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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和桑海帝国之所以能发展贸易，提供一个训练有素的官僚阶层和促进文化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伊斯兰教的影响。伊斯兰教还将苏丹从非洲的一个与世隔绝的地区改变为穆斯林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14世纪阿拉伯旅行家伊本·拨图塔将马里包括在他的旅程之内；这一旅行东面最远到中国。1353年6月，拨图塔到达马里的首都，帝国的行政和人民的习惯给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说：
黑人们具备一些极好的品质。他们很少是不公正的，而且，比其他任何民族更憎恨不公正的行为。他们的苏丹不宽恕任何犯有最轻罪行的人。他们的国家绝对安全。在那里，不论旅行者还是居民都无须害怕强盗或暴力者。在他们国家去世的白人，即使有数不清的财产，也不会被没收。相反，他们将其财产交给白人中可信赖的人代管，直到合法的继承人前来继承为止。他们小心地遵守做祷告的时间，专心致志地聚众祈祷，并以此教育他们的孩子。每逢星期五，清真寺里十分拥挤，若不一大早去，便找不到一块落脚之地进行祈祷。
在苏丹诸帝国的形成及其作用方面，尽管伊斯兰教起了主要的作用，但应该指出，它主要还是一种城市信仰。只有商人和市民变成了穆斯林，而乡下人基本上仍忠实地保持传统的诸神崇拜和信仰。因此，许多皇帝及其帝国行政机构对伊斯兰教的依靠，既是强大的原因，又是衰微的根源。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伊斯兰教曾有过很多贡献，但它的基础比当时去过城市中心和沿商路旅行过的观察者心目中的印象要狭窄。因此，危机时期，以城市为中心的帝国会突然分裂，迅速崩溃。
苏丹诸帝国的另一个弱点是，易受北方柏柏尔人的攻击；这些柏柏尔人或是寻找非洲黄金的发源地，或是企图将其特殊形式的信仰强加于别人。1076年，狂热的阿尔摩拉维德人推翻了加纳帝国。同样，1591年，摩洛哥的入侵摧毁了桑海帝国。桑海帝国的灭亡，标志着苏丹帝国时代的结束。用17世纪廷巴克图一位历史学家的话来说：“从那时起，一切都改变了。危险代替了安全，贫穷代替了富裕，不幸、灾难和暴力代替了和平。……”
六、王国与部落
上面提到的三个帝国，是非洲中世纪最著名的政治产物。不过，在非洲大陆其他地区，还存在着其他各种不同的政治结构。例如，在东南非，存在着某些同苏丹相类似的情况。正如苏丹以出口黄金闻名于地中海盆地一样，东南非也以同样原因闻名于印度洋盆地；正如某种商业养育了苏丹诸帝国和北非诸国一样，到15世纪，另一种商业也供养了内地的莫诺莫塔帕帝国和沿海的基卢瓦岛城邦。
莫诺莫塔帕一词，由葡萄牙人用国王的称号“姆瓦纳莫塔帕”改变而成。这个帝国包括今罗得西亚和莫桑比克，因而，同苏丹诸帝国一样，控制着产金区和通往沿海地区的道路。正是莫诺莫塔帕的君主们建造了津巴布韦大神庙；这座神庙四周的围墙高达32英尺，为皇家举行正式的礼仪提供了适当的环境。基卢瓦岛的商人统治者，以苏丹自称，是贸易的经纪人，控制着莫诺莫塔帕和穆斯林商船之间的商品的交流；这些穆斯林商船往返于印度洋，甚至远航到中国海。“基卢瓦岛是世界上最美而且建造得最好的城市之一。整个城市的建筑都是第一流的，”伊本·拨图塔这样写道。后来，马里帝国又给这位拨图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正如苏丹请王国被北方的柏柏尔侵略者劫掠一样，莫诺莫塔帕和基卢瓦岛也遭到了海外葡萄牙入侵者伪破坏。在瓦斯科·达·伽马于1497年绕好望角航行后的十年内，葡萄牙人洗劫了东南非许多沿海城市，并继续留在印度洋，好象它是一个葡萄牙湖似的。达·伽马首次航行时并未发现基卢瓦岛，但1500年一支葡萄牙舰队曾在此避过难。五年后，另一支舰队用无情的掠夺报答了这里的好客。一位远征队员描述说，他们没有遇到惊愕的居民的反抗，使占领了这座“有许多坚固的高达数层的房屋”的城市。然后，“代理主教和方济各会的一些长老带着两个十字架，唱着感恩赞美诗，列队登上岸去。他们走进宫殿，放下十字架，船队队长做了祷告。然后，大家开始抢劫这座城市所有的商品和粮食。”
后来，葡萄牙人沿赞比西河进入上游地区，以相似的方式破坏了莫诺莫塔帕帝国。他们先占领了沿河各战略要地，向四面八方扩展其影响，直到1628年发起不可避免的最后的进攻为止。凭借他们的火器，葡萄牙人轻而易举地击败了莫诺莫塔帕的两支军队，结果，在前帝国的废墟上，出现了几个小王国。
如果我们将视线从东南非转向东北非，那么，非洲舞台上的多样性便十分明显。在东北非，在埃塞俄比亚人和努比亚人中，存在着一些默默无闻、与世隔绝的基督教王国。公元4世纪以前，埃塞俄比亚的阿克苏姆人一直是异教徒，他们信奉的诸神也就是阿拉伯半岛南部的神。公元333年，叙利亚人弗鲁孟提乌斯将基督教传入这里，并使国王皈依基督教。从那时起基督教—直是官方的宗教信仰，并渗入埃塞俄比亚人的生活的各个方面。7世纪，穆斯林的征服切断了埃塞俄比亚同地中海的联系；8至10世纪，红海各港口丢失给穆斯林，使这个国家同外界的联系完全切断。但是，埃塞俄比亚拥有由山脉和高原组成的极为辽阔的内地，实际上一直与世隔绝地幸存到现代。在此环境中，形成并持续下来的是一个独特的社会，一个拥有朝廷和国王的基督教封建社会；朝廷由牧师、官员、军事将领组成，而国王同中世纪早期欧洲的国王一样，由于经济需要和政治压力，被迫将其宫廷不断地从一个地区迁移到另一个地区。
如本章第三节所述，325年，努比亚库施王国被阿克苏姆所击灭。随后相继兴起的国家，通过来自亚历山大的一个传教团，于6世纪皈依了拜占廷或科普特基督教。大量教堂的建立反映了对这一新宗教的信仰；有些教堂由于被沙埋没而得以保存，其精美的壁画至今仍呈现出原有的色彩。几年前，波兰的一个考古团发现了这些壁画，将它们从埃及新建的阿斯旺高坝的不断上涨的大水中抢救出来，分别珍藏在喀土穆和华沙博物馆中。
同埃塞俄比亚一样，这些基督教努比亚王国因7世纪伊斯兰教征服埃及而与世隔绝。尽管努比亚边境地区同穆斯林的战争不断，但努比亚的基督教却在不为外界所知的情况下又生存了六个世纪。13世纪，埃及归顺了好战的萨拉森人的统治；这时的萨拉森人正在圣地同西方十字军作战，不愿意宽容家乡邻近地区的其他基督教徒。因此，13世纪后期，他们蹂躏了努比亚大部分地区。不过，那些与世隔绝的地区又生存了两个世纪。
在对非洲各种不同社会的个别考察——这仅仅是个别考察，而不是全面调查——中，有些最原始的社会不应被忽视，因为它们的长期存在反映了非洲大陆在地理上被划分成几个部分的情形。俾格米人和布须曼人因被限制和隔绝在难以进入的沙漠和雨林地区中，故仍停留在食物采集的发展阶段。当他们作为狩猎者和食物采集者，以人类原始的生活方式继续存在时，世界却忽略了它们。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文化没有意义或影响。少数几位仔细地观察过俾格米人的人报导了他们在舞蹈、合唱、表演、模仿和讲述故事方面的高度发展的才能。同样，布须曼人也以其岩石绘画和雕刻而闻名于世；这些绘画和雕刻用自然、流畅、富有韵律的线条绘制而成，一般描绘动物、打猎和战争场面，以及伴以舞蹈的仪式活动。
七、结论
如果考虑到穆斯林和基督教文化潮流之间的差别，14世纪廷巴克图的一位市民可能会发现，自己呆在14世纪的牛津城里时也感到比较安适。16世纪，他或许仍能找出这两座大学城之间的许多共同点。但到19世纪时，两城之间的鸿沟则变得很深了。
英国的非洲问题专家托马斯·霍奇金提出的这一论点，描述了一个肯定不是非洲所独有的进程。从前几章看，它显然是一个世界范围的进程。原因很简单：西方在现代化中居领先地位，因而跑到了其他所有社会的前面。不过事实仍然是，西方和非洲之间的差距比西方和欧亚大陆其他地区之间的差距要大得多。君主坦丁堡、德里和北京，相对伦敦、巴黎和柏林而言，的确是衰落了，但它们并不象廷巴克图那样，衰落到实际上已经灭绝的地步。有关西方为什么在现代化中居领先地位，并突然跑到其他地区前面的问题，第十七章已作了论述。但是，这里又面临另一个问题，即：为什么非洲总的看来不仅落后于西方，而且还落后于整个欧亚大陆呢？
这一问题几乎没有被提出过，更不用说回答了。前几章在分析欧亚大陆各文明的发展时，提出了某些可能与之有关的因素，这里暂且提出来予以考虑。这些因素的相对意义；如果它们确有意义的话，不作更多的研究和思考是不能评价的。
人们立即想到的非洲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由农业、冶金术和长途贸易引起的普遍的促进力不久便开始停滞不前，未能进一步发展下去。非洲没有出现过在用铁制工具开发和利用北欧、恒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时在这些地区所出现的连锁反应的高潮。一个可能的原因是，非洲缺乏相应的肥沃的、具有潜在生产率的地区。土地贫脊、气候恶劣和舌蝇等因素，使非洲的农民和工匠不可能象欧亚大陆的农民和工匠那样，进行卓有成效的生产。即使是条件优越的苏丹，也主要依靠出口黄金和贩卖奴隶，而这不可能为经济的不断发展提供十分广阔的基础。
第一节所述的外部和内部的与世隔绝似乎也阻碍了非洲的发展。例如；非洲既没有能与欧洲相比的河流和沿海出口，也不象欧洲那样，享有接近先进的拜占廷和伊斯兰教文明随有利条件。相反，这里内地多沙漠、多雨林，而外部是烟波浩渺的海洋。这阻止了甚至是自然资源所允许的、有限产品的有效利用。确实，与美洲不同，非洲距欧亚大陆很近，近到足以从加农业和冶金术这样的基本技术的传播中获得好处。但是，非洲距欧亚大陆又很遥远，远到无法接受数千年中欧亚大陆各地区一直在相互交流、使彼此得益的长长的一系列发明。
最后，非洲很容易遭受外界的进攻，因为发展停滞便意味着软弱，而无论何地，软弱将招致侵略。前面我们已叙述过柏柏尔人入侵苏丹和葡萄牙人进攻东南非所造成的灾难性的结果。它们具有重大的意义，如果考虑到这一事实；对比之下，西欧在1500年上升到世界领先地位之前的关键性的五个世纪中，没有遭到任何侵略。这种易受攻击的因素，后来以痛苦的奴隶贸易这一极为致命的形式表现出来；奴隶贸易不仅减少了广大地区的人口，而且导致了经济和政治混乱。
这些不同的因素可以说明，为什么非洲的发展远远落后于欧亚大陆各社会所达到的水平。土地集体所有制的继续，城市中心未能控制非洲任何地区的经济，反映出这种迟滞状态。另一方面，这种迟滞状态又转过来维护了诱人的平等主义和缓慢的生活步调；而这后两者在仍很有效地保持亲属关系和土地公有制的地区是很普遍的（见第三章第四节）。英国的非洲问题专家巴西尔·戴维森曾推断：“……非洲和欧洲之间的比较可能对非洲有利。……就这种比较所能有的任何价值而言，欧洲中世纪的日常生活，对一般人及其妻子来说，可能更加危险，更让人讨厌。”
这一明确的判断无疑是有道理的。但从世界历史的观点看，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非洲社会引人注目的特征之所以能幸存下来，就因为它缺乏欧亚大陆各社会的推动力和不断的发展。只要非洲人与外界比较隔绝，他们就能维持和享有一种在欧亚大陆诸文明中早已消失的生活方式。但是，当西方的扩张主义抵达非洲沿岸时，非洲人不得不付出沉重的代价。因为地区越不发达，越容易遭受侵略，结果遭到的破坏也越大。班图农民牺牲“不发达”的狩猎民族的利益，向全非洲扩张，这是事实在近代，工业化的西方的代表牺牲“不发达”的农民的利益，尤其是牺牲那些仍停留在新石器阶段的人们的利益，间向全球，这也是事实。
最后，应该指出，尽管非洲人没有赶上欧亚人，但却超过了更与世隔绝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