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近代后期宗教史- 第10部分

湖城，摩门教徒建立起宗教社区，他们修建圣殿，创办学校，使犹他州逐渐　

成为摩门教的活动中心。1850年，摩门教主教布里格姆·杨担任犹他州州长，　

摩门教鼎盛一时。杨在第二任州长期间，与联邦政府矛盾激化，1857年，美　

国总统解除了杨的州长职务，并派遣联邦军队进入犹他州，爆发了美国历史　

上所谓的“摩门战争”。摩门教在政府的打击下受到严重削弱，发展缓慢，　

但摩门教在犹他州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4。世界近代后期的东正教　



　　　　进入19世纪，随着民族主义、近代科学、教会灵性生活的兴起，东正教　

的传统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政治上，东正教具有很强的依附性，宗教与国　

家、宗教生活与世俗生活紧密联系，互相渗透，混为一体。教会组织上，东　

正教没有统一的中心，这有别于天主教。它有四大牧首，统辖各自所属区域　

的东正教徒，这又有别于新教。实际上，东正教是多中心的教派。　

　　　　　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希腊、巴尔干地区的民族自治运动蓬勃兴起。　

在民族自治运动的影响下，原属君士坦丁堡牧首管辖下的各民族教会相继独　

立。　

　　　　希腊正教会原属君士坦丁堡牧首管辖。希腊在政治上独立后，希腊正教　

会开始了争取教会自治的运动。1851年，君士坦丁堡牧首迫于压力，不得不　

承认希腊正教会自治权力，但仍坚持希腊各教区在名义上仍属君士坦丁堡牧　

首管辖。希腊正教会自治后，成立了希腊国教会，信徒人数占全国人口的90　

％以上，在希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拥有广泛的影响。希腊正教会首脑称雅　

典和全希腊人主教，驻首都雅典。　

　　　　希腊正教会的自治运动成为东正教各民族教会争取民族教会自治的先　

声。随后，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也发生了争取教会自治的运动。　

塞尔维亚的正教会发展成为南斯拉夫最大的教会组织，信徒分布在塞尔维　

亚、黑山、马其顿三个地区。保加利亚都主教于1870年宣布对各地的保加利　

亚人，包括居住在伊斯坦布尔的保加利亚人行使宗教管辖权。这一行动遭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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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堡牧首的强烈反对，被斥责为“种族主义”和“异端”。直到1945　

年，这一指控才被撤消。保加利亚教会的中心在首都索菲亚。　

　　　　　长期以来，西欧各种不同的思潮相继传入东正教地区。面对西方思潮的　

影响，东正教国家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是接受西方的思潮，提倡西　

方化；另一种是在西方思潮的冲击中，极力倡导东正教的传统，同时改革东　

正教，采取富有活力，符合社会发展变化的形式。　

　　　　西方思潮的冲击，在巴尔干诸国的神学院和俄国东正教思想家中引起了　

激烈的争论。希腊正教会平信徒神学家阿波斯托罗斯·马克拉基斯坚持极端　

正统派观点，在他的影响下，各种宗教志愿组织做了大量工作重整布道活动、　

组织宗教教育、支持教育。其中最著名的团体是生活兄弟会。　

　　　　在俄国的东正教会中，斯拉夫派选择了一条中间路线。它们既反对官方　

教会宗教生活缺乏灵性、活力，死气沉沉的现状；又反对改革派和革命派的　

世俗倾向。它们提倡东正教整体的灵性传统，复兴东正教。　

　　　　　面对19世纪伟大的科学成就，东正教采取了保守的立场。对先进的科学　

理论，东正教一方面进行抵制，另一方面又企图调和科学与宗教的矛盾，减　

少科学对于宗教的冲击。在俄国亚历山大一世和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为了　

控制科学理论的传播，教会代表和沙皇官吏对各大学的教学工作实行全面监　

督。教会在沙皇当局的全力支持下，企图将各高等学校变为修道院和宗教学　

校的中介物。为此，他们取消了一切能够对学生的世界观发生影响的所有课　

程，特别是有关自然科学的课程，讲授这些课程的教授也被驱逐出大学校园。　

1820年，喀山教学区督学玛格尼茨基对喀山大学实行宗教高压政策。他禁止　

对人体进行解剖，在喀山大学会议上，玛格尼茨基宣布，按照上帝样式所造　

的人被当作解剖的标本以及把人的怪胎放入酒精中加以保存，是最卑鄙的反　

上帝的行为。在他的高压政策下，喀山大学被迫停止了人体研究。尼古拉一　

世统治时期，继续推行世俗大学教学完全依附于基督教教条的政策。1850　

年，哲学作为一门课程在各大学中被取消，划归神学教授管辖，直到　1863　

年，才重新恢复哲学作为一门课程的独立的地位。　

　　　　俄罗斯东正教神学家不断撰文抨击、否定近代科学理论。1815年，神甫　

索科里斯匿名出版了他写的《哥白尼学说的破产》，否定哥白尼的日心说。　

菲拉列特都主教多次发表谈话，否定已经被公认的地学原理。鲁里耶都主教　

在谈到地球自转的理论时提出“地球绕着轴心自转，而轴心从何而来？又是　

谁在推动这个轴心”的问题。企图推翻地球自转的理论，证明上帝的存在，　

同《创世纪》第一章中的基督教教义统一起来。　

　　　　对于达尔文主义，俄国东正教神学家一直拒绝接受，反复强调进化论是　

毫无根据和渎神的理论。他们宣称：达尔文关于人的起源的理论与《圣经》　

上关于人的起源的故事是完全对立的，所以两者不可能都是正确的、都是真　

理。那么，对于一个虔诚的教徒来讲，毫无疑问应当坚持《圣经》上的信仰，　

坚决反对达尔文主义。　

　　　　但是，面对科学揭示出的真理，东正教神学家无法全盘否定，不能回避，　

他们就转而企图在科学和宗教之间找到结合点，甚至歪曲科学，用科学来证　

明宗教教义的神圣性和正确性。他们认为，科学的使命，就是向东正教神学　

家提出能够说明和支持宗教教义的材料，将科学降作神学的奴婢。喀山大学　

校长尼科里斯基教授从数学中发现了宗教的真理，并且将它描述出来：“数　

学中包含着与神圣的真理极相似的东西。例如，没有‘一’的数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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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宙好象是多数，没有统一的主宰，它也是不能存在的。……直角三角形的　

　　斜边是真理跟和平、公正裁判和相爱连接的符号，通过神和人的中介，把高　

　　　　　　　　　　　　　　　　　　　　　　　　　　　　　　　　　　　　　　　　　　①　

　　空和狭谷、天上和人间连接起来了。”对于能量守恒定律，东正教的神学家　

　　们非常欢迎。他们认为这条定律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有益于基督教的教义。　

　　因为如果将这条定律推广到精神领域，能为证明灵魂不灭的学说提供客观的　

　　根据。　

　　　　　　　从1815—1871年，东正教神学家致力于证明传统教义和教会仪式的神圣　

　　性，在教义和教会仪式上并没有创造性的发展。　

　　　　　　　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东正教会依附于沙皇政权，成为世俗政权的附庸。　

　　从彼得大帝起，教会就一直受沙皇任命的总检察长为首的东正教最高主教公　

　　会的领导。虽然形式上会议的一切问题都由多数人同意决定，但是总检察长　

　　总有最后的发言权。在特别重要的事情上，总检察长直接向主教公会传达沙　

　　皇的旨意，不经任何讨论便作为最后的决议。　

　　　　　　　19世纪以来，每任沙皇仍把东正教作为国家机器的精神支柱，对东正教　

　　采取扶植、保护、发展和利用的政策，使其为统治服务。沙皇作为教会的首　

　　脑在法律作了明确的规定。30年代，《俄罗斯帝国法律大全》第一卷出版，　

　　其中写道：皇帝就是基督教的君主，是宗教教义的最高捍卫者和保护人，也　

　　是笃信东正教，遵守一切教规的教徒的监护人。沙皇不仅是东正教的首脑，　

　　而且是东正教信仰方面的最高权威。俄国人民不仅是沙皇的世俗臣民，而且　

　　也是其精神上的附属。　

　　　　　　　按照法律，沙皇必须是东正教教徒，在举行加冕典礼时，必须当众宣读　

　　东正教《信经》的全文，以此证明他对东正教的绝对忠诚。同时，法律还规　

　　定，全体俄罗斯人都应当信奉东正教，对背叛东正教信仰的教徒要给惩罚。　

　　相反信奉东正教可以得到许多特权。不仅脱离东正教要受到严惩，而且引诱　

　　他人改信天主教或新教的人相当于刑事犯罪，要受到严惩。通过法律，确立　

　　了东正教在俄罗斯的绝对统治的地位。　

　　　　　　　沙皇专制政权向东正教教会提供了大量的经费，赋予教会广泛的权力，　

　　以维持东正教会对世俗群众的影响。教会利用沙皇赋予的权力，竭力向社会　

　　的各个方面扩大影响。它们将神学课程列为学校的必修课，还建立了大批教　

　　区小学和女子学校。它们向军队派出大批教士，对军官和士兵进行宗教宣传。　

　　它们控制了出版权，一方面出版大量的神学著作和宗教宣传小册子；另一方　

　　面，阻止对教会不利的书籍、出版物的出版。　

　　　　　　　在沙皇政权的支持下，东正教会积极开展活动，吸收更多的人加入东正　

　　教会。对伊斯兰教徒、佛教徒、萨满教徒以及犹太教徒，甚至包括基督教内　

　　部的非东正教教徒，它们展开广泛的宣传活动。在有些地区，为了吸收教徒，　

　　还采取了收买的手段。20年代，为了让一些高加索山民接受东正教洗礼，教　

　　会允诺凡是接受洗礼的人可以获得十尺粗布作为回报。因此，一些高加索山　

　　民为了得到上述财物，在一生中多次接受洗礼。　

　　　　　　　东正教在宗教教义上具有保守的倾向，在政治问题上也极其保守。农奴　

　　制是俄国19世纪斗争最激烈的领域，东正教则是坚持这一落后制度的重要思　

　　想堡垒。东正教会竭力宣传要农奴不要忘记自己的社会义务，农奴对自己的　

　　主人要绝对服从等等，保护农奴制的社会基础。为了反对取消农奴制，东正　



①　约·阿·克雷维列夫：《宗教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年版，第1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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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抬出了圣徒谢尔盖、拉多涅日斯基，宣称拉多涅日斯基认为农奴制的存　

在是必要的，是上帝的安排，是圣徒的遗嘱。在农奴制改革开始后，东正教　

会坚持如果非给农奴人身自由的话，那么无论如何也要把土地留在地主手　

中。主教菲拉列特恫吓坚持改革的人，不征得地主的同意，就把他们的土地　

划归国有，触犯了地主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的权力，必然会引起地主的　

反对。当农奴制改革不可避免的时候，东正教会一方面竭力削弱改革的影响，　

另一方面给废除农奴制披上神圣的外衣，为巩固沙皇和东正教会的统治服　

务。菲拉列特否定了其他激烈的改革方案，在他重新起草的法案中只对农奴　

制作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修改，使农奴名义上获得解放，实际上横遭掠夺和欺　

压。这种措施是在仁慈的宗教外衣下进行的，涂上了一层宗教的神圣灵光。　

这一法令由宗教界的代表宣布，在宣读法令时，还进行了隆重的祈祷仪式和　

布道讲演，题目有“解放农奴的伟大的基督教意义”，“同意给农奴自由的　

地主的慈善和友爱”，“无限崇高和无限虔诚的沙皇陛下所表现出的仁慈和　

英明”等等。这样，对农奴的剥夺和欺压更具有欺骗性。　

　　　　　在东正教会将农奴制视为神圣不可改变的时期，许多进步的宗教人士宣　

传与东正教会不同的观点，他们反对农奴制，反对人压迫人的不合理的社会　

制度。宣称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而农奴制违背了上帝的旨意。他们向教徒　

们许诺要建立某种乌托邦社会，在这个乌托邦世界中人人平等，没有剥削和　

压迫，是一个幸福安宁的社会。这个乌托邦世界不是建立在来世，而是建立　

在现实世界，可以摆脱在现存制度下遭受的一切苦难。　

　　　　　反对农奴制的宗教人士组织了一些新的独立的教派组织，其中有耶和华　

—伊林派、耶诺霍夫派、彩绘派、约翰派、持戒派、戒酒派、托尔斯泰派等。　

几乎所有的教派都发生了分裂，分化出一些不同的宗教派别。这些新成立的　

宗教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