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得到这一消息，一言不发地站在那里，略作思索后，轻描淡写地说道：“传令刘亚楼，14日攻击天津。”
此时，傅作义派出的代表正在与林彪等人商谈和平解放北平的事情，傅作义自恃天津的坚固仍然不肯松动要价。几天来的忙碌，估计国民党方面的代表也看出了点问题，他们抽空问林彪说：“你们是不是准备真的攻打天津了？”
“是。命令已经下达。”林彪答道。
“你们准备打多少天？”
“三天。”
“三天？恐怕你们打三十天也打不下来！”那个代表很得意地说。
这时候，陈长捷也正在城内大肆叫嚷：“我们要仿效斯大林格勒，逐屋抵抗，决心坚守三至四个月！”
看来国民党军方过于看重天津城的坚固了，却忘记了估计一下他们的对手，东北野战军，那是在东北已经锤炼出来了的、一支无往而不胜的铁军！
第三部分 铁马踏破冰河 京津响彻凯歌第57节 活捉陈长捷
1949年1月13日，林彪致电刘亚楼及第一、第二、第七、第八、第九和第十二纵队：天津之敌毫无投降的诚意，反而在拖延时间，各部应按原定计划于明日开始攻击，坚决歼灭该敌。
1月14日上午9时20分，刘亚楼一声令下，东北野战军特种兵部队共538门大炮同时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对着天津城一齐开火。一霎时，整个天津城全部被笼罩在隆隆的炮声和弥漫的硝烟之中。
千万发炮弹倾泻在陈长捷的坚固阵地上，大地在颤抖，整座天津城都在颤抖。
仅仅轰炸了30分钟，西面的和平门城墙就已被炸毁了，成了一溜斜坡，碉堡、暗堡均已倒塌，地雷一片一片地被引爆了，炸成一段一段的铁丝网，东倒西歪，形若盘蛇。守军的炮火完全被压制住了，根本无法还击。
10时整，刘亚楼下令总攻开始，信号弹穿过正在散去的晨雾，在空中划出几道灿烂的光痕。
津西攻城部队总指挥、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李天佑看到空中的信号，立刻传令：打！
天津城西的坟地里顿时喷吐出数万发炮弹，呼啸不已，几辆坦克隆隆响动着冲向阵地最前沿。
一队队架桥分队迅速冲出隐蔽地点，转瞬间，后续部队已突破护城河。
一纵第2师尖刀连“红三连”一马当先，率先越过和平门，冲上天津城垣，于10时50分将第一面红旗插在了天津城上。
一场惨烈的肉搏巷战在各个突破口处展开了。
与此同时，刘震率领着第二纵队也正在南运河北侧激战，他们先后牺牲了24名爆破手才炸开了一处城墙。刘震红着眼睛吼道：“立即记下这24名爆破手的名字，战后要为他们记大功！”
一队队英勇的战士踏着鲜血冲进了天津城。
几个小时后，第七、第八、第九纵队也纷纷攻进了城内深巷之中，枪声，拼杀声响彻街头巷尾。
战斗从上午打到天黑，从天黑又打到天亮。
15日凌晨2时30分，李天佑接到战报：一纵已占领金汤桥。
拂晓时分，一纵第1师一路攻到了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
但这个时候，陈长捷却并没有在司令部的指挥所里，他已悄悄地搬进了指挥所对过的地下室里。
这个地下室的上边，是日本侵略中国时期修的一个似庙非庙、似亭非亭的怪东西，正面刻了三个汉字：忠烈祠。
陈长捷搬进地下室是在14日的晚上20时，那个时候，天津东、西、南三面都在激战，解放军的远射程大炮已向纵深伸延，轰击市区的核心工事的隆隆炮声近在耳边。
陈长捷坐在地下室里，枯木一般。来自各方的紧急报告不断地送进来。“西营门被共军突破！”“西边自来水公司被共军占领！”“东边民权门主阵地失守！”“津南正在激战中，共军攻势凶猛，我防守部队无力支撑！”
这些令人心惊肉跳的告急声让陈长捷一跃而起：“立即接通北平。”
电话终于通了，“天津危在旦夕，”陈长捷不安地说道，“总司令，我怎么办？”
“现在是关键时期，你一定要顶住，顶住。”傅作义的口气中也隐隐地透着不安。
陈长捷不甘得到如此的命令：“可是，我的四面城防，已经有三面被敌人突破了。”
“那就要设法调兵恢复被突破地区，这才是你现在要做的事情。”
“我无兵可调啊！”
“那就坚持住。”
“难以坚持呀，总司令。”
“一定要坚持。”傅作义似乎有些激动，“再坚持三天，一切就会好了。”
“我不可能坚持三天。”陈长捷嗓音有些嘶哑，急切地说，“总司令，共军兵力多于我三倍，炮火那么猛烈，他们会一鼓作气打下去的，是不会等三天的。”
“再坚持三天！”傅作义扔下这句话后，就挂机了。
陈长捷慢慢放下电话，沉思地呆了好半天，才有气无力地对身边人说道：“通知林军长、刘军长马上到这来。还有杜市长。”
林伟俦、刘云瀚、杜建时应陈长捷的召唤，相继来到陈长捷的指挥所。
陈长捷默然一会，才说：“傅长官要我们再坚持三天。”
“三天？”林伟俦惊讶地叫道，“共军冲进城防以后，已经有4；000人到了西营门监狱附近，现在正与我预备阵地对峙着。几个小时内必将突破我们的阵地。”
刘云瀚接过话来说：“我那里也一样，共军突破民权门缺口多处，分三路猛进。我派出一个团增援反击，不但没有恢复失地，反被共军击退。并顺势突破了我预备阵地。连预备阵地也没有了，还怎么坚持？”
“可是，坚持三天是傅长官的命令。”陈长捷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态，沉吟地说，“我们如何对待傅长官的命令呀？”
林伟俦左右看了看，想说话，却有些顾虑，沉默片刻，最后鼓足勇气说：“可不可以跟共军谈判？再不能作拼死恶斗了。”
几个人立即面面相觑，谁也不表态，出现了可怕的沉默。
“依我看，”陈长捷终于耐不住，站起来说，“和谈是可以的，和谈是为了拖缓对方的进攻。两位军长不妨试一试。”
陈长捷停下来，依次地看看每个人的面孔，没有人想说话。于是他最后说：“战争吃紧，大家都回到自己的岗位吧。”
没想到，两个军长走后，就断了联系，通讯已完全被解放军切断了。陈长捷只能独自熬到15日天亮。
这时，枪声越来越近。
一纵的战士们奋勇冲进了陈长捷的司令部。一阵密集的枪响，警备司令部北门两侧的机枪火力迅速被消灭了，一纵的一个连从司令部的楼下打到楼上，又从楼上打到了楼下。有些军官居然莫名其妙地盯着这些解放军战士看，仿佛不知道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一个正伏在电台上收抄文件的国民党上尉，在被俘时，竟然问道：“你们真是解放军吗？陈长官说，你们没十天半月，是打不进来的。”
“缴枪不杀！”
一纵的一名副排长邢春福带领着新战士王义风、傅泽国一直冲进地下室，20多个敌司令部的参谋举手投降。
“谁是司令？”傅泽国大声问。
没人应声。这时，一个副官模样的人走过来，轻声地说：“司令在地下室呢！”
邢春福、王义风、傅泽国闯入忠烈祠下的地下室。他们看到在地下室微弱的灯光下，一个中等身材的胖子正泰然地躺在沙发上。他，就是陈长捷。
在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1师指挥所，纵队司令员李天佑、政治委员梁必业、副司令员曹里怀、1师师长江拥辉，联合审问了陈长捷：“你是陈长捷吗？”
“是。”
“你是警备司令吗？”
“是。”
“你现在当了俘虏，知道吗？”
“知道。”
“那你就该马上下命令你的部队缴械投降！”
“我……我从早上四五点钟起就和各个部队联系不上了。”陈长捷满脸委屈又无奈地答道。
天津城里的战斗仍在零零星星地进行着，直到下午15时，天津守敌全部被肃清。这场激烈的攻城作战，从攻击到战斗结束，仅仅用了29个小时，全歼天津国民党守敌13万人，林伟俦、刘云瀚、陈长捷皆被活捉。国民党天津市市长杜建时得知解放军已攻到市政府时，主动投降。
天津城里枪声渐渐地静了下来。正守在塘沽的侯镜如立即感到自己的危险已经到来了。
实际上，天津枪声未起之时，侯镜如就已和87军军长段云把指挥部搬到了海军第3舰队司令马纪壮的“重庆”号巡洋舰上。驻守塘沽的各个部队，也早已分配好了舰船，并且还划定了登船撤退的路线。
侯镜如已公开亮出了一副随时要从海上逃走的架式。
15日下午15时，当天津方向终于静寂之后，侯镜如立即给南京和北平发电：“天津失守，塘沽已无再守的必要，请求下令南撤。”
这个时候，塘沽早已乱得不成样子了，人人都明白，再不撤走就只有留在这里等待末日。但是，侯镜如的电报发出后，蒋介石和傅作义都迟迟未能回电。东北野战军的炮火正在向塘沽方向延伸。
段云急得团团转，他到处张扬：“委座已经指示，可依傅作义命令，相机南撤。我们的司令官为什么还不行动？”
此时的傅作义已是一片茫然了，他赖以作筹码的天津已经不复存在。所以，他每下一个决定，都必须慎重再慎重。
1月17日，17兵团终于接到了北平的电报。侯镜如当即下令：“上船！”塘沽国民党守军蜂拥而出，乱哄哄地挤满了大小船只。
侯镜如安坐船头，正待出发，保安5团团长风风火火地跑了过来：“报告司令官：我团留在岸上掩护大军撤退的部队全都被消灭了。”
为了不让塘沽之敌全部逃掉，东北野战军第十二纵队部分部队已于1月16日凌晨3时开始发起了进攻。现在已快打到岸边上了。
“走吧！”侯镜如发出开船的命令，几声汽笛声响，大约有5万多人乘船逃离了华北。
第三部分 铁马踏破冰河 京津响彻凯歌第58节 初次的试探
1949年1月，大半个冬天已经过去了，但北平仍然寒气逼人。这里是国民党军队在华北的最后一座城池了。平津战役尚未结束，毛泽东就已调动大批军队集结在北平四周，傅作义如今完全陷入了欲逃无路、欲战无力、欲守不能的境地了。
天津失守后，现在就只有和谈一条路可走了，而且这次和谈应该成功才行。傅作义默默地想。
从平津战役打响起，北平和谈已经进行了两次。
早在1948年12月14日，傅作义几经辗转才通过北平地下党员李炳泉找到了与东北野战军直接联系的方法。
傅作义立即派了两名代表，携电台和报务员，一行五人，乘一辆吉普车开出北平城，与平津前线司令部的作战处处长苏静在一个叫八里庄的小村子里秘密见了面。
17日，双方正式坐到一起，开始了最初的相互试探。
傅作义的两位代表是崔载之和李炳泉。年岁较大一点的崔载之是傅作义主办的《平明日报》社的社长，李炳泉是该报社的采编部主任，也是打入国民党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
在这个天气异常寒冷的冬日里，双方围坐一户农民家中的火炉旁，不拘形式地随便聊着天，他们没有明确的议题。双方心里都清楚：这次会谈的目的就是试探对方的真正意图。
崔载之一再表示他俩是代表傅作义先生来谈判的，说傅先生对谈判很重视，非常具有诚意，绝非阴谋诡计；为了防止中统、军统特务从中破坏，傅先生对这次会面采取了绝对保密的措施。
“是的，”李炳泉补充道，“为掩人耳目，傅先生叫李腾九装病，携电台住进医院，不见任何人。我们通过电台直接同他联系，而后再由李腾九向傅作义汇报。”
他们所说的李腾九，是傅作义在保定军校时期的同学，出军校后，李腾九一直追随傅作义左右，担任幕僚，共事数十年，甘苦与共。1946年起为傅作义做联络工作。1947年12月，傅作义任华北“剿总”总司令不久，总部即由张家口搬进北平，李腾九仍任联络处处长，主要是替傅作义招待高级人员或会见普通客人，并替傅作义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