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首，进了大场总是没用的。”由此亦可见小试与大场的一个区别。见《儒林外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页333。
54 《谈艺录》页33，中华书局1984年版，又见页361补订二。
55 参《管锥篇》，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页165…166。
56 焦循《易余籥录》卷十七，又袁枚《小仓山房尺牍》卷三“答戴敬咸进士论时文”亦说八股通曲。
57
贺子翼《激书》卷二“涤习”∶“黄君辅学举子业，游汤义仍先生之门。每进所业，先生辄掷之地，曰‘汝能焚所为文，看吾填词乎。’乃授以牡丹记。闭户展玩，忽悟曰∶‘先生教我文章变化，在于是矣。’由此文思泉涌。”又张诗
《关陇舆中偶忆编》记王述庵语，谓生平举业得力于《牡丹亭》，读之可命中，而张自言得力于《西厢记》。而其弊则流于“以俳优之道，抉圣贤之心”。参钱钟书《谈艺录》页32，360…361，中华书局1984年版。
58 《钦定四书文》“序”。
59
“一道德”在传统社会中似不仅可行，还不能不如此行，于是，历史的问题就不在要不要“一”，可不可“代”，而在其所欲“代”之义理，所欲“一”之道德是否合适了。
60 《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北京∶三联书店1958年版，页233。
61 不仅小考，乡会试中也是如此。
62 两扇题、三扇题，虽然看起来比少，但大比中又有小比，实际上还是不少。
63 《安乐康平室随笔》，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页160。
64 《书香堂笔记》。金克木认为《论语·季氏》即有破有比，相当整齐。
65
《艺概》“经义概”。清代所建的昆明面对滇池的大观楼，上面长联的作者大概也是八股高手，而明、清科场广泛流传的讽剌考官、乃至讥刺八股的丰富的幽默文学看来也受了八股训练之赐。
66 《艺概》“经义概”。
67 转引自唐彪《读书作文谱》页118…119，长沙：岳麓书社1989年版。
68 《清代硃卷集成》册32。
69 见光绪廿四年六月十九日《申报》文“八股辩”。
70 唐彪《读书作文谱》，长沙∶岳麓书社1989年版，页112…118。
71 收在《清代硃卷集成》册46。
72 见启功、张中行、金克木∶《说八股》，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页12。
73 我们在此只谈能力，不谈知识积累和学养。
74
当然这三种能力不是完全分隔的，也有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促进的一面。另外，据周作人说：“八股文里含有重量的音乐分子，……做八股文的方法也纯粹是音乐的。它的第一步自然是认题，用做灯谜诗钟以及喜庆对联等法，检点应用的材料，随后是选谱，即选定合宜的套数，按谱填词，这是极重要的一点。从前有一个族叔，文理精通，而屡试不售，遂发奋用功，每晚坐高楼上朗读文章（《小题正鹄》？），半年后应府县考皆列前茅，次年春天即进了秀才。这个很好的例可以证明八股是文义轻而声调重，做文的秘诀是熟记好些名家旧谱，临时照填，且填且歌，跟了上句的气势，下句的调子自然出来，把适宜的平仄字填上去，便可成为上好时文了。”见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载胡适、周作人《论中国近世文学》，海南出版社1995年版，页77—78。
75 参潘光旦、费孝通：“科举与社会流动”，载：《社会科学》第4卷第1期，清华大学出版（1947．11）。
76
以上见《金明馆丛稿二编》，“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及“附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页227…228。当然，陈寅恪并不是有意联系八股，而是从中国语文的特性考虑的，但这也恰好显示了八股与中国语文特性的联系。当时之哗然足已见当日学生之水平，今天自然就更不可论了。今天语文中考、高考多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语文知识测验，其中许多内容仍是以西方色彩浓厚的语法和繁琐的词义（且须紧扣教科书）考学生，再好的作家、学者不专门准备大概也是考不好的，而能通过记诵考好者也很难说就能写出好文章；另一部分是作文，则命题范围大致是记某个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人，某件我印象最深的事之类，常可予拟，在考场上抄袭旧文。无怪乎语文成绩远不如数学成绩那样受人重视。
77 八股有标准，却不可能有标准答案。
78
其实际效果正如邓云乡回忆说：“我是二十年代未开始上学识字、读书的，当时在山乡，中年秀才作小学教师的还不少。常听人们说起∶‘没有不通的秀才’。这个‘通不通’，是指思路的通不通，也就是说逻辑思维的通不通。至於其它知识，一般说旧学是十分扎实的，而且都有惊人的记忆力，不但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其它诗韵四声的韵部及各韵中的字、《康熙字典》甚至《说文》的部首，以及先秦《左传》中的史事、《纲鉴》中的历朝史事，都清清楚楚，记忆中十分熟悉，脱口而出。有的还用老办法学会了数学、英文等，我曾经见过一位英文甚好，能随意读英文书、看英文报的老先生，但不会说。外国人看他拿着英文在读，同他打招呼，他都茫然不知所对，外国人感到很奇怪。而他学会英文是用《英汉字典》死记的。这种老学究的记忆力和耐力韧性可以想见了。自然这些还是末代的、未考取举人、进士的秀才。如果是《眉园日课》时秀才，其学识功力（自然是中国旧学）恐怕就更要高多了。”见其“《眉园日课》书后”，载《中国文化》第13期，北京1996。这些秀才也能掌握作为新学的英文、数学，说明他们确有相当的智力，还不止是邓氏所说的记忆力。
79 包括使道德文章优异者居于社会高位，这本身也就是一种古代的“政治”，即所谓“使贤者居其上，不贤者居其下，则民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