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书，要求缓期执行，等到气候转好以后，以便他们能够安排好他们的家庭事务，使他们的债权人满意等等。但这位官吏对此不予理睬。于是我们的人又送上第二份申诉书，并附带答应，根据他们不多的财力，拿出一点银两以作保证。第二份申诉书待遇比第一份好些，官府不再反对他们回家。1月15日和16日，我高兴地看到了他们载誉归来，也就是在我上面提到的血腥镇压约二十天后。自此再没有人来威胁我们。敬请上帝使和平能够持久，因为迫害的恐怖已经使许多有可能接受我们信仰的人望而却步，另一些人似乎被恐惧压垮了，暂时离开了教会。噢，中国人的胆怯哟！请你向上帝禀明这一切，特别是在您的圣祭中，在我们的团体中。我非常荣幸处在这一集体中，对此，我充满着崇敬心情和献身精神，正如您所深知的那样。余言后叙。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三部分汪达洪神父致布拉索神父的信（1）
汪达洪（Ventavon）神父致布拉索神父的信
（1769年于中国）我至为尊敬的神父：
主内平安。
拯救灵魂之敌在世界其他地方正在进行着推翻我们宗教的工作，中国的基督徒也决不可能完全躲过他。他甚至在帝国的首都发起了持续不断的迫害运动。这场迫害始于1768年11月，在今年中国新年开始之际才停歇，中国的新年是1769年的2月7日。如果说，这里有些人怯懦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为能看到有些坚定的榜样而感到欣慰，这些人值得我们去尊敬。我们有些神父细心地收集了所有发生过的事件，并及时将细节寄送到欧洲。如果我在这里只局限于简单地描写一些基本情况，敬请原谅。事实上只要合理安排时间，我足以写出我现在未能写成的那些信。在1768年年中，在几个省份谣言四起，这不能不使政府感到担心，尤其是当时正处在中缅交战即乾隆二十四年傅恒统率的征缅战争，亦见本书第128信中所述安德烈随军参加的征缅战争。——中译注的环境下，一切均可遭到怀疑。一些人抱怨说，有人把他们的辫子（piendse）偷偷地剪掉了，中国人和鞑靼人把蓄辫作为他们的穿着打扮。据他们所说，辫子剪掉后，如果不及时吃药的话，会随之产生无力、昏迷甚至死亡。人们估计已有几千人发生了这样的事。此即著名的“剪辫案”。参见＇美＇孔飞力：《叫魂——1768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中译注更令人称奇的是，尽管人们尽量提高了警惕，皇帝也答应给予赏金，但事实上剪辫子者无一落网。这可能是造谣者为了更好地发挥他们造谣的作用，他们与所谓的被剪辫子者串通一气，也可能有其他人们永远难于搞清的原因。人们开始普遍怀疑僧人和伪偶像教的祭司，以至于在帝国范围内各种得到宽容的教派都受到审查，这种追查的自然结果是其中某省的一些基督徒遭到搔扰和逮捕。结果人们发现了基督教的历书、十字架、念珠、奖章、圣像等。当被问到谁给了他们这些东西时（外省的基督徒通常总是喜欢把事情推到北京的欧洲人身上，以求得到保护，希望以此尽快摆脱干系），他们说是一个叫“光胡子”（Guenhoudse）的人，他从前是由钦天监监正刘松龄（Harlestin）神父的前任戴进贤（Kegler）神父派遣的，他给基督徒带去指示，某种意义上，他在那个地区重建了基督教。总督（tsongtou）将这一切尽数禀报皇帝，我见过这份奏折，总督在奏折中未写任何侮辱宗教的东西。接下去轮到皇帝出招，他命令寻找那个“光胡子”，据被拘押的基督徒称此人目前可能正在北京。但皇帝有意嘱咐，在搜查行动中，丝毫不要打扰住宅里的欧洲人，对那所谓的“光胡子”只要监视他就够了。结果他们没有找到他。事实上，他根本不
在北京，他已经很长时间不来北京了。他是南京主教的仆人，南京主教以前是耶稣会士，在整个迫害过程中，他在他的教区相安无事，那里没有发生搜捕的事件。如果钦天监满人监正只要遵照皇帝的密令去做，这件事件也就结束了。但据我特别的感觉，尽管我不清楚真正的原因，这人一定会借此泄私愤，他认为一些欧洲人已经给他带来不快。我说，这位Kitagin（这位满人监正的姓名）向皇帝送上一份奏折，在奏折里对我们的圣教竭尽辱骂之能事，将圣教归入最邪恶势力的行列，把它作为国家最危险的邪教来对待。同时，他指控钦天监二十多位下级官吏为基督教徒，以便使他们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但皇帝只要求下面调查：“责成他所属之部调查此事，然后向我汇报。”（“该部议奏”Kaipouytieou）。调查交刑部（hingpou）执行。刑部以最温和的方式对待这些被告，只是过一段时间叫来询问一下，甚至没有将他们关入大牢。但由于基督教是被法律禁止的，被告也必然要受到某种程度的处罚。他们受到的判决是，剥夺官职，打板子（pendse）若干下（仅是形式，他们可通过交付一定的金钱而赎免）；已经经常遭禁的基督教这次以新的理由又遭禁止，尽管我们的宗教并不包含任何迷信和邪恶的成分；那些曾归信我们宗教者要来自首，如果不这样做，一旦遭到指控，就会受到严厉的惩处。这一规定含糊其词，你后面将会看到，它将造成严重后果。皇帝确认了这一判决，几天后，这一判决张贴到北京城和北京郊区。但没有任何基督教徒去自首，因为判决文告中“出首”（tchoucheou）一词似乎意味着弃教，事实上这是真实的。判决下达后不久，一位基督徒高官受到他一位同事的威胁，说如果他不去自首，他就向皇帝告发他。这位姓马（Ma）的基督徒向他的教友请教。他们判断，既然他难免遭人告发，不如先去自首，但在自首时应该补充一句，他决没有放弃宗教的打算。这一行动引起极大的哄动。大臣们对他说既然你愿意一直成为基督教徒，你就大可不必来此作这样的表白。他回答道，这是另外有官吏逼迫的结果。为此，大臣向皇帝汇报，皇帝根据他不公开批准宗教的原则，说道，只要他转变了，就不要再难为他。皇帝圣旨传达给了马先生，他依然坚强不屈，他的回答完全可使其配得上基督教英雄的称号，甚至也会得到非信教者们的敬佩，如果这些非信教者真正能够承认在他们皇帝之上还有神的存在，因为在此皇帝本身就是他们的神。
事情并未就此完结。有些旗营的下级军官在没有皇帝和大臣的明确命令的情况下（大臣在某个场合曾经高声说过没有必要追查），出于他们本身对宗教的憎恨，或在Kitagin秘密指使下，甚至根据某些密令（而我不太相信这一点），叫人召集他们旗营的基督教徒（这些旗营是帝国的军团，组成规模巨大的军队），要他们放弃宗教。有些人在鞭打之下屈服了，另一些害怕这样的淫威，也怯弱地宣布放弃宗教，因为施刑者当时的冲动会使他们皮肉遭受强烈的痛苦，而另一些人却毫不动摇。其中一位名叫“若望·周”（Jean Tcheou）年龄在二十四五岁的人在年轻人中树立了坚定英勇的榜样。他浑身鞭痕累累，被迫跪在一个早已破口的坛子上，但坚强不屈，坚持到底，承受着那些人的狂暴，他们几乎将他打死，而他却早已决定宁死不屈。最后，出于怜悯，他被送回家，以致于很长时间不能起床。现在他已经康复了，而且继续成为其他基督教徒受教育的榜样：上帝保留了他！他的最高上级甚至赞扬他的坚定，谴责那些下级军官的残忍，他们竟然在没得到命令的情况下如此残酷地叫人鞭打他。还有一些人也证明了他们的勇气。然而，这样的追查并不是普遍的，有些旗营却未有任何动作，他们对一般民众甚至一些官员并未说什么。我们的教堂一直开放，也没有人阻止基督徒进来，他们的大部分活动均和往常一样。终于，到了中国新年开始之际，北京和外省各地风波平息，目前普遍较为平静。但在复活节期间，仍有二十多名基督徒在远离北京的一个教区被捕，由于他们一直坚贞不屈，他们被转送他处关押，有些人受到残酷对待。这场迫害的起因是发生在基督教徒和非信教者的一场争吵。告发者竭力想达到他们的最后目的，但我们的上级神父、来自香槟省的蒋友仁神父用金钱疏通，终于使事情得到缓解，事情没有呈报给皇帝。甚至当一些告发者要重新将事情闹大时，他们受到了官吏的惩罚，以至于不再想重提此事。我们现在只是忙于修补迫害造成的损害。迷途羔羊们来接受当众忏悔，这是叛教者们必须要做的。不久情况又恢复到原来的模样。甚至有些非信教者仍然来接受教诲，要求我们给他们施洗礼。其中有两位佩黄带子的年轻人被他们的弟弟争取过来。这位弟弟早在五六年前就已经成了基督教徒，尽管他的父母和哥哥们尚不信教。无须多言，佩黄带子者是属于皇族的。但亲爱的神父，你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这是一件特别重大的事件，它会带来巨大的后果。尽管他们佩黄带子，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属于平民。在北京有大量这样的无业者，除了佩带黄带子和
红带子以外，与其他人并无二致，这些标志只是证明他们有着高贵的血统，仅此而已。这里贵族的人数一直在减少，有些贵族在四五代后，他们的孩子如果没选中做皇帝和亲王，就降为一个小人物。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三部分汪达洪神父致布拉索神父的信（2）
1768年9月末，嘉类思嘉类思曾于1738年来中国，在湖广传教。教难期间，他曾任法国传教会会长，1762年被迫返澳门。他曾指定费若瑟为会长。后嘉类思被葡人押至果阿，1764年又押回葡萄牙，1766年获释，1768年又重返中国，到1770年在广州又被逐离中国，最后返回欧洲。——中译注神父、甘若翰（de Grammont）神父和严守志（de la Baume）神父已幸运地到达广州。这一消息使我们大家，尤其是我，感到特别高兴。我期望着有一天能在北京见到嘉类思神父。他的到来不仅有用，而且非常必要。因为他高风亮节，不仅能力超群，更重要的是深受人〖=YY（〗们尊敬。在他到达广州后，他发现自己已身不由己。自从Kitagin以总督身份统治该省后，要进入内陆困难重重。来自香槟省的耶稣会士毕若翰（Beguin）1767年曾到过广州，1768年已是第二次来了，他被迫从大海返回以等待更好的环境。三位神父被人向总督推荐为皇帝服务，总督最初为难嘉类思神父，借口是他的年龄太大，后来玩弄两面游戏，装着同意了。实际上，在搁置了六七个月后，他才向皇帝汇报，但只推荐了甘若翰和严守志两位神父。他们已经被接受，我们在此期待他们于1769年10月中旬到来。不好的是，我们在皇帝前往鞑靼前的四五天前才知道此事，皇帝要到10月底才回北京。在这样短的时间里，我们未能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安排嘉类思神父的到来。如果我们能向皇帝推荐，嘉类思神父极有可能会被皇帝接受，我们将不会忘记让他达到这一点。此外，如果说我们的事业因以上三位传教士的到达而收获颇大，那么，却因骆尼阁（NicolasMarie Roy）神父的去世而受到巨大损失。骆尼阁神父来自香槟省，1769年初正值壮年的他在湖广（Houquang）省不幸去世。他在那边土地上以不懈的热忱耕耘了许多年。他高度虔诚，富有领导才能。在嘉类思神父到达前任最高教长的费若瑟神父曾有意派他到北京担任我们教堂的领导者。我们还在1768年12月失去了我们亲爱的兄弟、我们的同乡王致诚（Attiret）助修士，他经历了长期的病痛，相伴随的又是足以磨炼人们耐心的环境，他听天由命忍受了这一切痛苦。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强烈的信仰和温柔的虔诚。他作为画家在宫廷工作了二十五年多。新的损失使我们盼望新画家的到来。皇帝不允许别人不知道他所想要的。既然机会来到了，我会注意到，欧洲画家初来乍到一定感到无所适从：他要在许多方面放弃他个人的喜好和个人的观念，以适应这个国家的喜好和观念，除此别无他途。甚至他必须机灵，在某些方面要成为学徒。在中国的
绘画中，人们全然不想要阴影部分，即使有也和没有差不多。所有的画均用水绘成，很少用油。进呈给皇帝的第一批油画绘于油布之上，颜料调制得十分粗糙。不久，这批画就变黑了，使皇帝不悦，他再也不想要了。最后，这里的画需要色彩单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