱由检的杀害！崇祯帝像他的先祖一样，把责任完全推给兵部尚书、蓟辽督师袁崇焕，称袁崇焕致“庙社震惊，生灵涂炭，神人共忿，重辟何辞”！可见，崇祯帝杀袁崇焕的主要原因是政治原因，所谓圣上英明，崇焕误我——所以必杀袁崇焕。后来崇祯帝煤山自缢时也说“诸臣误我”，这些都是在推卸责任。

　　但是，崇祯帝必杀袁崇焕又何至于要磔死呢？这还要分析袁督师与崇祯帝的性格冲突。三、性格冲突

　　袁崇焕的死，前面有兵部尚书王洽，后面也有兵部尚书陈新甲。皇太极打到北京城下，袁崇焕的死是难以避免的。《明史·刑法志》规定：死刑有二：一是斩，二是绞。袁崇焕最终被磔死的悲剧，还要从袁督师与崇祯帝的性格冲突来分析。

　　袁崇焕墓碑（拓片）

　　袁崇焕被磔死的原因，从袁督师孤耿廉直品格与崇祯帝刚愎暴戾的性格矛盾，可以找到其内在的解释。袁崇焕品格具有两极性：一极为忠君，另一极为个性；二者既相统一，又相对撞。他35岁中进士前，受到系统的儒家教育，以纲常伦理作为思想与行为的规范。他在《三乞给假疏》中言：“生杀去留，惟皇上所命。皇上纲常名教主，尊皇上即所以重伦常。”所以，君为臣纲，绝对忠君，这是袁崇焕性格的一极。他出身于商人家庭，多次顺溯两江而往来两粤，珠江流域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早，因而家世、阅历和社会又陶冶了他的独立性格。他在《咏独秀峰》诗中云：“玉笋瑶簪里，兹山独出群。南天撑一柱，其上有青云。”他又曾以榕树自喻：“纵斧摧为薪，一任后人事。”前者表现其卓异的心态，后者则表现其寡合的性情。所以，刚毅卓立，不相苟合，这是袁崇焕性格的另一极。袁崇焕这一独立品格，是其区别于同时代诸多官员的一个明显的性格特征。由是，他具有独立心态、独立意志、独立品格和独立行为。这是袁督师铸成英雄形像与扮演悲剧角色的性格因素。袁崇焕的独立品格，主要表现在：

　　第一，敢走险路。袁崇焕中进士之年，明军萨尔浒大败；朝觐之年，明军失陷广宁。其时关外形势，经略王在晋认为已无局可守。但是，袁崇焕不与同僚、家人商量，单骑出阅关内外。回京后，具言关上形势，曰：“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而当时的“京师各官，言及辽事，皆缩朒不敢任，崇焕独攘（rànɡ）臂请行”。廷臣称其才，遂超擢佥事，监关外军，从此袁崇焕与辽事结下终生不解之缘。时袁崇焕从八闽而至京都，由县令而升主事，他本来可选走笔直平坦之道，却择行崎岖危险之路。当时作为供职于京的下层官员来说，存在多种选择的可能性，他完全可以行某种平稳之计而不冒此风险，不担此重任，择险而行。特别是千里入援，未奉明旨，不听劝谏，率军进京，走着险路。

　　袁崇焕选走险路是由其价值取向与性格特征所决定的。他出关之后，继续择险而行。如受命赴前屯安集流散辽民，史载：“崇焕即夜行荆棘虎豹中，以四鼓入城，将士莫不壮其胆。”又如宁远以缺饷四月而兵哗，巡抚毕自肃、总兵朱梅等被缚于谯楼上，寻自肃自经死。督师袁崇焕于到任次日，“单骑出关，至宁远，未入署即驰入营”，迅即平息兵变，表现出超凡的胆魄。前面讲过，袁崇焕任邵武令时，县衙旁着火，他登墙上屋，奋力救火。袁崇焕令邵武时，童试之后，他绝不阅卷，却“日呼一老兵习辽事者，与之谈兵”，亦属超越常规，奇异行为。以上诸例，袁崇焕脱常轨、走险路的性格特征可见一斑。

　　第二，敢犯上司。袁崇焕善待同僚，体恤下属，“焕得大将风，士卒同甘苦”。但是，袁崇焕不善于“应对”上司。有人说：“举世所不得避之嫌疑，袁公直不避之而独行也！”他不爱钱，不惜死，不辞劳怨，不避嫌疑，而秉性耿直，忠于朝廷，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他于经略王在晋：深受其倚重，并被题为兵备佥事；但是，“崇焕薄在晋无远略，不尽遵其令。及在晋议筑重城八里铺，崇焕以为非策，争不得，奏记首辅叶向高”。袁崇焕以区区小官，在唯诺成风的官场中，冒犯上司，径直奏记，是何等刚直，又有何等胆魄！他于大学士孙承宗：深受其器重，并被委任筑守宁远；但是，孙承宗、马世龙出击后金，兵败柳河；他不顾及孙承宗之情面而揭斥道：“前柳河之失，皆缘若辈贪功，自为送死。乃因此而撤城堡，动居民，锦、右动摇，宁、前震惊。”他于经略高第：高第代孙承宗后，谓关外必不可守，令尽撤锦、右将士入关。崇焕抗曰：“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高第没有办法，听其守宁远。他于督师王之臣：先是请移满桂往它镇，桂被召还，王之臣又奏留桂。“崇焕以之臣奏留桂，又与不协”。他于厂臣魏忠贤：天启六年即天命十一年（1626年），“内外大权，一归忠贤”，魏忠贤“矫诏遣其党太监刘应坤、陶文、纪用镇山海关，收揽兵柄”。崇焕具抗疏言：

　　兵，阴谋而诡道也，从来无数人谈兵之理。臣故疏裁总兵，心苦矣。战守之总兵且恐其多，况内臣而六员乎？又所辖之随行，军法不得问者，不知几许乎？昨部臣崔呈秀疏谏厂臣魏忠贤，约束内官，不干与部事。部事且不令干与，况呼吸存亡之兵事乎？

　　疏上，天启帝拒纳。崇焕虽尽力与忠贤委蛇，却终不为其所喜，而引疾辞职归里。袁崇焕一心忠君，以社稷为重，竭力抗御后金，图复辽东失地，因而敢于冒犯上司，不太注意与上级的人际关系。正如《天启朝袁崇焕人际关系的变化》文中所论：“他并不重视向上看的联系上级的人际关系，他重视的是同僚关系，以及与下属的人际关系。他向下看多过向上看，他不急于升官。”袁崇焕自赋诗句：“杖策只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是其价值取向，也是其孤迂性格的诗词表达。

　　第三，敢违圣颜。在帝制时代，君威至高，皇权至上。袁崇焕不仅犯上司，而且违圣颜。后者，仅举讲款与斩帅二例。讲款，为庙堂之大事。天启末讲款，袁巡抚首疏。辽东巡抚袁崇焕听闻后金汗努尔哈赤死，遣使吊丧，探其虚实。此事虽由内臣主持，却未先行奏请圣旨。天启六年即天命十一年（1626年）九月二十八，《明熹宗实录》载督师王之臣和巡抚袁崇焕奏报：“奴酋哈赤死于沈阳，四子与长子争继未定。”第二天即二十九日，袁崇焕复奏：“臣敕内原许便宜行事，嗣有的音，方与在事诸臣会奏。”可见，此奏上报之时，李喇嘛已派出。十二月十三日，《明熹宗实录》载：李喇嘛返回，袁崇焕奏报，得旨：“夷在，无急款以失中国之体。”此奏报虽优旨许之，后却频旨戒谕。“崇焕却藉是修故疆，持愈力”。而朝鲜被兵，言官谓款议所致。御史智铤、刘徽、李应荐等交章奏劾，甚至王之臣与袁崇焕缘此而“意见异同，遂成水火”。袁崇焕具疏抗辩，无济于事，宁锦捷后，引疾归里。右副都御史霍维华为其疏鸣不平，却得到“袁崇焕讲款一节，所误非小”的罪名。崇祯初讲款，袁督师又议。但是，仅崇祯二年即天聪三年（1629年）间，皇太极与袁崇焕往来书简12封，《崇祯实录》和《崇祯长编》均没有记载袁督师向崇祯帝奏报此事。斩帅，亦为庙堂之大事。袁督师计斩总兵毛文龙，虽同辅臣钱龙锡私商过，却未先请旨，先斩后奏，以致留下“擅杀”罪名。钱龙锡“悉封上崇焕原书及所答书”，得无死，遭谪戍。特别是朝廷派太监监军，他上疏反对。

　　袁崇焕墓

　　袁崇焕在奏疏中，陈述自己的性格称：“臣孤迂耿僻，原不合于边臣旧格。”孤迂、廉直、耿僻是袁崇焕重要的性格特征。因其孤迂，则是其所是，而行险路；因其廉直，则非其所非，而冒犯上司；因其耿僻，则不工阿附，而触违圣颜。由是，袁崇焕的孤迂耿僻性格与崇祯帝的刚愎暴戾性格发生了冲突。袁督师的历史悲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从心理史学视角看，是袁崇焕孤迂耿僻性格与崇祯帝刚愎暴戾性格之间冲撞的结果。在帝制时代，正人君子，名节清流，仕途坎坷，难得通达，主昏政暗，尤其如是。检《明史》宦官、阉党、佞幸、奸臣，或憸（xiān）邪，或阴狡，或善伺旨意、或恶正丑直。阉党如魏广微“由奉忠贤，如奴役然”；阎鸣泰则“专事谄谀，虚词罔上”；奸臣如周延儒“善伺意指”；温体仁则“机深刺骨”。至于此前的严嵩，“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伺旨、谄谀、结纳、通贿和阴险，这是历史上一切奸佞之臣的共同特点。袁崇焕刚正、孤迂、清廉和忠耿的品格，自为明季昏君和奸臣所不容。在明末官场中，君子之清流与小人之浑浊，泾渭分明，势同水火。但是，小人必逢君恶，方能谗构售奸，这就是《明史·宦官传》所说的“逢君作奸”。所以，袁崇焕孤耿刚廉的品格，不仅同诸奸臣谄附媚上的奴性相冲突，而且与崇祯帝刚愎昏暴的个性相冲突。在君为臣纲、君视臣如草芥的帝制时代，袁崇焕性格与崇祯帝个性相对撞的结局，袁督师只能以悲剧结束自己的一生。

　　就心理史学而言，从后来崇祯帝亲手用宝剑砍伤自己的女儿、砍死自己的妃子，可以看出他心理与性格的残忍性。崇祯帝刚愎暴戾的性格，袁崇焕孤迂耿僻的性格，矛盾冲突，君为臣纲，而演出袁督师被磔死的历史悲剧就不难理解了。

　　袁崇焕之死，有着多层面的、极复杂的原因，可以说是多因而一果，主要的则是政治原因。后金的反间是其诱因，阉党的排构是其外因，崇祯帝的昏暴则是其主因。袁崇焕之死，是个人的悲剧，是社会的悲剧，是历史的悲剧，更是文明的悲剧——“衣冠填于狴犴，善类殒于刀锯”，正义被亵渎，文明遭玷污！

　　杀袁崇焕，崇祯皇帝自以为很聪明，其实他做了一件蠢事。“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但是，袁崇焕虽然死了，他的精神却是永存的。



第三十六讲　崇焕精神

　　袁崇焕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既是他的辉煌业绩，更是他的崇高精神。

　　袁崇焕的崇高精神是什么？有言者说是“忠”，也有言者说是“义”。于前者，“忠”就是忠君。袁崇焕作为明朝万历的进士，身受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的国恩，任泰昌、天启、崇祯三朝的官员，受过系统完整的儒家教育，自然要忠于国君。因此，袁崇焕必定有忠君的思想。于后者，“义”如《礼记·中庸》曰：“义者，宜也。”韩愈《原道》引申说：“行而宜之之谓义。”北京龙潭湖畔袁督师庙旧址人们通常以“义”来规范朋友之间的关系。袁崇焕深通“四书”、“五经”，自然理解《孟子·离娄上》对“义”的阐释：“义，人之正路也。”因此，袁崇焕讲“义”是没有争议的。所以，袁崇焕有“君”与“义”的理念，是没有问题的，也是没有争议的。他在宁远大战的临战之前，对守城官兵“刺血为书，激以忠义，为之下拜，将士咸请效死”（《明史·袁崇焕传》），就是很好的例证。然而，“忠”与“义”不是袁崇焕精神的根本，也不是袁崇焕精神的灵髓。

　　袁崇焕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是什么？我认为是“正气”和“精神”，就是浩然正气和爱国精神。袁崇焕的浩然正气和爱国精神，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灵髓。一、勇敢拼搏

　　袁崇焕有着过人的事功，而这源于他过人的勇气——勇敢拼搏。在困难面前，是勇敢拼搏，还是萎靡退缩？这是强者与懦者、英雄与凡夫的一个重要区别。

　　袁崇焕有大勇，敢拼搏。他出山海关担任辽东官职时，明朝丢城失地，败报频传——一失抚顺、二失清河、三失开原、四失铁岭、五失沈阳、六失辽阳、七失广宁、八失义州，还有萨尔浒大败，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