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孙慎行不可恕也！
当“旧辅”方从哲的罪名未定之时，另一个新入阁的辅臣在暗中已为阉人所勾结，这个人就是沈。他早年当过南京礼部尚书；提起此人，熟悉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历史者，对他不会陌生。
在孙慎行的想法，今日之事大坏，坏在万历末年，而自万历四十二年叶向高辞官回里开始，方从哲几乎独相六年之久，因此内而三案、外而辽东的失地丧师，方从哲都应该负责。就史笔论是非，方从哲固难逃误国之罪，但就当时实际情形而言，孙慎行的放马后炮不但无益，而且亦有丧忠厚。因为误国为神宗自误，天下有亡国之君始有亡国之臣，神宗让方从哲独相，就是因为他能听话的缘故。其时神宗躲在深宫，沉涸烟霞，不但朝政不理，连家事都懒得过问，如皇五子常浩二十五岁尚未选婚，皇六子常润、皇七子常瀛亦都二十未婚，这可以说是宫闱中从未有过的不正常现象。然则试问：即令有安邦定国之才的臣子，又何可有所作为？至于说方从哲无能作为而贪位不去为无耻，这话也只可责君子，不必责小人，小人原只以禄位为重，谈不到什么责任感。
孙慎行尤其错误的一点是，方从哲事实上在上年年底已经被攻去位。老实说，在明朝中叶以后，像方从哲这样能在正论谴责之下引退，犹不失羞耻之心。同时那时候也不是是非分明的时代，有这样一个结果，得来非易，应该加以珍视护视，不可以把顺风旗扯得太足，激出不必要的纷争——好比久病虚弱的人那样，当有起色之时，需要培元固本，投以清和的滋补之剂；而孙慎行为逞其快意，加用一副全无必要的狼虎药，以致弱者愈弱，引起别样外感，终于搞成虚不受补的棘手局势。
《明朝的皇帝》 第三部分熹宗在大内“开内操”
十五、熹宗在大内“开内操”
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沈在署南京礼部尚书任内，得到方从哲的支持，尽逐天主教士，天主教视作“教难”。沈与方从哲都是湖州人，一隶德清，一隶乌程，自少交好，所以在万历末年会推辅臣时，孔老夫子岳家的后裔当时召谏齐、楚、浙三党中齐党的首脑亓诗教，希附他老师方从哲的旨意，提名沈，神宗已内定召用，朝旨未发而崩。光宗即位，大量补用辅臣，沈为其中之一，于天启元年夏天入京。
沈与当时的大珰有师生的关系——明朝宫内设“内书堂”教太监读书，史玄《旧京遗事》记：
内书堂，宣德中创建，以教内臣读书，选年十岁上下者充补。始自大学士陈山为之师，今以翰林词臣教习……每学生一名，各具白蜡、手帕、龙挂香以为束之敬。所读之书，故事给《百家姓》《千字文》及《孝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写字给刷印《千家诗》《神童诗》影本。盖略取识字，不甚于悖高皇之制，垂世守焉。
又《明史·沈传》：
故事，词臣教习内书堂，所教内竖执弟子礼。李进忠、刘朝皆弟子。李进忠者，魏忠贤始名也。
按：魏忠贤为沈弟子之说，似乎不实，因为魏忠贤不识字，且内书堂选十岁左右的小太监入学，而魏忠贤进宫是在成年以后。不过沈既在内书堂教过书，则与太监有特殊渊源，转相牵引，固不必一定要教过魏忠贤的书亦可与魏接纳。
其时清太祖努尔哈赤已收服扈伦四部，取沈阳、辽阳，攻西平堡，广宁巡抚王化贞大败而逃，经略熊廷弼退入关内，京师戒严。魏忠贤借此为名，仿照武宗异想天开的“内教场”的办法，请熹宗在大内“选武阉、练火器”，开“内操”，沈从中附和，以为结纳。
明武宗即民间所称的“正德皇帝”，他有四分之一的瑶人血统，生性好武，是个有名的顽童，所以虽设“内教场”，自己还能统驭。熹宗则不懂兵事，魏忠贤、刘朝等人“开内操”，加以锦衣卫及东厂也控制在他们手里，如是一旦要造起反来，扑灭相当麻烦，因而正人君子斥附和其事的沈为“肘腋之贼”，群起而攻。
《明朝的皇帝》 第三部分刘一坚卧不起
十六、刘一坚卧不起
户部尚书王纪则更指沈为北宋的奸臣蔡京。平心而论，沈没有蔡京那么奸，也没有蔡京的“本事”；但自沈入阁，为魏忠贤的势力渗入内阁之始，这一层关系甚大，因此论史者不能为沈恕。
天启元年六月，复起的叶向高入京为内阁首辅，当时的阁臣共六位，叶向高、刘一燝、韩、何宗彦、朱国祚、孙如游，清一色的正人君子，且除朱国祚以外，都有很出色的政绩，如果能够保持这个局面，足以匡君之失；抑制魏忠贤的扩张。但自沈于天启元年七月间入相，内阁内部从此多事，不久，刘一燝被攻，退出内阁。
当时言官交劾沈，沈疑心幕后是刘一燝的指使，其实正好相反，刘一燝一向不买言官的账，言路对他颇有怨言。但小人之心，猜疑必多，于是嗾使他所厚相结纳的给事中孙杰上疏力攻刘一燝。熹宗知道自己的皇位是怎么来的，对刘一燝素具好感，当然加以慰留。
这时就有件莫名其妙的事情来了，一向持正论的侯震旸忽然亦疏劾刘一燝，讥刺他结纳王安。任何一个正色立朝的大臣，最讨厌的就是说他不以正道进身，刘一燝把这一点看得很认真，连上四道奏章辩白，并且请求解职。魏忠贤从中顺水推舟，传旨准他致仕回乡。首辅叶向高说他“有翼卫功，不可去”，熹宗复加慰留，而刘一燝“坚卧不起”；天启二年正月，又上十二道奏章求去，坚决如此，只好让他用公家的交通工具回南昌。
刘一燝之所以非摔纱帽不可，实在是伤透了心，第一是为侯震旸所攻，不容于小人犹可说，君子亦不容，这份委曲何可言宣？第二是为吏部尚书张鹤鸣所排挤，而张鹤鸣受过刘一燝的提携，恩将仇报，自然亦让他寒心。宦途险巇，万念俱灰，唯有退隐田园，不问世事，这原是君子自处之道；但在君子与小人争得正紧张时，这方面从前线撤退了一员大将，局势自然大受影响。张鹤鸣平苗有功，而出任“本兵”，措施乖张，显得他并非大器，固无足论；独怪侯震旸无缘无故助纣为虐，不管他是别有用心也好，一时负气也好，像这样亲痛仇快的举动，实在令人痛恨！所以为言官者，不论他如何清操绝俗、侃侃能言，倘不能事事以大局为重，逞其私忿，操切行事，必误家国。
《明朝的皇帝》 第三部分沈只好辞官归里
十七、沈只好辞官归里
沈的行为，在大臣之中惹起了极大的反感。方从哲不过庸暗不知大体，屈服于来自宫内的压力之下，到底也还不敢彰明较著地阻挠大计、勾结内监，此所以移宫一案，正人君子得以放手做去，但就这样，已为言官攻击得体无完肤。然则相形之下，沈的甘为巨珰鹰犬，并且还有交通外戚驸马都尉王昺的情事，而所倡议者则又为足以引起大祸的“开内操”，凡此毫无心肝的恶行，自比方从哲更不可恕。
因此，刑部尚书借阉党徐大化弹劾给事中周朝端、惠世扬一事发牢骚说：
大化诚为朝廷击贼，则大臣中有交结权珰、诛锄正士如宋蔡京者，何不登弹文而与正人日寻水火？
这里的“大臣”就是指沈。阉党为沈张目，以王纪所劾“大臣无立名，请令指实”，于是王纪正面开火，直攻沈，说他与蔡京“虽生不同时，而事实相类”，把沈“结纳魏忠贤”比作蔡京的“契合童贯”，把“逐顾命元臣刘一燝、周嘉谟”比作蔡京排挤吕大防、苏轼。又说：
至于贿交妇寺，窃弄威权，中旨频传而上不悟，朝柄阴握而下不知，此又京迷国罔上，百世合符者。
这一段话中的“贿交妇寺”，当然是指客、魏而言，因此他们为“泣诉于帝前”，熹宗认为王纪太啰唆，申斥了一顿。
另一方面，沈不择手段报复，利用兵部尚书张鹤鸣在论辽东兵败一案中恶熊袒王的机会——辽东经略熊廷弼、巡抚王化贞，熊有胆略而王好大言。张鹤鸣与熊廷弼意见不合，所以唆使王化贞不受经略节制，以致经抚不和而有广宁之失，其时方在议罪。此为明亡清兴的一大关目，亦为当时使门户之争深刻化的一大公案——挑起冤狱，将王纪牵涉在内，因而“削籍为民”。朝野对沈越发侧目，他的内心很不安，极力求去，于是跟刘一燝一样，“命乘传归”——这一个结果，是辅臣叶向高和朱国祚力争得来的。
《明朝的皇帝》 第三部分魏忠贤矫旨赵选侍赐死
十八、魏忠贤矫旨赵选侍赐死
当叶向高奉召而未到京前，方从哲曾屡次称刘一燝为“首辅”，这也许是方的谦虚，也许是讽刺，但不管如何，刘一燝并未以首辅自居。及至叶向高到京，就有人在他面前挑拨，意思是刘一燝想当首辅，忌叶向高的资望，一定会暗中争权。经过叶向高的观察，刘一燝并无此迹象，所以芥蒂涣然，曾极力支持刘一燝。以后王纪与沈相攻，王纪去位，叶向高便趁机替刘一燝抱不平，说：“纪交攻，均失大臣体，今以谳狱斥纪如公论何？”这就是表示，沈也该斥逐。朱国祚则以去就力争，大有羞与为伍之意。熹宗虽未听从，而沈自知得罪同僚，难安于位，因而极力求去。
沈回到湖州，过了一年病殁，“赠太保、谥文定”。于此，我有段题外之话，附带一谈：清末朝士有南北之分，对政局的影响甚大。南派最早的首领为沈桂芬，处事廉谨而气量甚狭，与荣禄结怨，因利用翁同龢与宝洌Ъ右源蚧鳎俾挥删琶盘岫浇滴苯源送断兄蒙⑹嗄曛谩４宋庑髁甏禾斓氖隆５蹦瓿Γ蚬鸱也」剩舻渖跤牛帧拔亩ā薄５堇畲让占牵骸澳诟竽廒治那濉⑽那凇⑽娜稹⑽你。汲觯黑治亩ā！贝颂刳值脑蚝卧冢砍鲇诤稳说慕ㄒ椋渴欠裼腥宋俾徊黄剑枰员饶馕戏饺恕⑼丈虻纳颍空馐墙飞现档锰剿鞯囊桓鲇腥さ目翁狻！ �
沈虽去，内阁中又来了两名阉党，一个叫顾秉谦，一个叫魏广微，其时在天启三年正月。从此时开始，魏忠贤的恶势力已很难制，所以在天启三年这一年中，客、魏做了许多坏事。
先谈第一件，《明史纪事本末·魏忠贤乱政》篇：
光宗选侍赵氏与客、魏不协，矫旨赐死，选侍尽出光宗所赐珍玩列于庭，再拜投缳而绝。
光宗的选侍早已都打入仁寿殿“养老”，在凄凉寂寞的永巷中，过着为人遗忘了的日子，何致与客、魏不协？《明史纪事本末》的这段记载不是采访不实，就是有意为熹宗讳。我现在把他的真相揭发出来。
先看《明史·后妃传》：
选侍赵氏者，光宗时未有封号。熹宗即位，忠贤、客氏恶之，矫赐自尽。选侍以光宗赐物列案上，西向礼佛，痛哭自经死。
《明朝的皇帝》 第三部分裕妃为客、魏幽禁而死
十九、裕妃为客、魏幽禁而死
《明史纪事本末》与《明史·后妃传》所记的事实相同，唯一的差异是赵氏的封号，依《后妃传》载，在“光宗时未有封号”，则“选侍”系熹宗所封，如是便又产生有两个疑问：
第一，嗣君封先帝所眷的宫人，不外三种原因，一种是普遍加恩，如明初诸帝对殉葬先帝的宫女往往追封为妃，荫其亲属；一种是虽为先帝所眷，而以某项特殊原因，先帝在日未能加封，此时仰体亲心，特予封赠；再一种是于己有恩，以封号为报答。但不论哪一种，传中一定可以看得出原因；只有熹宗封赵选侍的原因不明。
第二，《后妃传》说赵选侍有“光宗赐物”，《纪事本末》则更指明此“赐物”为“珍玩”；果如所言，则赵氏亦为光宗所宠，何以未有封号？
这两个疑问，要看杨涟在天启四年六月奏劾魏忠贤二十四款大罪的原疏才可以找到蛛丝马迹，其“大罪八”：
传闻宫中有一旧贵人，以德性贞静，荷上宠注，忠贤恐其露己骄横，托言急病，置之死地。
两相参看，可知这个“旧贵人”就是赵选侍，而“赐物”非光宗所赐，实为熹宗所赐。客氏“恶之”，当然有吃醋的成分在内。
“宠注”先帝所曾幸的宫人自为失德，《明史》于此以隐笔为之讳，说“光宗时未有封号”，却又不明言为熹宗所封，更不提她因何得封，无文字处有文字；而所谓“西向礼佛，痛哭”，则是曲笔，因赵氏以先帝选侍的身份，则必居仁寿殿，其地在故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