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子多，可没想到张裕一听火就上来了，居然拿自己最心爱的胡子开玩笑，还了得。他立刻作答到：“从前有一个做过上党潞长，后来又晋升为涿县现令的人，辞官回家以后有人给他写信，在加上尊称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写好，不是写潞少了涿，就是写涿少了潞，后来居然还有人写成了潞涿君。”这句话一说出来，当场就把刘备气了个半死。张裕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潞与露是谐音，而涿则是与啄谐音，啄又指的是嘴，加起来就是露嘴，这还不算，涿同椓也是同音，而椓指的又是古代的宫刑，暗指宦官，这话有点歹毒。刘备为什么这么生气呢？原来刘备没长胡子。你想那刘备原本就长的是“垂手下膝，顾自见其耳”，本来就其貌不扬，按现在的话说，就一个性腺功能减退性巨人症患者，加上以当时的审美观，一个大男人连胡子都不长，不就更难看吗（大家还记得：古人大都以蓄须为美。关羽、太史慈都是以美髯而著称的，袁绍斩杀宦官的时候，还曾经把一些没有胡子的人都当成宦官给杀了）？这张裕也真够讨厌的，一见面就揭刘备的伤疤，而且这话又那么歹毒，刘备能不生气吗？不过当时因为张裕是刘璋的下属，也没有什么办法。只能是把仇恨往心里咽了。
不过后来等刘备在益州的地位稳固了，想想当年所受到的屈辱，还是没有放过张裕，终于找了一个理由把张裕给杀了。诸葛亮当时还为张裕求过情。刘备的回答是：“芳兰生门，不得不锄。”就是说就算是芳兰，如果长错了地方，也是要锄掉的。显然，刘备根本就没打算放过张裕，张裕最终也是难逃一死。
陈寿把这一事件记录在《三国志》之中，应该说是有其含意的，史学家就是史学家，不会因为刘备留下宽厚仁爱的美誉而去可以隐瞒事实。不过等到了罗贯中的手上，自然也不会写进《三国演义》当中去了，如果这事情是曹操干的，罗贯中也许就不会手下留情了。
从张飞的艺术才华说开去
在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中，张飞是“身长八尺，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声若巨雷，势如奔马”，长的就是五大三粗的，加上性如烈火，比较容易冲动，虽然也有粗中有细的时候，但给读者的总体印象是个勇猛有余而头脑不足的莽汉。
正史上的张飞和小说中的描述基本上区别不大。《三国演义》中提到的大闹长坂桥、义释严颜、大败张郃这些耳熟能详的故事在陈寿的《三国志？张飞传》中历史上的确也发生过。陈寿给张飞的评价是：“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羽报效曹公，飞义释严颜，并有国士之风。然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
不过，通过其它的一些资料，我们可以发现，这位被后世公认的一介武夫也并不象正史和小说中说的那么卤莽，他很有书生气，称的上是个文人，书画方面都很有才华，应该是个文武双全的人物，。
梁朝陶宏景在他的《刀剑录》中，就记载张飞擅长书法：“张飞初拜新亭侯，自命匠炼朱山铁，为一刀。铭曰：‘新亭侯，蜀大将也。’有人认为这个“刀铭”就是张飞自己写的。
元代吴镇在《张益德祠》中也提到张飞擅工书：“关侯讽左氏，车骑更工书。文武趣虽别，古人尝有余。横矛思腕力，繇象恐难如。”
明杨慎《丹铅总录》中说：“倍陵有张飞刁斗铭 。其文字甚工，飞所书也。”
明代卓尔昌《画髓元诠》载：“张飞……喜画美人，善草书。”
明代陈继儒的《太平清语》中说在四川省流江县有张飞纪功题名。上面写道：“汉将军飞，大破贼首张郃于八蒙，立马勒铭 。”可惜张飞的“立马铭 ”经过千百年的风剥雨蚀 ，已不复存在了，目前尚存清光绪年间的一个拓本。清末胡升猷题识称：“桓侯立马勒铭，相传以矛鍮石作家，在四川渠县石壁。今壁裂字毁。光绪七年六月，检家藏拓本，重钩上石。”
清代《历代画征录》亦有记载：“张飞，涿州人，善画美人。”
清纪晓岚亦有诗曰：“哪知榻本摩崖字，车骑将军手自书。”
另外，六十年代北京出版的一本《标准习字帖》的《编后》中也提到：“我国书法家并不限于文人，武将中亦不少，如张飞、岳飞等。”
从这么多的资料看，张飞不但不是一个一介武夫，而是文武兼修。这又引申出来了另外一个疑问：为什么会出现最后的这个莽张飞呢？
这个问题大概与三国后的民间艺人有关系。陈寿《三国志？张飞传》中记载，张飞在长坂桥前一声怒吼：“身是张益德也，可来共决死！”，吓的曹兵“敌皆无敢近者“，这种举动可能让民间艺人们觉得张飞在长坂桥的那种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近乎疯狂，非智者不能为而唯莽汉为之也，加上《三国志？张飞传》中说张飞“暴而无恩”（这个“暴而无恩”，指的是张飞有时会体罚和鞭打手下的兵士），说明张飞的言行是比较粗暴，这也让民间艺人们认为张飞更象一位莽汉，于是在他们的民间传说创作中便特意进行塑造和渲染，才会把张飞的形象逐渐的过渡到小说中的样子。这种民间的再创造很早就深入人心，在唐朝李商隐的《娇儿诗》中的“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就说明在唐代张飞的形象已经发生了转变，而且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不过，到了宋元时期的张飞已经不仅仅是“张飞胡”这么简单了，在《三国志平话》中的张飞简直就是乱来了，而且乱来的不合情理。《三国志平话》中描述的张飞先是把太守元峤夫妇杀了，又将督邮崔廉“于厅前系马桩上将使命绑缚。张飞鞭督邮边胸，打了一百大棒，身死，分尸六段，将头吊在北门，将脚吊在四隅角上。”，最后拉上刘备、关羽，“都往太山落草。”后来张飞还把袁术的太子袁襄给摔死了。这就不但荒谬无稽，而且有损于刘备、关羽、张飞的形象。
幸好后来罗贯中的出现才使得张飞的形象得到完美的处理，虽然张飞在《三国演义》中还是莽汉一个，但是粗中有细，性格鲜明而又合情合理。尽管罗贯中舍弃了张飞的擅长书画的艺术才华，但却无损于这个人物的形象，也符合史书上说的张飞有“国士之风”的评价。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看出罗贯中的功力。
“至止”和“莫与为对”
诸葛亮的口才如何，史书中没有记载，不过想到刘备在危急时刻能派他去说服孙权，应该是不错的。虽然没有《三国演义》中“舌战群儒“那么艰险，总还是有点难度的。
要说口才，在三国历史上有两张名嘴，雄辩功夫确实了得。史书上分别称为“至止”和“莫与为对”。
第一张名嘴广汉（今四川广汉）人董扶。这个人在小说《三国演义》中没有出现过。不过在东汉末年可是比较有名的。在东汉朝廷被誉为：儒宗。据《三国志？刘焉传》注引《益部耆旧传》及《后汉书？方术传》记载：“董扶字茂安。少从师学，兼通数经，善欧阳尚书，又事聘士杨厚，究极图谶。遂至京师，游览太学，还家讲授，弟子自远而至。”名气的确不小，后来陆续有人向朝廷推荐董扶，董扶偏偏就是不去，还挺有个性的。也许正是因为如此，董扶的名气越来越响亮。“前后宰府十辟，公车三徵，再举贤良方正、博士、有道皆不就，名称尤重。”不过，这个董夫子到最后还是未能隐居山林，做个逍遥神仙。大将军何进公车特召，总算把他给请了出来，官拜侍中一职，而且是很受器重。后来董扶随刘焉去了益州，估计是想落叶归跟吧。陈寿的《益部耆旧传》介绍到这里有一个有趣的记载：“扶出一岁而灵帝崩，天下大乱。”怎么看怎么象是陈寿对董扶离开京城感到惋惜，似乎陈寿认为如果董扶不走可能会出现另外的局面（调侃而已，别拍砖）。不过到了益州以后，这位董夫子的特长…雄辩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的口才好到什么程度呢？据该书记载：“始（董）扶发辞抗论，益部少双，故号曰（致止）〔至止〕，言人莫能当，所至而谈止也。”只要董扶一开口，就没有人能说的过他，以至于到了最后，只要董扶走到哪里，别人就都不说话了。你说这董扶的学问、口才有多好！后来诸葛亮问秦宓以扶原因，秦宓的回答是：“董扶褒秋毫之善，贬纤芥之恶。”按现在的话来说，逮着什么说什么，难怪会“所至而谈止”呢。这位董夫子还有一个特长：观星望气。董扶跑去和刘焉说：“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也不知道是自己想回乡而蒙刘焉呢的还是把刘邦的发家史研究了一番而得出来的结论呢或者真是观星望气的结果，难说），经他这么一说，还马上让刘焉活动了一阵子，总算当上了益州牧，看来是把董夫子的话当真了。不过从事后看，董扶也真没说错，只怪刘焉父子不争气，这个“天子气”最后落在了刘备头上，还有一位是大家都非常熟悉而又被小说《三国演义》冤枉了的蒋干。说他被冤枉，是因为在《三国演义》中，蒋干被描述成了一个小丑。他为了说服周瑜投降曹操，两度从曹营来到江东，又两次被周瑜利用，不但使得曹操误杀了水军都督蔡瑁、张允，还让庞统定下的连环计得逞，最后火烧曹军，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在小说里，蒋干算得上是一张臭嘴。
不过，历史上的蒋干却不象小说中写的那样无能。据《三国志？周瑜传》注引《江表传》记载：“初曹公闻瑜年少有美才，谓可游说动也，乃密下扬州，遣九江蒋干往见瑜。。。。。（蒋干）乃布衣葛巾，自托私行诣瑜。）不料周瑜一眼就看出来蒋干此行的目的，一见面就给了蒋干一个下马威，周瑜说：“你不远千里而来是为曹操做说客的吧？”蒋干则是一口否认。周瑜又把蒋干请到自己的军营里，“行视仓库军资器仗讫，还宴饮，示之侍者服饰珍玩之物”，然后周瑜向蒋干表明了自己的志向：“我蒙受孙氏兄弟的知遇之恩，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恩，言行计从，祸福共之，即使是苏秦、张仪在世、郦叟复出，也别想说服我去投降曹操。”蒋干回去以后，一再“称瑜雅量高致，非言辞所闲。”在历史上的确有过游说劝降的事情，但时间却不是在赤壁之战期间。双方的政治立场不同，自然也就不会有什么共同语言了。那蒋干的口才有多好呢？该书记载：“干有仪容，以才辩见称，独步江、淮之间，莫与为对。”在整个江、淮一带都没有对手。
一个是在益州“所至而谈止”的董扶，一个是“独步江、淮之间，莫与为对”的蒋干，在三国时代称的上是两张名嘴。就不知道这两个人一旦遇上，谁会是第一呢？
其实，在三国那个英雄辈出、能人荟萃的时代，象董扶、蒋干这样的名嘴还有很多很多，只不过是因为年代久远、史料缺乏，才会把这些名嘴们给湮没和遗忘了。
刘虞—三国前期最杰出的政治家
他，一位皇家贵族，出身高贵。
他，一个清官，公正、仁和，政绩显著。
他，民族问题专家，深受其他民族敬仰，他死后，连这些外邦异族都要为他报仇。
他，一位忠臣，一生为国，从不背叛。
如果，他真的做了皇帝，三国的混乱局面也许就不会发生，“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状也就不会出现了。
他，就是后汉三国前期最杰出的政治家—刘虞。
刘虞（？—公元193年），字伯安，东海郯县（今浙江嵊县）人，虽然和袁氏兄弟、刘璋等人一样同属高干子弟，却没有倚靠祖辈的荫蔽，而是从基层做起，早年举孝廉，担任户曹吏之类的小官，任内“治身奉职”。后来又当过博平令，“治正推平，高尚纯朴，境内无盗贼，灾害不生”。当时甚至出现过这样的传说：时邻县接壤，蝗虫为害，至博平界，飞过不入。这个传说虽然不足为信，但也足以说明刘虞的杰出才能已经是广为流传。由于政绩显著，后累升至幽州刺史、甘陵相，汉灵帝时历升尚书令、光禄勋、宗正等要职，灵帝末年，以宗正复任幽州牧。董卓专权时期，董卓对刘虞也是极力拉拢刘虞，拜大司马，进封襄贲侯。初平元年，又代袁隗为太傅。 位居三公之列。但由于当时的交通等方面的原因，远在幽州的刘虞并没有接到这项任命。以刘虞的生平情况看，就算接到，他也必定不会理睬。
刘虞为官清廉， “虽为上公，天性节约，敝衣绳履，食无兼肉”， 与当时东汉官僚穷奢极欲的腐朽作风截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