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翻开了字典，指给我一个Vitrine，讲给我听，两人十分高兴。我并据
以写入《红楼梦新证》。虽然后来有法文专家为此撰写专文指出了“温都里
纳”应该是aventrine 的译音，比我们的旧说更准确了，但是追本溯源，注
意解决这种有趣味的问题的先驱者，还得算是政扬，他的贡献并不因为当时
一下子说不准而减色。
这不过是个小例。我们二人相处的结果，是商定了一条共同治学的主题
道路，即：文学既是以语言文字为工具的，不先把其中的语言文字弄得十分
之清楚，必然发生许多误解误说，而现实当中的这种现象是相当严重的，其
例举不胜举，我们决意从考订唐宋两代词语的确切意义下手——这必然也就
涉及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一切事物的历史具体内容
实际，由此进而了解作品的真正的时代背景、社会条件和作者心境，然后再
进行内容和艺术的赏析品评；要将“三者”融为“一体”，冶于一炉，写出
新型的学术论文著作来。
我们不是说说算了的，是实行者：政扬的论文以宋元话本剧曲为主，我
以唐宋诗词为主，分头并进。我们都为“开端”做了一些工作——尽管那距
自己的设想、理想还远得很，但我们已经安排要继续共同走这条路。
我们研究院的学业还未完成，我先被成都的华西大学电邀前往作外文系
教师去了。我离校离京时，唯有政扬送行，帮我搬行囊（为此伤了手指头）。
临分手，我望着他说：“咱们成都见。”
我那句话的意思是：我们还要在另外的地方再度相聚，一同沿着既定的
治学方向走下去。
到了成都华西坝，我就用信札和政扬订了计划，合撰《水浒》详简二注。
详注规模很大，是供研究者用的，简注则是为一般读者。为了试验，先从简
注的形式作起，同时却也给详注做好了搜集资料的基础工作，简注不过是从
中提炼而出的“微型示例”罢了。合作的方法是，一方由政扬提供例证资料，
一方我也攒聚个人所得，两方会齐，去其重复，略臻齐备了，由我选例，并
写出简注的初稿，准备由政扬再加披阅，最后定稿。
这个工作很快就做完了头两回，共得一一八条。我曾将此事写信告知于
顾随先生，他听了大喜，回信说：两回已有这么多条，壮哉！真勇士也！—
—可惜，工作也就到此中断了，原因是学校都开展思想改造的大运动，紧接
着高等院校大调整，我们这研著工作根本无法进行，只好束之高阁。——其
实，我已与华西大学的文学院院长说好了，要邀请政扬到中文系任教，也因
调整之后华西大学被取消了，一切当然也就成了“画饼”。本集所编收的，
就是我们合作的那一点痕迹。那既然是我一手所为，当然很不成熟，又未经
政扬核订，疏失难免，为了存真，都不复修饰，以见我二人一时的规模意度
就是了。我们所以要做这件事，是有感于当时的某些空疏宽泛、不切真际的
那种以“简明”自诩的作注释，其间时时似是而非，甚至讹谬触目皆是。我
们想做点扎扎实实的事，妄欲于那种学风文风有所匡济。
我们曾发过一个宏愿，即为所关至要的《东京梦华录》作一部详密切实
的笺注本，因为这可以将北宋的文学家们的很多活动贯串在里面，而不仅仅
是一部历史地理城市社会的纪录而已。已有注本，太不理想了。这个工作政
扬其实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他阅遍了宋元两代的载籍，作出了数以万计的
卡片资料。但是我们没有来得及着手，政扬便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如今编入
的这篇《清明上河图画的是哪座桥》是留下的唯一的一点痕迹。——这也是
我们交换意见、商量既定，由政扬画了草图，我据以手绘䌷图，写出了考订
的文字。
这些旧梦前尘，不仅仅是我们文契的感情上的难忘之事，也是学问事业、
志愿心情上的极为怅憾的损失和创伤。
政扬的精勤与博洽，常常使我惊讶，他的细密和敏锐，更使我对之有愧。
后来我作范石湖、杨诚斋两注，凡遇疑难，无法解决，去求助于他，真是“如
响斯应”。他对宋代的一切是那样的“如数家珍”，令人心折。大的，不必
举，最似细琐而难考的事，去问他，他也竟能对答如流。例如我注石湖诗，
注到算命先生是否像小贩吆喝叫卖一样，也自家出声招徕顾主？难住了。而
这是无人可以请教的。一问政扬，他竟能列出证据，证明石湖所写不虚，南
宋江左卖卜之情况确实如此。我当时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举此一端，他不
难知矣。
政扬到了南开大学任教，身体逐步坏了下去。我们的通信是不会久断的，
因为这是我们交流思想感情的唯一方式了，从来札中可以看出他扶病而书是
十分吃力的。这些信札偶有残余，今天看来，都是很可珍惜的手迹。它们保
存了我们当时的一些侧影。（至于我写给政扬的，也与一般书信不同，常常
引起他的兴奋与感叹——并且时有绝句小词杂于其间。由于“文革”，那是
片纸不存了。）
1963 年，我一到津门，其时任何老亲旧友都顾不及拜访，唯政扬处必欲
一往。那是夜晚了，他在卧息，我紧挨病榻而坐，执手相看，我真不知话从
何处说起，除了安慰他，劝他安心调养，竟无多少“像样子”的内容。当时
和事后，总是怅然之怀，耿耿不舒。然而，未料那一次草草晤语，便是我们
的最后一面了。
“文化大革命”完全毁了政扬的心血（最主要的是他多年精力之所聚—
—惊人数量的网罗宋元一切图籍的资料卡片工夫），也毁了政扬的精神生命
和生理生命。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这种损失，“大”到什么程度？我不必
做出什么“科学估量”。我只想说，像政扬这样的学人，在我们这一代说来，
乃是难得多见的极其宝贵的人才，一旦充分发挥了他的作用，在我们的学术
史上将会焕发出异样重要的光彩。可是，他却过早地离去。在他之后，我还
没有看到同一学域中又有足以与之媲美的青年学人出现。我相信将来一定会
有的，不过那须是多少年以后的事，又有谁能“卜”而知之呢？
为政扬的遗集（只残余了这么令人看了难过的一点）作序，理应多谈他
的学术。但是我荒废太久，愧对已逝的政扬，已经是没有多大资格来谈了。
因此我只借径于漫述二人的襟期交契，希望能从中略见其为人，我所以报故
人者，就是这样子。呜呼，良可愧也。
政扬，姓许氏，海宁硖石人，生于1925 年，卒于1966 年。他曾见语：
选编《六朝文絜》的许梿先生，就是他的上世。自幼年喜诗，受慈母吟■之
教。有女二。其为人严正不苟，论学观人，无稍宽假，又有真才实学，远胜
常流，故亦易遭嫉毁，以直性狭中，多所不堪之书生，驾柴车于崎岖难行之
世路，谣■交侵，病魔来袭，旋为“四人帮”迫害以死。
壬戌清和月，1982 年5 月抄
写记于北京东城
《苏辛词说》小引
先师羡季先生平生著述极富，而东坡稼轩两《词说》具有很浓厚的独创
特色与重要的代表意义。我是先生写作《词说》之前后尝预闻首尾并且首先
得见稿本的二三门弟子中的一个，又曾承先生欣然首肯，许我为《词说》撰
一序言。此愿久存怀抱，固然种种人事沧桑，未遑早就，但事关赏析之深微，
义涉文章之精要，言说至难，落笔匪易，也是一个原因。今日回首前情，四
十年往，先生墓门迢递，小生学殖荒芜，此刻敷楮搦管，不觉百端交集。其
不能成文，盖已自知矣。
先生一身兼为诗人，词人，戏曲家，文家，书家，文艺鉴赏家，哲人，
学者，——尤其出色当行，为他人所难与伦比的，又是一位传道授业、最善
于讲堂说“法”的“教授”艺术大师。凡是听过先生的讲课的，很少不是惊
叹倾倒，欢喜眼膺，而且永难忘掉的。我常想，能集如许诸家众长于一身的，
在那许多同时先后的名家巨擘中，也不易多觏；倘由先生这样的讲授大师撰
写艺林赏析的文章著作，大约可以说是世间最能予人以教益、启沃、享受、
回味的宝贵“精神营养品”了，——因为先生在世时，方便使用的录音、录
相之机都还不似如今这样人人可有，以致先生的笑貌音容、欬唾珠玉，随风
散尽，未能留下一丝痕迹，所以仍须就先生的遗文残简而求其绝人之丰采，
不朽之精神。循此义而言，《苏辛词说》就不妨看作是先生的讲授艺术的自
家撰为文字的一种“正而生变”的表现形式，弥足珍贵。
先生一生致力最多的是长短句的研究与创作，“苦水词人”是大家对先
生的衷心敬慕的称号；但先生自言：“我实是一个‘杂家’。”旧的社会，
使先生这样的人为了衣食生计而奔波不停，心力交瘁，他将自己的小书斋取
名为“倦驼庵”，也许可以使我们从中体会一些“境界”——那负重致远的
千里明驼，加上了一个倦字为之形容，这是何等的“历史语言”啊！由于时
代的原因，先生于无书不读之间，也颇曾留意佛学典籍与禅宗语录。凡是真
正知道先生的，都不会承认他的思想中受有佛家的消极影响。正好相反，先
生常举的，却是“透网金鳞”，是“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如来行处行”，
其精神是奋斗不息、精进无止的。他阅读佛经禅录的结果，是从另一个方面
丰富了他的文学体验，加深了他的艺术修养。他写《词说》，行文参用语录
之体，自然与此不无关系。但采此文体，并非是为了“标新立异”或文人习
气喜欢掉弄笔墨。今日读者对于这些事情，已然比较陌生得多了，便也需要
稍稍解释一下了。
说采语录体而行文是否是为图一个“标新立异”，自然是从晚近的眼光
标准来讲话的。语录语录，原本就是指唐代的“不通于文”的僧徒直录其师
辈的口语而言，正是当时最普通的俗语白话的记录。到得宋代，理学家们也
喜采此体，盛行于时，于是“语录”竟也变成了一种“文体”之名了。为什
么语录盛行呢？说它在讲学传道上具有其优越性，大概是不算大错吧。那么
羡季先生讲说宋词而参采语录之体，其非无故，便已晓然。还应当看到，先
生的《词说》，也并非就是一味模仿唐沙门、宋诸子，而是取其所长，更加
创造——也就是一种大大艺术化了的“语录文体”。这些事物，今天的读者
恐怕会感到十分新奇，甚至觉得“阴阳怪气”，其妙莫名了。假如是这样，
就会妨碍他很好地领会先生的苦心匠意，那将是一大损失和憾事。故此不惜
辞费，先就此一义，略加申解。
然而，上述云云，又不可只当作一个“文体问题”来理会。这并非是一
个单纯的形式体裁的事情。它的实质是一个如何表达思想感情、道理见解的
艺术问题。盖禅宗——语录的艺术大师们的流派——是中原华夏之高僧大德
将西土原始佛法大大加以民族化了的一门极其独特的学问，它对我们的文学
艺术，产生了极其巨大深远的影响。不理解这一层关系，那中国文艺全史就
是不好讲的了。写意画的兴起和发展，诗歌理论和创作中的神韵、境界的探
索和捕捉，都和禅宗精神有千丝万缕的牵连。禅家论学，讲究破除一切形式
的障碍阻阂，而“直指本源”。它的意思是必需最直捷了当地把握事物的最
本质的精神，而不要为任何陈言俗见（传统的、久惯的、习以为然的“定了
型”的观念见解）所缚所蔽。因此禅宗最反对烧香念佛，繁文缛节，形式表
面，而极端强调对任何权威都不可迷信，不惜呵佛骂祖，打倒偶像（将木佛
劈了作柴烧！），反对缀脚跟，拾牙慧，具有空前的勇敢大胆、自具心眼、
创造精进的新精神。不理解这个十分重要的一面，一听见说是禅宗属于“佛
法”，便一古脑儿用一个什么标签了事，那也会对我们的百世千年的民族文
化精神的真面全貌造成理解上的许多失误。读先生的《词说》，更要细心体
味他行文说理的独特的词语和方式，以及采用禅家“话头”、“公案”的深
刻而热切的存心用意，才不致于像《水浒传》里的黑旋风李逵，听了罗真人
的一席话言，全不晓得他“说些甚底”。那岂不有负先生的一片热情，满怀
期望。
我国文艺传统上，对作家作品的品评赏析，本亦有我们自己的独特的方
式，这又完全是中华民族的，而不应也不能是与西方的一模一样；加上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