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句我永远不能忘记：“试问一枝笛子，甚时吹到明朝？”古人中只有南
宋的范石湖作过这类题材的小诗。我们中华一部文学史，大概很少写小贩一
类人，写穷人用某种手段，博得三升米二升豆子，养活他一家数口，大概就
范石湖写过，其他我没发现。老师写过这个当然也是很同情、很怜悯那个盲
先生，他没有办法来谋生，他只好给人算命。你要说算命是迷信，不要提倡
——我没有提倡的意思，我是说，他这样的处境，他这样的生活，他的命运，
顾先生注意到了，这样写了。那么，这里的意义仅仅是像范石湖同情一个穷
苦人吗？你体会体会，一枝笛子，甚时吹到明朝，这是一种什么胸怀啊！稼
轩有一首《生查子》，五言一句，一共才八句，顾先生在《稼轩词说》里给
这一首的份量，我的感受是最重的。我读别人的著作，没有这样的感受，也
受不到这样感动——我说到此就要激动，我声音要变调，眼里有泪花。“悠
悠万世功，矻矻当年苦。鱼自入深渊，人自居平土。红日又西沉，白浪长东
去。不是望金山，我自思量禹。”大禹治洪水，万世之功，不可计算的悠悠，
那么伟大，那么长远。。目前呢？太阳又落下去了，滔滔江水昼夜不息，光
阴是不待人的，国家的恢复事业如何了呢？所以稼轩说，我不是在看景物啊，
我自思量大禹呀。你看这稼轩写到末句，开头一个“我”字，这“我”多渺
小呀，但末一字是“禹”，把“我”和“禹”联系起来，这个思想境界，不
该批判他渺小了吧！我由此也深深体会到顾先生的思想境界。
我还要说，老师最爱国。沦陷期间那苦难的岁月里，我最不能忘记老师
的一首《浣溪沙》的下片：“南浦送君才几日，东家窥玉已三年。嫌它新月
似眉弯。”送君几日，好像是不太久吧？实际是很久很久了；“东家窥玉”
巧用宋玉《登徒子赋》以为比喻。“三年”与“几日”一为呼应，就不答自
明了；“嫌他新月似眉弯”，好像是写风情，这都是写亡国之痛，“东家窥
玉”写的是日本侵略军，窥我神州已达三年之久，所以看着新月都很难过。
新月是一弯蛾眉，古往今来，这是最美的景象，但顾先生却用一个“嫌”字，
含义最深。老师的再一首诗写北京秋天炒栗子上市了：“秋风瑟瑟动高枝，
白裕单寒又一时。炒栗香中夕阳里，不知谁是李和儿？”这个李和儿是北宋
时最有名的炒栗名手，在金人攻陷汴梁后，流落到燕山，仍以炒栗子为生。
有一次宋朝使臣到了燕山府，他把那使臣拉住了，说我是东京李和儿，行了
礼洒泪呜咽而去。一个炒栗子的怀念故国的典故，顾先生用了写成那样的诗
句，你说这是爱国不爱国？这就不必回答了吧。
老师给咱们同门学长们留下印象最深的，我想不能不讲到顾先生登堂讲
授这一方面。你不会忘记他那是怎样一种讲授。我不说顾先生是教育家，那
太一般了，教育家、办学，不一定会登堂说法。顾先生怎样讲课？他讲课不
是照本宣科。顾先生上堂之后，全副精神，全部感情，那不是说我有一点知
识告诉你们，这张三，那李四，这张长，那李短，这个苏轼，字子瞻，号东
坡，眉山人。。他不给你讲这个，这有很多书可查的，干嘛要我来啊？顾先
生一上台，那是怎样一番气氛，怎样一个境界？那真是一个大艺术家，大师，
他一到讲堂上，全副精神投入，就像一个好角儿登台，就是一个大艺术家，
具有那样的魅力。这一方面如果不讲求，我们的教育事业要承受极大的损失。
因为你首先要使学生爱听，一切精神智力都调动起来，他敞开心扉，准备接
受。老师就是这样，一定要向老师学习。老师讲堂上的风范、风采、艺术—
—还不要说人品学问——我今天没法形容传达了。但是我们有一个热切的希
望：有关的高等院校在我们这个纪念会后，能运用这个意思，使之能发生一
点作用影响，希望在这方面多多的做些工作。顾先生那种讲授不是供人照搬
的，也是无人能够照搬的。但顾先生那种精神大有可以学习的，要发扬发挥。
这是我一点非常恳切的希望。
今天的纪念会，这样隆重，诸师友发言这样热切，出我预想之上。但一
个纪念会是无法去作另外的工作的。我倡议，应当成立一个顾先生学术研究
会。这是完全应该也有条件的。我恳盼我这愿望能够实现。
以上是我在纪念会上发言的录音整理稿。当时因时间之限，欲申之意犹
然未尽，今借河北大学学报的宝贵篇幅，略作补充，并对河大党政领导在学
报特设纪念专栏的盛意表示感谢。
为纪念先师逝世三十周年，我谨赋七律一首，其词云：
哲人真际待覃思，苦水词名是旧时。
六代文心梁慧地，一池砚采汉张芝。
登堂法雨天香落，即路明驼倦影移。
节序中元秋正好，神皋草树有余悲。
这八句诗，概括了我对先师的理解和认识，崇敬和怀思。我认为，先生
绝对不是一般文人词客那一类型，他实际是一位学富思深的哲人，而他的真
实造诣与境界，并非一般常流所能轻易窥见，因此对他老人家的“评价”，
还是有待于非常深入的精研渊览，方能定其品格之高位。旧来以苦水词人而
蜚声宇内，也不过他的小小的方面而已。我认为他在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地
位，可以拿“近代的刘勰”来作比。这就是我第三句所表达的意思（慧地，
刘勰的释家法名）。这是非常崇高的，绝非泛泛可比。第四句则是说到先生
的书法的高深与精彩，罕与伦比。
但先生的讲授艺术，同样是超群绝伦，我在第五句中以佛家的升堂说法、
香花乱落为喻。然而先生并不是一个出世之人，他是入世的奋斗的自强不息
者，他教导人要不断“精进”（禅家语）。他在旧时，深感于世途之艰难，
他担荷着历史的重负，向前吃力地迈进，他自号“倦驼庵”，可见其意味之
一斑——这就又是我诗中第六句的涵义了。
他是一位极出色的大师级的哲人巨匠。这样的人，我们应当给以崇高光
荣的称号才是，可惜我国还未能考虑这方面的事。（有关部门在评“十佳”
这，“十佳”那，以及“艺术大师”等等，倒很热衷。这也是我们目前的一
种文化形态吧。）国家之光，民族文化之瑰宝，所应得到的重视与荣誉，是
应该大大超过先生之所已得的方为合理。
先生是一位真正的诗人，而同时又是一位深邃的学者。在一般情况上讲，
此二者是很难兼备，甚至相互矛盾、彼此“不利”着的两大“文化构成因素”。
但先生实实兼具两长双美。所惜者，先生的学者的这一方面，知者更鲜了。
这是我常常暗自感叹的一桩事情。
我与先生通信，始自1941 年侵华日军解散燕京大学之后。直至先生逝世
之前，基本不曾间断。抗日胜利以后，我重返燕园，记得先生书札中话及，
希望我做个作家，而不做学者。当时我虽然在诗词研究与写作上正处于旺盛
阶段，但生性又喜欢探讨学术。听了先生那番话，还不能充分理会其间深意，
以为大约先生见我还有一点创作才能，这种人比那能写几篇“论文”的人更
少更可贵些，所以那样勉励我，但到解放前后，先生自己的韵文创作已不像
前期那样富有，而显著地转向了学术研究这方面来了。他的研究课题与计划，
我是曾经略知一二的。在先有“章草大系”一目，统研中华文化书法的全史，
后来有“红楼梦”的大型分章全讲，草目都写给我了（不幸因故未能全部完
成。部分遗稿又毁于十年浩劫之中）。但是自五十年代后期起，先生与我的
通讯忽然进入了一个奇迹般的发展阶段：此阶段中，先生因书札往还生出的
许多讨论主题，引发了先生的兴致，其多年的积学深思之未宣者，却以此际
的兴会与灵感所至，给我的信札竟然多次“变成”了整篇的论学研文说艺的
长篇论文，全部都是格子纸亲笔精写，其文章与字迹之美，使我加倍地爱不
释手。这些“书札论文”，所涉之层面至为深广，可说是先生为文治学成熟
期的一大迸发与结晶，——也就是说，先生平生的后期，已然做出了一位高
深学者的贡献。甚为重要，岂待烦辞。
不幸的是，这些无价之宝，因六十年代先生津门的高、孙两位门弟子，
欲为先生编印文集，向我索去（当时并无复印和清缮的条件）。从此，这一
批瑰宝，遂不可踪迹。我努力追询，也无结果。这是先生和后人的极大不幸，
也是中华文化财富的一大损失。每一念及，五内焚灼。由于我的处置不善，
而致此损失，我的责任感始终在鞭笞我的心之深处。
当我还在四川大学外文系教课时，先生已然被天津的××××学院请去
任教了，先生尽了最大的努力，想争取调我到他的身旁，但因人事关系作梗、
川大也不肯放行，未能如愿。后来老师才对我讲出心事：他有一桩蕴蓄已久
的宏伟的学术计划，想与我共同完成，因难到一处，而深致叹慨。先生的这
项计划，并未向我宣明主题旨趣，以我臆断，大约是一部可以继《文心雕龙》
之后的性质规模相类似的研究著述。由于先生过早地离开人世，这个令人空
付想望的计划也就化去。每一念及，辄深痛惜。
鲁迅先生论文论学，教我们一定要重那个“全人”，而不许“取舍”“抑
扬”致离真实。我常想，先生的“全人”与“真实”，几人能知？谁有资格
来作一次较为真际的评价与介绍？这件大事受业门人责无旁贷，何况我是与
先生“通讯受业”历史最久的一个特例，似乎理应有所作为，方不负先生的
一生心血与情义。但我此刻，所讲所写，不过如此粗略浅薄。抚膺自揆，惭
疚难言。谨以此文，献于先生灵前。其余拙意已见于《苏辛词说·小引》者，
即不复赘。
受业周汝昌谨述
庚午秋明之日
我与胡适先生
我与胡适是个什么“关系”？颇有些传闻议论，自然也就有人愿意得知
其真情实际。在国内，我所获得的一个头衔是“胡适考证派”（或者附加上
难听的字眼）；在海外呢？台湾曾有一个小说作者封我为“胡适的关山门的
弟子”。关山门，这话似乎有点儿江湖气味，我并不真懂，倒是“弟子”一
词很是“雅驯”，因为他满可以寻到别的同义语。1980 年6 月美国威斯康辛
大学创例召开国际红学研讨会，我决意应邀前往时，有人好意地告诫我，大
意是说：“那边有些人认为胡适是你的‘恩师’，而你批评过胡氏，人家说
你是批胡的急先锋（忘恩负义呀）。去了小心，会有就此向你质问挑战的情
形。。。”
而胡先生本人呢？好像和那“打抱不平”的人并不一样，因为很后来我
辗转得知：当拙著《红楼梦新证》于1953 年初版后（海外有盗版书），有人
买了一册寄给他，意在引他批我。他看了，复谢的信件中却说：这是一部好
书，请再给我买几本，以备送朋友。而且还特笔点明，周某某“是我的好学
生”。
你看，我与胡先生的“关系”就是这么微妙得难以寻觅推敲一个恰当贴
切的词语或表述方式。
看来，胡先生是一位气宇度量宽和的学者，因为那个寄书给他的人原意
是让他看一看我这个“弟子”对他是多么不敬，即“忘恩负义”。
1980 年6 月，我没有认真拿那好意的告诫当一回大事揣在怀，倒是很乐
观地启程赴会了，我觉得自己没有做什么于心有愧的事，如有人问起，我倒
真是有了机会去讲讲那一切的经过亦即实况了。而会上会下，均无人涉此一
字。1986 年秋天，我又到了北美，周策纵教授要赴台湾去参加胡先生逝世二
十五周年的纪念会，因我作了一首七律，他便携往纪念会上，而且作了他发
言的结束部分的内容。那首诗云：
平生一面旧城东，劫后私藏札六通。
文运孰能开世纪？学人佥谓仰宗风。
离离宿草春吹碧，浩浩新章晓破红。
重见大师衣钵在，百端欣慨与君同。
此诗原纸手迹影印于《传记文学》。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看见了我
那俚句拙词，来信中还特意表示奖赞。
我回国以后不太久，台湾一家报纸因纪念胡先生诞辰百周年向我征文。
我应命写了约有万言的文章，其中除了怀念追思，敬仰他的学者风范，也对
胡先生的文学文化见解作了若干评论——主调偏于“批评”。此文台湾报未
肯刊登。后来即因澳门的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