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决定投降：“星期一上午大学有事。”
电话突然挂掉了。
那冻得手背发白的人问，“他说什么，马上来吗？”
我摇头，“不知道啊，他挂了电话。”
“喔———”他想了想，“那我帮你再打。”
又接通了，他听了一会儿，放下听筒，说，“他去找人，要你等着。”
“是等十分钟？还是一小时？还是三小时？还是……”
他似乎也很为难，然后再度勇敢地拿起话筒，“她问要等多久或者能不能讲定一个时间？”
放下话筒，他说，“他也不知道，因为他要去找齐其他部门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找得到人。”
看着他在冷风里瑟缩的样子，我说，“您实在应该穿着大衣坐在这里，这儿太冷了。”他摇摇头，说没关系。
然后又拿起话筒，“小姐问能不能约个时间？”
听了一会儿，他高兴地说，“他会派一个人下来这里收件，然后你下午四点再来取临时台胞证。”
“您不能收件？”
“不能。”
“下来收件，”我说，“那表示上面有人在值班？”
“不知道。就等吧。”
“要等多久呢？”
“不知道。”
二十分钟以后，下来了一个小姑娘，来“收件”。
下午四点，准时回到大楼，还得等。极宽阔空荡的大厅，没有一张椅子。送来稿费救急的朋友问警卫，楼上有位子，可以上去坐吧？警卫懒得理，摇手表示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我走过去把警卫的椅子搬过来，有点生气地对他说，“那麻烦您去搬几张椅子过来让我们坐着等。”
他奇怪地看看我，我泄气地坐下。我干吗为难他？他不会知道，政府部门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大厅里理所当然应该有椅子给市民坐。没有椅子，他应该觉得抱歉。他的工资，都是市民缴的税所发的。可是，如果他的长官们，还有长官的长官们，还有长官的长官的长官们，都没有这种意识，你要求他什么呢？
四点二十分，有人出现了，拿着一本新的台胞证。“要收费，七十元。”
朋友从口袋里掏出钱，她说，“不行啊，我不能收钱。得负责收钱的人来开收据收钱。”
“那──收钱的人在哪里啊？”
“要找找啊……”
我真想一把抢下她手里的证件就跑。
第一章 潜伏的争议结（4）
5
有了台胞证，可以离开内地，但是不代表可以进入香港。
上了从广州开往九龙的直通车。到了关卡，直接找香港海关的官员，解释了状况。他将我带进一个办公室，指着一张椅子，说：“请坐。”
这是星期天晚上八点半。另外几个显然也是入境手续有问题的人，正坐在一张长凳上等候，其中一个是非洲喀麦隆人，穿着拖鞋，露出所有的趾头。
六个制服齐整的边境官员正在忙碌。他们工作的神情专注，和同僚说话时，又显得轻松愉快。一个女性官员甚至从一张桌子走到另一张桌子时，用的是小女生跳格子的轻俏脚步。
不耐久坐，我不时站起来走动。麻烦的是，埋头公文的公务员一抬头，只要看见我站着，就会指着椅子，说：“你请坐啊。”
填表格，按指模，签名。在九点半，我以一个准许我逗留七天的临时入境许可进入香港。
第二天，第一站到了台北驻香港的代表处，它的名字带着历史的荒谬性：中华旅行社。在台北申请护照，只要二十四小时，在香港，因为邮件的来往，最长需要二十天。台北办事处的官员热情而迅速，但是，我恐怕享受了人们因为熟悉我而给予我的特别的信任；我不需要证明我是真的我。
下午一点半，到了香港入境处。抽了一个号码，等候四十五分钟，和官员面对面。
“办理香港身份证，你需要香港入境证。”
“但是我的入境证被偷了。”
“那你就要办理入境证。办理入境证，需要台湾护照。”
“但是我的台湾护照被偷了。”
“那你可以去律师那里公证，证明你的身份。律师给你一个公证身份，我们也可以给你入境证。”
我看着这位讲话规规矩矩的女性公务员，说，“没有身份证，没有护照，请问，律师凭什么给我证明身份？”
她呆住了。
我拿出当天的《苹果日报》，大半版是龙应台失窃的消息，照片很大，还有“出事”地点的示意图，看起来特别怵目惊心。
将报纸推进窗口，我说，“律师总不能凭《苹果日报》来证明我是真的吧？”
她喃喃地说，“对啊……”
这时，她的长官发现了我们的僵局，走过来，微笑着点点头，说，“我知道你的特殊状况，我们会特别处理，一定会帮你解决的……”
6
我决定不被小偷打败。
广州的老城区竟然还处处看得见历史的年轮，洋溢着老城的情趣。大德路几个街廓全是五金业。钢管以各种意想不到的形状挂在墙板上，乍看之下像现代艺术。小钢圈成千上百的放在一堆时，仿佛贵族的珠宝箱子被不经意地打翻了。诗书路上看不见任何诗书，但是再走一段就发现整条街都是印刷业，也明白了“纸行街”的意思。接近十三行的成衣批发集中区，杨巷路一家连着一家的纽扣店、拉链店、皮带店、花边店。当一整个店里都是拉链的时候，大大小小各形各式的拉链，铺排开来，简直就像一个现代美术馆的主题特展。
夹着老街的是一株一株菩提树，菩提树掩映着一栋一栋的老楼。老楼或没落褪色或残败颓废，但是雕花的廊柱、起伏的山墙、彩色的玻璃，彼此暗暗辉映，老旧中反而更有一种成熟的沧桑的妩媚。
广州老城，有着法国印象派油画的浓稠美感。
然后就走到了光孝寺。天色渐渐暗下来，大殿里亮起盈盈灯火，晚课的诵经声，在钟声、鼓声的节奏下，绵绵流进静谧的庭院。慧能受戒的菩提树，不知是不是一千五百年前的那一株，菩提树的心形阔叶在风里摇晃，一两片随风飘下，落在苍青色的石阶上。
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我就这样认识了广州。
（本文选自：csuchen。de/bbs）
龙应台在《文化是什么》中写道：文化其实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自己，如何对待他人，如何对待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在一个文化厚实的社会里，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苟且，因为不苟且所以有品味；人懂得尊重别人———他不霸道，因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夺，因为不掠夺所以有永续的生命。
第一章 潜伏的争议结（5）
广州的治安需要改进。但更需要改进的，也许是各级部门“为人民服务”的意识。
第二章 奇崛的生态圈（1）
“五岭北来峰在地，九州南尽水连天。”东西绵延千里，为郁郁葱葱的五岭山脉隔出，像上弦新月，排列在山之南腰部，面临浩瀚大海的那一片土地，就是广东。上天赋予了广东一个奇崛的生态圈。不过，要认识这一上天的恩赐，却需要新的视野和新的地图。
在中国历来的“夏/夷”这样的政治地理视野中，广东乃是蛮荒之地。白居易对当时的广东有这样的描述：“蓊郁三光晦，温暾四七匀。阴晴变寒暑，昏晓错星辰。瘴地难为老，蛮陬不易驯。……不冻贪泉暖，无霜毒草春。云烟蟒蛇气，刀剑鳄鱼鳞。路足羁栖客，官多谪逐臣。”广东在当时人们的想像中，完全是气候恶劣、流放犯人的瘴疠之地。后来经过一代代广东人胼手胝足的开发，岭南的自然环境、与中原的交通等都有了很大的改观。苏东坡贬谪到广东时发现：“岭南户户皆春色。”但广东的地理位置在全国仍然显得无足轻重。清末，广东人梁启超在考察“广东之位置”时感慨道：“广东一地，在中国史上可谓无丝毫之价值者也……崎岖岭表，朝廷以羁縻视之；而广东亦若自外于国中。”
要认识广东的位置，需要换一种视野，换一幅地图。“夏/夷”这样的政治地图，显然是陈旧的地图。广东人郑观应提出了新的世界地理观：“夫地球圆体，既无东西，何有中边？同居覆载之中，奚必强分夷夏？”梁启超发现，在全球视野内、在世界地图上看广东，广东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因为广东是中西海路通商的关键点，“为世界交通之第一等孔道”。而法国年鉴派大师布罗代尔在考察世界各大城市特征后指出：“可能世界上没有一个地点在近距离和远距离的形势上比广州更优越。”
近代以来，随着全球化序幕的拉开，广东在中西通商上的经济地理位置凸现出来。随之而来的是，广东在中国的位置也变得越来越重要。正如梁启超所预言的那样，广东非徒重于世界，抑且重于国中矣。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在考察中国现代史时，建立了认识中国的“沿海/内地”的理论框架。在他看来，中国的现代化，是沿海先行，逐步过渡到内地，在西风的吹拂下，沿海成为“新”中国，内地则是“老”中国。林语堂、亨丁顿则重建了“南方/北方”的理论框架。南北之分在中国由来已久，但以前南方与北方总是平分秋色，而且南方是不包括广东的。而在新的“南方/北方”的视野中，对北方的批评多了，对南方尤其是广东的褒奖多了。亨丁顿发现，在世界范围内，大抵纬度数目低一些的部分的人文的进步要比高一些部分的稍逊一筹。而在中国，人文状况，却是进步在南，而比较不进步在北。亨丁顿尤其褒奖了广东，认为广东人奋发有为，是中华民族的精华。林语堂对河北与江南各有褒贬，但对广东则全是赞美之词，认为“那里种族意识之浓郁，显而易见，其人民饮食不愧为一男子，工作亦不愧为一男子：富事业精神，少挂虑，豪爽好斗，不顾情面，挥金如土，冒险而进取”。
带着新的眼光在地图上再看广东，我们发现，广东寄托了人们新的想像与希望，能给中国带来新气象的想像与希望。
南方与北方
·林语堂
林语堂（1895—1976），福建龙溪人。现代著名作家。1919年赴美哈佛大学留学，1922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留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1926年任厦门大学文学院院长。曾主编《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1935年赴美，在美国用英文写成《中国人》、《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1966年定居台湾。19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1976年在香港逝世。
所谓“中国人民”，在吾人心中，不过为一笼统的抽象观念。撇开文化的统一性不讲，———文化是把中国人民结合为一个民族整体之基本要素。南方中国人民在其脾气上，体格上，习惯上，大抵异于北方人民，适如欧洲地中海沿岸居民之异于诺尔民族，幸而在中国文化之轨迹内，只有省域观念之存在，而未有种族观念之抬头，因而在专制帝政统治下，赓续数世纪之久，得以相安无事。历史上复遗传下来一种宝贵的普遍法式———文字，它用至为简单的方法，解决了中国语言统一上之困难，中国文化之融和性，因能经数世纪之渐进的安静播植，而同化比较温顺之土著民族。这替中国建立下“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友爱精神，虽欧洲今日犹求之而不得者。就是口说的语言所显现之困难，亦不如今日欧洲分歧错杂之甚。一个欧洲籍人倘旅经西南边境如云南者，虽略费麻烦，仍可使其意思表达而为人所懂，语言的技巧在中国使其拓植事业逐渐扩展，其大部盖获助于书写之文字，此乃中国统一之显见的标识。
第二章 奇崛的生态圈（2）
此种文化上之同化力，有时令吾人忘却中国内部尚有种族歧异、血统歧异之存在。仔细观察则抽象的“中国人民”意识消逝，而浮现出一种族不同之印象。他们的态度、脾气、理解各个不同，显然有痕迹可寻。假使吾们用一个南方籍贯的指挥官来驾驭北方籍贯的军队，那时立即可使吾们感觉，二者不同性之存在。因为一方面，吾们有北方人民，他们服习于简单之思想与艰苦之生活，个子结实高大，筋强力壮，性格诚恳而忭急，喜啖大葱，不辞其臭，爱滑稽，常有天真烂漫之态，他们在各方面是近于蒙古族的，而且比较聚居于上海附近之人民，脑筋来得保守，因为他们对于种族意识之衰颓，如不甚关心者。他们便是河南拳匪，山东大盗，以及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