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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史料、小说看，似乎都找不到廖化能力不够的地方。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说法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之前我们在史料介绍时说到：廖化后来被后主先后任命为右车骑将军，假节，领并州刺史、封中乡侯的高位。因此，有评论认为：廖化如此深受重用，必定是功勋卓著。但问题偏偏出在这里。因为忽略了一点：此时的廖化却已是年事已高、风烛残年了。“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又恰恰与此有关。
《三国志？宗预传》中提到：诸葛瞻刚刚掌管朝中大事的时候，廖化曾经想和宗预一起到诸葛瞻家去拜访，宗预说：“你我都是七十多岁的人了，还凑这个热闹干什么？”这个时间根据《三国志？诸葛瞻传》记载，大概在公元261年左右。也就是说在公元249年的那场战斗中，廖化都差不多六十岁左右，已经是高龄了。之后所授予的右车骑将军，假节，领并州刺史、封中乡侯等职务有敬老之嫌。并不能说明其在对抗曹魏的战争中因为有多大的功勋而得到提拔。可能也就是《三国志？诸葛瞻传》的这段记载，被后人利用，从而创造出“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这句成语。但意思已经完全变了。
从史料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问题：原来历史上的廖化作先锋和后世所谓“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有着非常大的差异。在蜀国亡国的前夕，就因为后主刘禅把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派上战场，能说明在蜀国没有什么人材吗？看来这个成语有点不妥。从廖化的年龄看，这还有点老骥伏枥的味道，和春秋战国时期的老将廉颇有相似的地方，是值得称赞的一件事情，“廖化作先锋”和“蜀中无大将“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至于后世者常常以此来指责诸葛亮，看来是有点搞错方向了：如果说是因为廖化无能的话，从史料看，廖化还是有一定能力的，只不过没有姜维、夏侯霸那么出名；如果说是指廖化七十多岁还要被指派上阵杀敌，那和诸葛亮也没什么关系，这是刘禅的决定，这时候的诸葛亮已经死了29年了，而且这时候的廖化只是年老，却并非无能；如果说这是由于诸葛亮对蜀汉人才的培养不够，造成后来老廖化作先锋的话，更是有点牵强，又不是诸葛亮死后蜀汉就灭亡了，中间还隔着蒋琬、费祎等几代领导集体，单纯把责任都推到诸葛亮身上，有欠公允。以笔者看，象廖化这样的忠勇仁孝之士，又有领兵作战的经验，就算到了七十岁刘禅还会用他去作先锋，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也没准还是这个忠臣孝子自己自告奋勇、主动请战的呢。“廖化作先锋”只是个案，不用联想的太多。
话说孙坚
在后汉末年群雄争霸的诸侯之中，孙坚是比较特殊的一位的。一方面是他在镇压黄巾、讨伐董卓等战争中战功卓著，在东汉末年很有名气；另一方面他还是小霸王孙策、吴大帝孙权之父。因此史料上关于孙坚的记载相对于其他诸侯而言比较翔实。我们从史料上不难发现这样一个共同现象：基本上对他的评价基本上都是比较正面的。不过在现代的一些评论中，孙坚的形象却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使得对这一人物的评价变的模糊和混乱起来。那么，到底哪一个才是历史上真正的孙坚呢？
（一）
陈寿的《三国志》对孙坚的评价是：“孙坚勇挚刚毅，孤微发迹，导温戮卓，山陵杜塞，有忠壮之烈？？？？？？然皆轻佻果躁，陨身致败。”先抛开诸如“勇挚刚毅，孤微发迹，导温戮卓”的优点和“轻佻果躁”的缺点不谈，首先看看“有忠壮之烈”的这个评价。综观陈寿在《三国志》中对于其它诸侯，似乎还没有人能得到如此高的评价，这说明孙坚的“忠壮之烈”在三国及西晋时期都是基本上是得到认可的。南北朝裴松之在《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注中也说“孙坚于兴义之中最有忠烈之称”。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原因从这两位的著作中可以找到蛛丝马迹。
据陈寿《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及裴松之注中记载，汉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皇帝派遣司空张温代理车骑将军，向西征讨边章、韩遂叛乱。张温上书请求派孙坚为军事参谋，屯驻长安（今陕西西安）。张温以诏书召见董卓，董卓拖延了很久才来见张温。张温责备董卓，董卓则是很不服气，估计当场就发生了言语冲突。孙坚当时在座，就上前对张温说：“卓不怖罪而鸱张大语，宜以召不时至，陈军法斩之。” 孙坚对董卓的嚣张狂妄非常不满，建议张温以召见不按时到达的罪名，以军法处斩董卓。张温却担心董卓在陇蜀一带享有威名，“今日杀之，西行无依。”孙坚说：“明公亲率王兵，威震天下，何赖於卓？观卓所言，不假明公，轻上无礼，一罪也。章、遂跋扈经年，当以时进讨，而卓云未可，沮军疑众，二罪也。卓受任无功，应召稽留，而轩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将，仗钺临众，未有不断斩以示威者也，是以穰苴斩庄贾，魏绛戮杨干。今明公垂意於卓，不即加诛，亏损威刑，於是在矣。”张温始终还是下不了手。事后朝中大臣听说孙坚历数董卓的三条罪状，无不叹息，孙坚被破格升为议郎，和这件事情应该有着直接的关系。 不久董卓乱政，孙坚还感慨：“张公昔从吾言，朝廷今无此难也。”虽然以孙坚的政治眼光不可能预见董卓后来的狼子野心，但这件事情也足以让史家们对孙坚赞叹不已。
董卓乱政以后，各路诸侯迅速组成联军对抗，孙坚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各路诸侯都大多各有各的算盘，按兵不动。唯有孙坚表现最为积极，一往无前，英勇作战，而且颇有胜绩。汉献帝初平元年（ 公元190年）冬，孙坚正在鲁阳城东与部下喝酒，董卓的步骑共数万人突然出现，孙坚在席间谈笑风生，命令部众整顿队伍，不得轻举妄动。后面骑兵越来越多，孙坚才慢慢撤座，引导部队入城，对身边部下说：“刚才我之所以不立即起身，是唯恐兵众慌乱互相践踏，这样你们都进不了城了。”董卓见孙坚阵容整齐，不敢攻城，引兵撤退了。汉献帝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孙坚移师梁县（今河南临汝西）东面，董卓派大将徐荣大举进攻，孙坚初战不利，只与数十骑侍突围而出。他常戴红色头巾，就脱下头巾命令亲信侍卫将领祖茂戴上。董卓骑兵争相追逐祖茂，所以孙坚得以从小道脱身。不久，孙坚重新收整兵马进驻阳人（今河南汝阳东北）。董卓派东郡太守胡轸督步骑五千攻击孙坚，孙坚大破董卓军，并斩其都督华雄。孙坚的勇猛使董卓感到十分畏惧，派李傕前来请求和亲，让孙坚列出担任刺史、郡守的亲属子弟名单，许诺仍旧任用他们。孙坚说：“董卓逆天无道，我不诛其三族，将其首级悬示全国，则死不瞑目，怎么会与之和亲呢？”于是进军大谷（今河南洛阳南），距离洛河（源出陕西洛南县，流经河南省西部）九十里。董卓率兵出，与孙坚激战于皇陵之间。董卓兵败逃走，屯军渑池。孙坚接着进军洛阳，又击败吕布。孙坚的骁勇善战让董卓心惊胆战，董卓曾对手下提起：“关东军败数矣，皆畏孤，无能为也。惟孙坚小戆，颇能用人，当语诸将，使知忌之。”在董卓的心目中，惟有二袁、刘表、孙坚才是心腹大患。董卓的迁都长安，不能不说与孙坚有一定的关系。进入洛阳后，面对“数百里中无烟火，坚前入城，惆怅流涕。”同时，孙坚命令部下修复汉朝诸皇陵，平整封塞被董卓掘开的各王公贵族的坟墓。
孙坚此番行为，也的确可以成为所谓“忠壮之烈”的楷模，所以在陈寿《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及裴松之注中，对孙坚称赞有加。虽然孙坚的某些举动有些“获罪”之嫌，但对其“忠壮之烈”都是毫不怀疑的。
（二）
近来有文章评论孙坚是贼子，笔者认为实在有些牵强。以孙坚一生的作为来看，不但不符合事实，也有点太“抬举”孙坚了。因为通过后面的分析看，孙坚不仅没有贼子的行为，也没有贼子的头脑。其实说孙坚是个贼子，理由不外乎两个：一是所谓“匿玺背约”；二是所谓跨境用兵及诛杀官员。就这两个指责，笔者试做分析如下：
首先是“匿玺背约”，典出裴松之注《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中。《吴书》曰：“坚入洛，扫除汉宗庙，祠以太牢。坚军城南甄官井上，旦有五色气，举军惊怪，莫有敢汲。坚令人入井，探得汉传国玺，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方圜四寸，上纽交五龙，上一角缺。初，黄门张让等作乱，劫天子出奔，左右分散，掌玺者以投井中。”；《山阳公载记》曰：“袁术将僭号，闻坚得传国玺，乃拘坚夫人而夺之。”这两个记载，都是裴松之在对《三国志》进行注引时加上的。但裴松之自己都不相信。裴曰“臣松之以为孙坚於兴义之中最有忠烈之称，若得汉神器而潜匿不言，此为阴怀异志，岂所谓忠臣者乎？吴史欲以为国华，而不知损坚之令德。如其果然，以传子孙，纵非六玺之数，要非常人所畜，孙皓之降，亦不得但送六玺，而宝藏传国也。受命于天，奚取於归命之堂，若如喜言，则此玺今尚在孙门。匹夫怀璧，犹曰有罪，而况斯物哉！”；再者，《吴书》和《山阳公载记》并非正史，可信度有些令人怀疑。《吴书》的作者韦昭原本就是东吴的太史令，为增加孙氏政权“上顺天意”的合法色彩，特意加上玉玺这段“有德者居之”的故事，也是很有可能的；第三，众所周知，陈寿在创作《三国志》时参考了《吴书》、《魏略》等著作，象“匿玺背约”之类的记载肯定是看过，之所以不录入《三国志》，肯定是认为与事实不符。试想：如此大逆不道之事如果真有发生，以忠、孝为第一道德标准的古人，绝对不会忽略的。
其二是有评论指出的所谓“当时孙坚不但离开本郡（长沙郡）用兵零陵郡及桂阳郡，甚至还离开荆州，远征扬州豫章郡的宜春县。依照汉朝法律的规定「二千石的官吏，不但不得擅自发兵，用兵也不得出界」，孙坚违法犯纪，已有邈视汉室的不臣，万一因此犯罪而丢官下狱，得不偿失。虽然孙坚很义正严辞地巧妙回避，俨然有获罪无愧之大家风范，但是若把此时讨贼的官军，比照起后来堕落成盗贼，此番义词却变狡辩，这正是孙坚一生忠奸之间的分水岭。”及“但是一但权臣擅兵又不受控制时，从野心及犯行而言，作为形同盗贼。从孙坚后来诱杀荆州刺史王叡、斩首南阳太守张咨以及攻击荆州刘表，这与当初会稽叛贼攻击郡县、荆州黄巾燔烧郡县杀害长吏、凉州边章及韩遂之叛乱、还有长沙区星率众攻围城邑等，并无太大的区别。” 这种说法从表面上看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却忽略了当时的社会大环境和孙坚的个人性格。所谓的社会大环境是，汉末黄巾作乱，盗贼横行，已经不是一个地区性的问题，而是东汉王朝的普遍现象，非一州一郡可以自行解决的，再加上当时东汉末年皇权衰落，因此当出现黄巾作乱、盗贼横行之时，向其它地区派兵并非孤立现象。据根据《三国志？朱治传》中的记载，徐州黄巾作乱，孙坚还特意“表（朱）治行督军校尉，特将步骑，东助徐州牧陶谦讨黄巾。”另外，有分析认为：孙坚的行为前后并没有根本的转变。从表面上看起来的转变只是由于朝廷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在中国这样的大一统国家中，中央朝廷是否具有合法性至关重要，特别是在继承的程序上，正因为此，世袭制因其稳定性得以长期坚持。黄巾起义并没有直接造成中央无法控制地方，朝廷号召各地起义兵平乱，但以皇甫嵩为统帅的朝廷军队依然能够控制全国的局势。这一局势的前提是朝廷的合法性在士大夫阶层没有受到质疑。但董卓当政并行废立之后，这一前提没有了，所以各地的诸侯开始各专其命。 在朝廷失去权威性的时候，社会阶层中积累起来的社会权力开始发挥重要的作用，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