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旧八十年代- 第7部分

第七部分：80年代的标语口号“五讲四美三热爱”（图）

　　20世纪80年代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作为世纪伟人，带领着中国人民开创了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五讲四美三热爱”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口号，从思想上彻底使人们摆脱迷信的束缚，保证了新时代的前进方向。　　“五讲四美三热爱”　　“五讲四美三热爱”，即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1981年2月25日，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9个单位，为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号召，联合发出《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倡议》，提出开展“五讲四美”。它临到了党和政府的充分肯定与大力支持，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这个口号的提出，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


第七部分：80年代的标语口号纪律的共产主义新人（图）

　　“学习张海迪，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共产主义新人！”　　张海迪这个名字在20世纪80年代深入人心，深深影响了一代中国人。她被誉为“当代保尔”、“80年代的新雷锋”，成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全国先进典型。　　1983年3月7日，团中央授予张海迪“优秀共青团员”的光荣称号，号召全国青年向张海迪学习，学习她身残志坚、艰苦奋斗的精神。邓小平同志挥毫题词：“学习张海迪，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共产主义新人！”陈云同志题词：“以张海迪为榜样，勤奋学习，热心助人，做八十年代的新雷锋。”


第七部分：80年代的标语口号“小平您好”（图）

　　1984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的伟大日子。在北京庆祝的游行队伍中，北京大学几个学生突然扯出一条横幅，上面写着“小平您好”，邓小平在城楼上微笑着向学生挥着手。北大学生的行动十分大胆，因为游行队伍的一切行动都是经过多次彩排，整齐划一，他们的行为是违反纪律的，而且直呼“小平”也有些不敬。但邓小平笑了，学生们也笑了，这表达了游行学生对他的爱戴，对改革开放政策的支持——这个偶发事件留在人们记忆之中。


第八部分：80年代的文学书评《重放的鲜花》出版一年（图）

　　20世纪80年代的文坛，在“双百”文艺方针的鼓舞下，亠大批老作家以新时代主人的热情重返文坛，作品选集《重放的鲜花》便是标志。“朦胧诗”的出现，如一缕清风，刷新了诗歌语言的美学原则，恢复了个人话语在诗歌领域的作用。80年代前期的文学，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知青文学”到“改革文学”，文学作品以较为深邃的历史纵深感和较大的思想容量，揭露现实中的社会问题，如《乔厂长上任记》；而对传统文化追寻的“寻根文学”，对现代青年生存体验的张扬的“先锋文学”则构成了80年代后期文学的主流。三毛的游记散文、琼瑶的言情小说、金庸的武侠小说等通俗小说更使心灵彻底的释放。　　　　《重放的鲜花》出版一年　　（节选）　　左泥　　一九七九年年初，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推倒了两个“凡是”观点，把长期以来束缚着理论界、文艺界人们思想的紧箍咒拿掉了。为错划右派的同志平反等一系列拨乱反正工作，也在积极进行。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上海文艺出版社决定将反右运动中被打成毒草或批判过的作品重新评价，编辑出版，并把它命名为《重放的鲜花》。选入这本集子的十七位作者的二十篇作品，主要是曾经在全国性刊物上发表或在全国性刊物上公开批判过的有一定影响的小说、特写。当然，也可能有入选不当或可以入选而被遗漏了的。　　这本集子里的作品，一大部分是所谓“干预生活”、揭露社会阴暗面的题材。“干预生活”这个口号，即使在今天来展开争鸣，也还会有各不相同的意见，但只要我们回顾一下这些作品诞生之前的文学创作方面存在的回避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冲突，只能歌颂，不能批判；只写光明面，不写阴暗面的极左倾向，就会觉得这些作品勇敢地冲破人为设置的创作禁区，批判横亘在社会发展道途中的形形色色的反面人物和消极现象，这样的“干预生活”，不仅无可非议，谈不上是什么毒草，实在是应该给予支持发扬的。就拿堪称代表之作的《在桥梁工地上》这篇特写来说……。这类题材作品中的其它篇章，如《本报内部消息》、《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改选》、《入党》、《爬在旗杆上的人》、《沉默》、《被包围的农庄主席》、《科长》等，虽然在揭示问题的深浅和艺术成就的高低方面各有不同，但也都具有这种揭示社会现实矛盾，引起疗救者的注意的功效。尤其是在这些作品中，作者还塑造了与这些反面人们、消极现象作斗争的先进分子形象，人们不仅从中看清了罗立正之流怎样在玷污党的荣誉，腐蚀党的肌体，同时也见到了和他作斗争的青年工程师曾刚这样的先进人物，并且可以从这样的人物身上汲取力量，勇敢战斗，奋发图强。　　写爱情题材的篇章在集子里也有较大数量。这当然不是编者的偏爱，而是这类题材的作品，当年在被批判中也是首当其冲的。回顾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之前，对于写爱情题材的作品，虽然没有什么禁止的明令，但一经涉猎，往往容易被戴上“小资产阶级情调”、“歌颂知识分子”、“儿女情”、“黄色”等等帽子，事实上已成了一个创作的“危险地带”。邓友梅的《在悬崖上》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除了作品本身的艺术成就以外，还同当时读者对这类题材已经相当生疏、产生了饥渴感不无关系。这里入选的《在悬崖上》、《小巷深处》、《红豆》、《寒夜的别离》、《西苑草》、《美丽》等篇，有的批判对待爱情的损人利己思想；有的描写在旧社会被损害被侮辱的妇女，在翻身解放后建立新的爱情生活时的曲折斗争；有的表现了知识分子走向革命道路过程中在爱情问题上的痛苦历程；有的歌颂老一辈革命者为革命牺牲了爱情的崇高精神。这些作品，艺术上有一定特色，它们借爱情拨动了人们的心弦，歌颂革命，歌颂光明，歌颂高尚情操，鞭挞黑暗的旧世界，鞭挞自私自利的丑恶灵魂。即便是有的篇章还存在某些缺点和不足，但就总的倾向来说，都是引人向上的。　　《平原的颂歌》、《杨妇道》、《太阳的家乡》和散文诗《草木篇》的选入，有些特殊原因。前两篇的作者，是当年被打成“反党集团”的“探求者”成员，这两篇作品被说成是“反党”“探求”的代表作。《平原的颂歌》原是歌颂一位热爱平凡工作，安于在偏僻荒凉、寂寞冷落的小站上干一辈子的铁路干部的，因为描写了小站的荒凉冷落，就被扣上了“丑化社会主义”的罪状；《杨妇道》被说成坏作品，只是因为作品中的主人公杨妇道是个自私落后的农民。尽管作者是把这个落后人物作为讽刺对象写的。　　《太阳的家乡》也是作者被错划为右派后，用株连法给作品定罪状，说它的罪状是歌颂了解放前的知识分子。尽管这个知识分子是为科学献身的。　　散文诗《草木篇》的入选与否，曾经是一个难题。因为据说毛主席曾经批评过这一作品。就作品本身给人的感受来说，它也不如小说、特写那么直接、明确，所以评价不很一致。而就这一作品在反右期间在全国的影响来说，不入选实际上就表明还是当它毒草，持否定态度。我们彻底从“凡是”观点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考虑它的主要倾向是好的，决定给予入选。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艺界的反映尤其强烈，各地报刊、广播先后推荐评介不下几十处，并且引起了国外文艺界的注意，有的报纸也发表评介文章，有的出版社准备翻译出版。全国第四次文代大会还把它的出版，载入了60年来文艺大事的史册。总之，《重放的鲜花》出版，成了文艺界拨乱反正，给作家、作品落实政策的一个标志，也成了17年里也存在过极左倾向的一个佐证。陆放翁的《咏梅》词里有过这样的名句：“零落成泥辗作尘，只有香如故”。对梅花这样倾扬，只不过是诗人的主观愿望，有谁能在落尽花瓣的梅花树下永久嗅到香味呢？但借用这一名句来比喻优秀的文学作品，也许倒是合适的。一个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作家，他站在革命人民的立场上，写出反映人民意愿，符合生活真实，对推动历史前进起积极作用的作品，不管他（它）们会受到怎么样的不公平待遇，历史终会作出公正的评判，它们的香味艳色，总是会常留人间的。　　《文学报》1980年7月25日


第八部分：80年代的文学书评金庸热：一种奇异的阅读现象（图）

　　严家炎　　若问当今华文作家中拥有读者最多的是谁，大概人们会异口同声地回答：“金庸！”金庸作品造就了千千万万个“迷”，也带来了许许多多个“谜”。　　金庸小说最初发表在报纸上，就已拥有大量读者。自出版36册一套的单行本以来，到1994年止，正式印行的已达4000万套以上。如果一册书有5人读过，那么读者就达两亿。必须注意的是，金庸小说无论在台湾还是在内地都有许多盗印本。这些盗印本的总数，可能不在正式出版数以下。据《远东经济评论》“文艺和社会”栏目的资深编辑西蒙·埃利根所作的粗略估算，光是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这三大市场，历年来金庸小说的销售量，连同非法盗印的在内，累计已达一亿。所以，金庸小说的实际读者，很可能比上面的数字还要多出一倍至几倍。　　1991年我曾在史坦福大学的东亚图书馆作过一点调查。他们馆藏的金庸小说，几乎都借出过几十次、上百次，“借书日期”、“还书日期”栏内盖的戳子密密麻麻。许多书都已被翻看得陈旧破烂。图书馆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们已买过两种版本的金庸小说，结果都相似，因为借阅的人实在太多。　　我曾经以为男性青年学生才喜欢金庸小说。谁知一调查，出入非常大，许多女学生照样爱读。而且他们的父母亲和许多上了年纪的华人也同样喜欢读。真是到了不分性别、不分年龄的地步！　　“金庸热”之所以构成一种奇异的、令人注目的阅读现象，不仅由于拥有读者之多，还因为它具有下述四个突出的特点：　　一是持续时间长。《射雕英雄传》最初在报纸上连载时，许多人争相传告，报纸发行量一下子增加很多。从那个时候起，可以说港澳地区就出现了“金庸热”。而且随着《神雕侠侣》《天龙八部》《笑傲江湖》等作品出现，“金庸热”还是长盛不衰。人们可能还记得1994年10月25日金庸被授予北京大学“名誉教授”称号，并作两次讲演时的盛况，听他讲演的，请他签名的，真是到了人山人海、水泄不通、所发入场券几乎无用的地步，当时的主持人打趣说：“今天这形势，金大侠武功再高也不好办了！”这实在就是他直到今天仍受读者热情欢迎的一个缩影。　　二是覆盖地域广。金庸的读者不但在海峡两岸和东亚地区，而且延伸到了北美、欧洲、大洋洲的华人社会，可以说全世界有华人处就有金庸小说的流传。1991年我到新加坡参加国际汉学会议，坐在出租车上，听到的就是《鹿鼎记》的华语广播。我还看到过一个材料，说70年代初南越国会议员们吵架，一个骂对方“是搞阴谋诡计的左冷禅”，对方就回骂说：“你才是虚伪阴狠的岳不群”。可见连《笑傲江湖》里这些人物在当时的南越也几乎到了人所共知的地步。据韩国学生告诉我，金庸小说在韩国早有译本，并且相当风行。而近年，日本最大的出版社德间书店也向作者买了版权，要将金庸作品全部译成日文，其中《书剑恩仇录》日译本四册已全部出版，其余的正在紧张翻译之中。英文翻译可能相当困难，但《鹿鼎记》的英文节译本亦已出版。由此看来，今天“金庸热”或许又可能超出华人世界的范围。　　三是读者文化跨度很大。金庸小说不但广大市民、青年学生和有点文化的农民喜欢读，而且连许多文化程度很高的专业人员、政府官员、大学教授、科学院士都爱读。像中国已故的数学大师华罗庚，美国的著名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