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孩子或者家中的任何人对此表示不满，那虐待者总是会怪他或她缺乏幽默感。“她明明知道我只不过是在开玩笑。”他会这样说，好像被虐待者是他的同谋似的。
菲尔，48岁，有着一副自信的外表。他是一个个子高高、相貌粗犷，在着装方面很有品位的牙医。但他说话的声音却太小，我听起来很吃力，有好几次让他重复一下自己的话。他解释说他就是为自己令人痛苦的羞怯来求助的。
我真是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我差不多快50了，却对人家对我讲的几乎任何事都神经过敏。我不能按别人的字面意思去理解人家的话，总觉得他在嘲弄我。我觉得妻子在嘲弄我……觉得病人在嘲弄我。夜里我躺着不睡，想白天大家都对我说了些什么……我在什么事情中都想找到恶意。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快要疯了。
菲尔坦率地谈自己目前的生活，但是当我问起他早年的生活时却又缄口不言。在我温和地试探了一会儿之后，他才对我讲，对自己童年最清晰的记忆就是父亲那没完没了的取笑。这种取笑总是伤及菲尔，他常常对此感到屈辱。当家里其他人哄笑的时候，他觉得更加孤立了。受到取笑够令人难受的了，但是有时他讲这一类话的时候还让我害怕，比如：“这孩子不可能是我们的儿子。看看他那张脸，我敢打赌他们在医院里调了包。为什么不把他送回去，把那该抱回的孩子换回来呢？”当时我只有6岁，真的以为他们要把我扔在医院里。有一天我终于忍不住对他说：“爸爸，为什么你总要糟践我？”他说：“我不是糟践你，我只不过是在开玩笑。这你也不懂吗？”
菲尔，像任何小孩儿一样，还不会区别事实和笑话、威胁和取笑。正面的幽默是增进家庭和睦的最有价值的手段之一，但贬损性的幽默在家庭内部极为有害，因为孩子是从字面含义去理解那挖苦的话语或夸张的幽默的。
开损人玩笑的事我们大家都做过。多数情况下这种玩笑相对来讲是无害的。但是像其他刻毒的教育孩子的方式一样，开这种玩笑的频繁程度、玩笑的残酷性以及玩笑出自父母之口这几点便使它们具有虐待性质。孩子会相信父母说的有关自己的话，并将其变为自己的观念。对父母来讲反复开毁损心灵易受伤害的孩子的玩笑，既残忍又具有破坏性。
菲尔当年就经常受到侮辱和捉弄。当他试图对抗父亲的行为时，却被斥责为低能，因为他“连开玩笑都听不出来”。菲尔面对这种感觉，真到了走投无路的窘境。
当菲尔描述这种感觉的时候，我看得出来他仍然十分尴尬—似乎觉得自己的抱怨是愚蠢的。我安慰他说：“我知道你父亲的玩笑是多么侮辱人。它们深深伤害了你，可没人把你的痛苦当回事。但现在我们就是要找到你痛苦的根源，而不是给它打折扣。你在这儿说话是安全的，菲尔，不会有人压制你的。”
他过了一会儿才慢慢理解了我话的意思。他险些哭了出来，但强忍着泪水开始诉说：
我讨厌他。他是这样一个胆小鬼。我是说当时我只不过是个孩子，他用不着这样捉弄我。到现在他还开玩笑损我，他从来不放过这样的机会。一不留神，我就受到他的捉弄，然后他马上打住不说，像个好人一样。上帝呀，我恨他这种做法！
当菲尔第一次来治疗时，他根本没有看到自己的神经过敏同父亲的嘲弄有什么联系。菲尔小的时候是无人庇护的，因为父亲的行为从来没有被认为是虐待行为。菲尔的处境是“总闹不明白”，“爸爸的玩笑伤我的心，因为我太笨，听不出那是玩笑。”
小菲尔是父亲玩笑的受害者，他竭力要掩饰自己无能的感觉。成年以后的菲尔也没什么两样，但是他步入了一个广阔得多的世界，因而他把自己的恐惧和负面的揣摩又转到别人身上。菲尔是在神经末梢暴露在外的情况下过日子的，总担心受到伤害，受到侮辱。他的神经过敏、他的羞怯以及他对外人的不信任是他试图保护自己免遭进一步伤害的不可避免的然而有效的方法。
“我这样说只不过是为你好”
许多父母是在引导孩子的幌子下开始自己的言语虐待行为的。为替自己残忍的污蔑性言论辩解，他们设法使自己的行为合理化，比如：“我是在尽力帮你成为更好的人”，或者“这世界是严酷的，我们是在教你适应它”。因为这种虐待戴着教育子女的防护面具，成年的子女意识到它的破坏性是极为困难的。
维基来找我治疗时是34岁，她是一个在一家大的营销公司担任客户经理的漂亮女人。但是她的自信心过低，以至于影响到事业的发展。
我为这家公司工作6年了，我干得很好。你知道，我一直在慢慢地升迁，从秘书干到办公室主任，又干到客户经理……一级级地往上升。但是上个星期最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发生了。我的老板告诉我，我可以去念MBA，他要为我付学费。我当时真难以相信。你也许觉得我是又惊又喜，但我只觉得惊慌。我10年没进过校门了，不知道还能不能学。我不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拿下MBA，甚至同我亲近的人都说我是昏头了。
我发表看法说，无论谁这么评价她都不太够朋友，因为真正的朋友应当支持她。我的话使她很尴尬。我问她为什么显得不自在，她回答说，她所谓“同我亲近的人”指的是自己的母亲。当我给母亲打电话，问她我该不该这样做的时候，她提出了一些很好的理由。你知道……如果我拿不到MBA，对我的工作会有什么影响。而且我还考虑到这样一种情况，拿了MBA我会吓跑一些中意的男人。此外，我对现在做的工作是满意的。
“但是你感到满意的一个原因就是你很自豪你是凭着能力升上来的，”我说，“难道你不想继续得到提升吗？”她承认说她想。我提醒她，她工作中取得的成绩以及老板给她提供的机会就是她价值的证明。这些证明似乎同母亲对她的怀疑不相吻合。我问她母亲是否一向这么否认她的能力。
我妈妈以前总想让我做一个十全十美的小姑娘。她要求我做到娴静优雅，谈吐得体。当我越轨的时候，她便羞辱我，逼我把事情做好。她的用心是好的，真的很好。当我把一个字的音发错了时，她就学我的样子。她会取笑我的外表……芭蕾独舞最糟了。妈妈以前梦想自己成为舞蹈演员，但却因结婚未能如愿。所以我想她是希望我能实现她的梦想。但我从来都跳得不如她，至少她是这么对我说的。我永远也忘不了大约12岁时的一次独舞。我觉得自己跳得挺好的，但妈妈却从后台出来说—当着全班的面—“你跳起来像只河马”。当时我真想钻进地缝里去。回家时我一路都绷着脸。她告诉我，我应当学会接受批评，因为这是我学有所成的惟一道路。接着她又拍了拍我的胳膊，我以为她要说点儿什么好话了，可你知道她怎么说？“正视事实吧，亲爱的，你做什么事情都不怎么样，对不对？”
“做一名成功者—但我知道你会失败的”
维基的母亲好像一心一意地想使自己年轻的女儿感到无能，她通过一连串自相矛盾的双面信息来这么做。一方面，她督促女儿拔尖儿，而另一方面又告诉她是多么的差。维基总是难以平衡，干什么事情都拿不准自己做得对不对。她觉得干得不错时，母亲就给她泼冷水；她觉得干得差时，母亲又说她也就这种水平；有的时候，维基刚有点儿自信心，母亲又把它给打掉了。这一切都打着为了让维基进步的旗号。
但是，这种虐待性的父母到底在做什么呢？维基的母亲是在同自己的无能做斗争。她自己的舞蹈生涯受挫也许是因为结婚，也许是因为自己缺乏为事业奋斗的信心。维基的母亲，以造成自己比女儿优越的方式去抹杀自身的无能感觉。任何机会都会成为她捕捉的对象，甚至还包括当着女儿同伴的面侮辱女儿。让一个正在成长的少女这样下不了台是十分可怕的，但中毒父母总是把自己的需求放在首位。
同子女竞争的父母
为了让自己显得有能力，就让别人感到无能，这会迅速演化为彻头彻尾的竞争。显然，维基的母亲已经把她年轻的女儿视为一种威胁，因为，随着维基年龄的增长，随着她越来越漂亮、成熟和能干，她的母亲越来越难以维持优越感。她不得不保持压力，不断地贬损自己的女儿以同这种威胁抗衡。
心理健康的父母是以激动愉快的心情体验孩子能力的增长的。与此相反，同子女竞争
的父母却常常感到失落、焦虑，甚至恐惧。大多数同子女竞争的父母意识不到产生这种感觉的原因，但他们却知道激起这种感觉的是自己的孩子。
在青春期，小姑娘开始成长为女人，小男孩开始成为男子汉。孩子的青春期对心理不稳定的父母来说是特别具有威胁性的时期。女人们感到恐惧，觉得自己正在走向人老珠黄，她们可能会把自己的女儿视为竞争对手，觉得有必要贬损她们一下，尤其是在女婿们面前。男人们感到自己的大丈夫气概和权威受到了威胁。家里只能容得下一个男子汉，所以他们就用嘲笑羞辱让儿子觉得自己的渺小无助。许多青少年也以公开同家长竞争的方式，测探成年时代的水域，从而使局面更加紧张。
同子女竞争的父母自己往往也经历过受伤害的童年，忍受过衣食的匮乏或爱的欠缺。现在，无论他们在这些方面已经多么富有，却依然生活在匮乏的担忧之中。这类父母中有许多人与孩子重演自己当年经历过的与父母和兄弟姐妹间的竞争，这种不公平的竞争给孩子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维基干脆放弃了任何要有所作为的打算。
有好几年了，我干不了多少事，甚至连自己真正喜欢的事也干不了多少，因为我害怕自己蒙受羞辱。长大后，我总是听到她的声音，却只是让我感到羞辱。她不骂我，从来不骂我。但是她总拿她自己和我做对比，让我觉得自己是多么失败，太伤人心了。
与同子女竞争的父母宣称的要为孩子着想相反，他们隐秘的目的是保证孩子不超过自己。那无意识中表露的信息是强有力的：“你不能比我更成功”，或者“你不能比我更有魅力”，或者“你不能比我更幸福”。换句话说，“我们都有自己的极限，我就是你的极限”。
这些信息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至于竞争性父母的子女即使真的在某方面表现卓越，他们也得经历巨大的负罪感。越是成功，他们越会觉得悲惨，这常常导致他们破坏已取得的成功。对这类中毒父母的成人子女来说，他们取得的成绩要低于自己的能力，这是换取内心平静的代价。他们为了避免负罪感过重，常常无意间限制了自身的发展，以达到不超越父母的目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们实现了父母负面的预言。
用侮辱烙印
有些在言辞上虐待子女的父母不屑于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掩饰自己。相反，他们用残忍的侮辱、训斥、谴责以及贬损的绰号痛骂孩子。这类父母对自己给孩子造成的痛苦以及永久性的损害极其麻木不仁。这类露骨的言语虐待会像牲口身上的烙印一样给孩子留下深深的心理伤痕，伤害孩子的自尊。
卡罗尔，52岁，是一个极为美丽的、由模特改行的室内装潢设计师。在我们头一次晤
面时，她对我讲了最近的离婚—这是第三次离婚了。这次离婚最终是在她来找我诊治的一年前完成的。这是一次痛苦的经历，卡罗尔展望未来不寒而栗。与此同时，她正经历着更年期，为红颜不再而张皇失措，觉得自己是多余的人。最近的一次感恩节回家探望父母使她的恐惧感加剧了。
探家的结局总是一样。每次看到父母，我都会感到又受了一次伤害，经历了一次失望。最难的事情就是，我老在想，或许这次回家我告诉他们我过得不愉快，生活当中遇到了困难，他们会说—哪怕只有这一次—“哎，亲爱的，我们为你难过。”而不说，“这是你自己的错。”在我的记忆中，他们的反应总是：“这是你自己的错。”
我对卡罗尔说，从她的陈述来看，父母对她仍有很大的控制权。我问她是否愿意同我一起探寻一下这种控制权的根源，从而着手改变这种受人统治、任人摆布的局面。卡罗尔点了点头，开始对我谈起她在一个富有的美国中西部家庭的童年时代。她父亲是一个出色的外科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