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煮酒侃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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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煮酒侃三国- 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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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卓被杀后,各路军阀陷入混战,陶谦加入了袁术、公孙瓒的阵营,对抗袁绍、曹操。为什么陶谦会选择袁术、公孙瓒而与袁绍、曹操为敌呢?有人分析陶谦出任幽州刺史时,很可能与公孙瓒为了对抗北方少数民族而与其并肩作战,所以关系比较好;而袁术的部下孙坚又曾经帮助过陶谦共讨黄巾,加上曹操在兖州、青州大力发展势力,对陶谦构成威胁,所以当袁术、公孙瓒与袁绍、曹操混战时,陶谦选择了自己的盟友,这个分析还是有点道理的。此时的袁绍虽然势力较大,但还在与公孙瓒激战,又与袁术不和,受到两面夹击;曹操尚在青州剿灭黄巾,陶谦选择与此二人为敌,也有自己的道理。为了尽快消灭曹操,陶谦采取了主动进攻的方式。《三国志?武帝纪》载:“袁术与绍有隙,术求救于公孙瓒,瓒使刘备屯高唐,单经屯平原,陶谦屯发干,以逼绍。太祖与绍会击,皆破之”。战斗的地点是在属于曹操势力的兖州东郡发干发生的,这场仗陶谦战败了,时间是在献帝初平三年(192年)。 
  接下来还是陶谦主动进攻曹操。《三国志?武帝纪》载:“(初平三年)夏,太祖还军定陶。下邳阙宣聚众数千人,自称天子;徐州牧陶谦与共举兵,取泰山华、费,略任城”。(关于这个阙宣,《三国志?陶谦传》中也说:“下邳阙宣自称天子,谦初与合从寇钞,后遂杀宣,并其众”。不过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考异》中指出“按谦据有徐州,托义勤王,何籍宣数千之众,而与之合从?”。由于相关的史料一片空白,笔者无从判断历史的真相 ,不过笔者大胆猜测:鉴于徐州当时政通人和,阙宣不可能是个土匪;由于没有资料记载,阙宣也不太可能是个商贾巨富,最多也就一土财主,陶谦之所以会和他合作,最大的可能性是阙宣对兖州一带非常熟悉,甚至很有人脉,所以陶谦才会容忍他并让他做先锋去瓦解泰山华、费、任城的军民,也正因为如此,一旦得手,陶谦立刻“遂杀宣,并其众”。不过,笔者没有任何证据,只是猜测,特此说明)。之后战争的规模逐渐扩大。这时是献帝初平三年(192年)夏。 
  紧接着发生的就是献帝初平四年(193年)徐州之战。起因是曹操的父亲曹嵩死在经过徐州、去往兖州途中,曹操迁怒于陶谦,发起屠城之战。关于曹嵩之死,史书上的记载不尽相同,主要有这么几种记载: 
  一是《三国志?武帝纪》:“兴平元年春,太祖自徐州还,初,太祖父嵩,去官后还谯,董卓之乱,避难琅邪,为陶谦所害,故太祖志在复雠东伐”。 
  二是《后汉书?应劭传》:“兴平元年,前太尉曹嵩及子德从琅邪入太山,劭遣兵迎之,未到,而徐州牧陶谦素怨嵩子操数击之,乃使轻骑追嵩、德,并杀之于郡界。劭畏操诛,弃郡奔冀州牧袁绍”。 
  三是《世语》记载:“嵩在泰山华县。太祖令泰山太守应劭送家诣兖州,劭兵未至,陶谦密遣数千骑掩捕。嵩家以为劭迎,不设备。谦兵至,杀太祖弟德于门中。嵩逃于厕,与妾俱被害,阖门皆死。劭惧,弃官赴袁绍”。 
  四是《吴书》:“太祖迎嵩,辎重百余两。陶谦遣都尉张辏Ы锒傥浪停'于泰山华、费间杀嵩,取财物,因奔淮南。太祖归咎于陶谦,故伐之”。 
  五是《后汉书?陶谦传》:“初,曹操父嵩避难琅邪,时谦别将守阴平,士卒利嵩财宝,遂袭杀之” 。 
  综合这几种不同说法,笔者的看法是:曹嵩是在陶、曹交战的初期打算移居兖州,去投靠曹操,中途被杀。因为如果曹嵩在等到曹操血腥屠城以后再去投靠,时机不对,曹嵩应该没有那么傻,而且曹操血腥屠城对徐州的震动非常大,以曹嵩“辎重百余两”这么庞大的队伍,想躲过徐州这么多与曹操有着血海深仇的徐州百姓的眼睛应该是不可能的,说不定哪个冲动的老百姓就会要了曹嵩的命,曹嵩不会那么的张扬,率领一支这么庞大的队伍招摇过市。再者,曹操听说父亲被害而血腥屠城,似乎更合情理,也就是说,曹嵩迁居的时间不会在兴平元年(194年),而应该是献帝初平四年(193年)曹操和陶谦交战一年后局面相对平静的时期,曹嵩看到局面相对平静后立即慌慌张张举家迁移。至于到底是不是陶谦杀了曹嵩,笔者认为极有可能是陶谦所为。陶谦怨恨曹操与自己为敌,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向曹操实施报复的机会。而在实施报复的过程中,陶谦的部下眼见曹嵩的富裕见财起意,同时进行了抢劫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献帝初平四年(193年)夏,曹操为报父仇,第一次大规模进攻徐州。《三国志?武帝纪》载:“夏,使荀彧、程昱守鄄城,复征陶谦,拔五城,遂略地至东海。还过郯,谦将曹豹与刘备屯郯东,要太祖。太祖击破之,遂攻拔襄贲,所过多所残戮”。《三国志?陶谦传》中也说:“初平四年,太祖征谦,攻拔十余城,至彭城大战。谦兵败走,死者万数,泗水为之不流。谦退守郯”。《后汉书?陶谦传》中更是指出:“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就连当初为逃避董卓之乱而来到徐州避难的洛阳、长安一带的百姓也在这场战乱中丧生。这时的陶谦面对曹操的疯狂进攻无力抵抗,只得固守郯城,同时向公孙瓒委派的青州刺史田楷求救。田楷便和刘备一起赶到徐州助战。陶谦“谦以丹杨兵四千益先主,先主遂去楷归谦。谦表先主为豫州刺史,屯小沛”(见《三国志?先主传》)。由于曹操军粮的供应出现问题,一时无法补充,无奈之下,曹操只得收兵回兖。 
  献帝兴平元年(194年),曹操卷土重来,《三国志?陶谦传》中提到:“兴平元年,复东征,略定琅邪、东海诸县。谦恐,欲走归丹杨。会张邈叛迎吕布,太祖还击布”。由于在兖州境内发生张邈、陈宫的叛乱,曹操担心有失,不得不匆匆撤兵。徐州免于失陷。经过这两次的战争,陶谦的精神再也支撑不住,同年病重而亡,临死前对别驾麋竺曰:“非刘备不能安此州也” (见《三国志?先主传》)。 
  从陶谦一生的几次战争情况来看,他在军事上还是有一定的才能,可惜是在错误的时间选择了 一个错误的敌人,最后导致自己的失败,陈寿说他“昏乱而忧死”,这“忧死”倒是名副其实的。 
  (三) 
  从以上两节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陶谦还算是一个比较有能力的一方诸侯,那么到底该如何评价陶谦呢?这就是下面要谈到的第三个问题:政治理想。这个话题在以往的文章中都很少谈及。而陶谦的政治理想对他的发展和灭亡都有着直接的关系。笔者想顺着陶谦的发迹史来进行分析,看看陶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封建官僚。 
  应该说陶谦是一个没有什么雄心大志的诸侯。他的一生从未有过什么乱臣贼子之心。但通过对史料的仔细研究,我们可以发现陶谦的的仕途之道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擅长投机。不客气的说:陶谦是一个政治投机商。 
  在之前笔者曾经提到:董卓专权时期,各路诸侯合兵讨伐,而陶谦没有参加。为什么不参加呢?看到董卓和各路诸侯旗鼓相当,一时难以判断谁胜谁负,陶谦干脆躲在一旁静观其变。而后来等到董卓退到长安、各路诸侯也散了伙之后,陶谦一看形势,觉得董卓的实力大为削弱,而自己可能会因为之前没有参战而引起这些诸侯的不满,便开始采取行动来进行弥补。前面提到的《后汉书?朱儶传》记载,“卓后入关,留朱儶守洛阳,而儶与山东诸将通谋为内应??????(儶)乃东屯中牟,移书州郡,请师讨卓。徐州刺史陶谦遣精兵三千,余州郡稍有所给,谦乃上儶行车骑将军。董卓闻之,使其将李傕、郭汜等数万人屯河南拒儶。儶逆击,为傕、汜所破。儶自知不敌,留关下不敢复前”。为什么当董卓尚在洛阳、诸侯群起而攻之的时候,陶谦不参战,而要到了董卓西去长安的时候,陶谦才出来响应呢?其动机让人怀疑陶谦所做的不是勤王,而是投机。果然董卓打败朱儶后不久,陶谦的做法有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使人更加看清了这个政治投机商的面目。陶谦《三国志?陶谦传》记载:“董卓之乱,州郡起兵,天子都长安,四方断绝,谦遣使闲行致贡献,迁安东将军、徐州牧,封溧阳侯”。当时谁都知道是董卓当权,皇帝只是个傀儡。陶谦特意“遣使闲行致贡献”,看起来好象是关心皇帝,实际上是在向董卓示好,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投机行为。董卓西迁长安后,局面相对稳定,加上刚刚打败朱儶,陶谦觉得董卓有东山再起的可能,便故做姿态,通过这种方式巴结董卓。当然,他的投机行为最终也得到了回报。董卓一看陶谦这番举动,立刻也就明白了陶谦的用意,来了个投桃报李,“迁安东将军、徐州牧,封溧阳侯”。不过这样一来,陶谦进行政治投机的真面目则完全让世人看的一清二楚了。这也就不难解释在董卓死后,李傕、郭汜当权时期,陶谦为什么又会联合前扬州刺史周乾、琅邪相阴德、东海相刘馗、彭城相汲廉、北海相孔融、沛相袁忠、太山太守应劭、汝南太守徐璆、前九江太守服虔、博士郑玄去推举朱儶为太师,共讨李傕、郭汜了。说穿了,是为自己捞好处! 
  不过,投机者不可能永远成功。陶谦在他的最后一次投机中,选错了同盟,两次主动去挑衅当时最伟大的军事家曹操,还把曹操的父亲给杀了,其结果自然是忧死于徐州了。 
  综合以上分析,笔者做出了这样一个判断:陶谦,作为一个白手起            
一代能臣——刘表     
  《三国演义》二十一回“煮酒论英雄”时,曹操曾对当时的各路诸侯进行了一番点评。当谈及荆州牧刘表时,曹操不屑一顾: 
  “刘表虚名无实,非英雄也”。一千多年以来,人们对这个占据荆州长达十八年、号称“八俊”之一的刘表的评价好象已经是盖棺定论了。每当提及刘表,多以“虚有其表”、“有名无实”、“毫无作为”之类词汇来概括。但当阅读过《后汉书》、《三国志》等历史资料以后,笔者得出一个截然不同的结论:刘表不但不是虚有其表,反倒是很有作为的一代能臣。那么,历史上的刘表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为什么本文会称他为一代能臣呢? 
  刘表,字景升山阳高平(今山东鱼台东北)人氏,生于公元142年,卒于公元208年。论血缘,他属于汉家皇室一族。年轻时就因为才华出众而天下闻名,属于后汉时期著名的清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号称“八俊“之一,又分别属”八友“、“八交”之一,称号倒是不少,很明显,刘表当时的名声很大,也可以证明其才华出众。十七岁时,刘表就曾向自己的老师、当时的南阳太守王畅提出:“奢不僭上,俭不逼下,盖中庸之道,是故蘧伯玉耻独为君子。府君若不师孔圣之明训,而慕夷齐之末操,无乃皎然自遗于世!”。充分表明了自己与众不同的独特见解。青年时期,刘表没有仿效当时流行的隐居山林的清流作风,而是积极地投身仕途,被大将军何进辟为掾,后升为北军中候。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原荆州刺史王睿被孙坚杀死,何进向朝廷推荐了刘表担任荆州刺史,这也显示出何进对刘表的偏爱及刘表的能力和才华。当时的荆州的形势相当复杂。“江南宗贼盛,袁术屯鲁阳,尽有南阳之众。吴人苏代领长沙太守,贝羽为华容长,各阻兵作乱”,而刘表却是单人独骑。面对如此混乱的局面,刘表显得从容镇定,沉着冷静,并果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迅速稳定了局势。首先,他争取了当地具有很大影响力的蔡、蒯两大家族的信任和支持,并接受建议,“使(蒯)越遣人诱宗贼,至者五十五人,皆斩之,袭取众多,或既授部曲”,一举歼灭了宗贼势力;后来他又夺取了襄阳、长沙、江陵等八郡,扭转了荆州的混乱局面,刘表自己也晋升为荆州牧、镇南将军。经过几年努力,刘表成为一个仅次于两袁兄弟的一股强大势力,“南收零、桂、北据汗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讲到这里,谁还能说刘表是“虚有其表”呢?完完全全是一个有勇有谋的实干家! 
  刘表控制荆州以后,对于属地的管理也是励精图治,有条不紊,贡献良多,体现出一个一代能臣的本色,把荆州治理得有声有色,之前“人情好扰,加以四方震骇,寇贼相扇,处处糜沸”的荆州,变成了“万里肃清”的东汉后期最后一片乐土。在对外问题上,刘表采取了拥兵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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