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是很重要的。明白吗？敬礼
斯大林
缅任斯基一切都明白了。
在审理“工业党”案件期间，苏联情报机关的一个工作人员遇上了特列季亚科
夫。后者很吃惊地对他说：
“我应该告诉您，你们弄错了。你们指控工商联盟的那些罪行，其实并不是它
干的。”
苏联情报人员问他：
“难道您没注意审讯‘工业党’的过程中所揭发出来的那些材料吗？”
特列季亚科夫摇头说：
“我非常怀疑苏联报刊上所说的一切是否真实。请您相信，说什么我们给‘工
业党’资助了那么大笔的钱这种事根本就不可能。饶了我吧，哪里会有这种事
呢？钱从哪儿来？从哪儿来呢？要知道，不仅我，而且连工商联盟的首领杰尼索夫
这样的人现在都靠面包和凉水过日子，没地方挣钱去。”
特列季亚科夫接着又说：“我必须告诉您，我跟‘工业党’没有任何关系，在
开始审理此案以前，我连它的名字都没听说过。”
苏联情报人员问他：“在这些人中，您跟谁都没见过面？”
“没有”，特列季亚科夫回答，“我从你们的报纸上看到，说我与这些被告人
有联系。可这只是胡思乱想的结果！”
特列季亚科夫接着又说：“你们害怕法国准备向你们发动武装人侵，可这连一
点儿根据都没有。布里安是个和平主义者。谁要和你们打仗呢？南斯拉夫吗？不是。
意大利吗？它对欧洲的这一部分毫无兴趣。德国吗？目前形势下不可能。捷克斯洛
伐克吗？也不是。是谁呢，是谁呢？”
特列季亚科夫否认了一切，这使苏联情报人员非常生气。要知道，在对“工业
党” 的起诉书中援引了主要被告人拉姆津教授的以下供词：“在我们下一次会面时，
大概是在巴黎吧，特列季亚科夫对我说，如果用上波兰、罗马尼亚、波罗的海沿岸
国家以及弗兰格尔的军队，那就有将近10万人。武装干涉就会有这么多装备精良的
军队。许多过去的企业家都认为，再有南边和北边的海上支援，不用太多的军队就
可以取得成功。”
现在已经无法弄清的问题是：“格帕乌”总局的局长缅任斯基在读了苏联情报
人员的秘密电文并了解到了一切真实情况以后，还真的相信存在什么“工业党”吗？
1930年11月25日，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在莫斯科开庭，庭审由安德烈·亚努
阿里耶维奇·维辛斯基主持。克雷连科对控诉表示支持。所有8位被告都无条件地认
了罪。
被告们描绘了一幅“坏分子”如何破坏国家经济的图画，从而为斯大林解脱了
责任，使他在数十年之内都可以不为经济失误负任何责任。
我在大学时代曾接触过一些记得“工业党”案件的老一辈人。在谈及此事时，
他们都意味深长地摇头叹息，说拉姆津教授和其他的破坏分子们给国家造成了多么
大的损失。
让特列季亚科夫和他留在俄国的朋友们（诺尔德、苏兹达利采夫等）通信，并
把这些信件上交给苏联情报机关这一招儿看来还真有用。
在12月1日晚间开庭审理时，维辛斯基请典狱长带来了证人亚历山大·诺尔德。
他向法庭承认自己按照工商联盟的指示在亚麻工业部门从事了破坏活动，并且指出
工程师苏兹达利采夫也参与了破坏活动。
而与此同时在巴黎，谢尔盖·特列季亚科夫与苏联情报人员会面时再一次重申：
“过去我说过，现在我再次确切地说我从未见过‘工业党’案件被告人中的任
何一个，也没有和他们说过任何话。”
在莫斯科的审判过程中，因为说出了特列季亚科夫的姓名差点没坏了事。
在12月4日晚间开庭审理时，在听取了法庭侦查报告以后，法院特别法庭宣布双
方辩论开始。
首先发言的是国家公诉人。按照规则，克雷连科应该分析论据和罪证，以证明
被告人确实犯有罪行。他当时已知道，国外惊讶地指出了以下事实：尽管在案件审
理过程中没有提出任何证据，全体被告还是都承认了自己的罪行。起诉者没有任何
客观的罪证，只有被告们的招供。
“能有什么罪证呢？”克雷连科向自己提问。“比如说，有什么文件吗？我问
过这个问题。可是所有的文件都已被销毁了……当然，像工商联盟的信件等文件早
已被毁掉了……我问过他们：会不会有偶然存留下来的证据呢？对此抱有希望是徒
然的……”
犯人自然是要销毁其罪证的。那怎样证明他是罪犯呢？因为他被捕而且招认了，
而“格帕乌” 总局是不会无原无故就逮捕人的。公诉人如此解释这一切。
主持庭审的维辛斯基对公诉人的逻辑完全满意。因为他本人的思想就是这样：
被告人的供词就是最好的证据。
然而此时克雷连科十分利索地甩出了自己的王牌。他说：“可是也并非所有的
文件都被销毁了……在有关纺织业破坏分子的材料中，我们掌握着特列季亚科夫致
洛帕京的信件以及洛帕京致特列季亚科夫的信件。”
1927年，也就是在审理此案前3年洛帕京就死了，因此他没有坐在被告席上。但
是在审理此案时他是被作为破坏分子的主要头目之一被提到的。
莫斯科的报纸到达巴黎是要晚几天的。12月11日使馆才收到刊载有克雷连科起
诉词的报纸。俄国在巴黎与特列季亚科夫联系的情报站领导人之一在睡觉之前翻了
翻报纸，当他看到有关特列季亚科夫信件的词句时，简直“吓出了一身冷汗”（密
电中就是这么写的）。次日一大早，他就往总部发出了密件：
“为什么你们决定让克雷连科在法庭上说这番话时，不预先告诉我们一声呢？
要是你们事先通知我们，我们就可以做些准备：或是和‘伊万诺夫’断绝一切关系，
既然总部决定说出他的名字；或是尽管克雷连科说了这番话，总部仍然不准备与
‘伊万诺夫’断绝关系，那也应该事先通知‘伊万诺夫’本人。要知道，现在他需
要向工商联盟讲清楚：他和洛帕京的往来信件是如何落到了“格帕乌”总局的手里
的。
“考虑到侨民组织目前对一切都很怀疑，以及这些信件是在法庭上提到的唯一
证据，那么可以毫无疑问地认为，今后侨民组织对他的态度会更加警惕。”
然而此时“格帕乌” 总局的外事处对这个情况已经无力挽回了。更何况，审判
“工业党” 的案件比起巴黎情报站的某个间谍来是重要得多呢。
令人惊讶的是，一切都顺利地过去了。在巴黎，谁也没敢认为“格帕乌”总局
是直接从特列季亚科夫手中得到这些信件的。侨民组织还以为这些信件是在洛帕京
死后被抄走的。
1930年12月7日，有大批外国记者出席的、为期两周的。由“格帕乌”总局制造
出来的“工业党”案件的法庭审理终于结束了。
8位著名的工程师和工业部门领导人被判有罪，认定他们是“反革命地下间谍破
坏组织的头目”，说这个组织与西方狼狈为奸，自1920年起便在苏联经济部门里从
事破坏活动。
所有的被告人都被判处枪决。但是考虑到他们对所犯罪行“认罪较好”，中央
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把他们的极刑改为十年监禁。这些人如此令人信服地扮演了自己
的角色，因此也获得了允诺给他们的奖赏：没有处死他们。
斯大林感兴趣的是更重要的人物，虽然目前他只是从远处打量着他们。缅任斯
基知道斯大林需要他做什么。“格帕乌”总局的侦查员们逼迫“破坏分子”们招供
了他们与所谓的“右派分子”有联系。
“格帕乌”总局弄到的供词中提到了两位政治局委员的名字苏联中央执行
委员会主席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和政府总理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雷
科夫。加里宁没有什么政治分量，斯大林对他兴趣不大。可是雷科夫在全国受到尊
敬，斯大林已开始收集他的材料。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剥夺富农的财产
喜爱布尔加科夫的长篇小说《大师和玛加丽塔》的读者们在读到上交外币的情
节（《尼卡诺尔·伊万诺维奇的梦》）时，都会开心地大笑。那儿写道：“看您在
这儿已经坐了一个半月了，死活不肯上交留在您这里的那一部分外币，国家现在这
么需要外币，而它对您啥用都没有。”
在今天的读者看来，描写在黑市上倒买倒卖外币的投机者的这些篇章带有幽默
性质。但是在第一次出版这本书时，书报检查机关把这个情节删掉了，因为这个情
节简直就是现实生活的复写。
在那个年代，谁要是还有某些珍贵的东西，那国家就一定要让他上交。人们只
要还有点什么，就会被捕（一般都是邻居或同事们向上级告密），关在监狱中，一
直到他交出所有的东西为止。国家需要贵重的东西，为了加速工业化。当城市已再
没什么贵重东西可以没收的时候，就开始掠夺农村了。
经济学博士、过渡时期经济问题研究所副所长阿列克谢·乌留卡耶夫认为：
“20年代末发生的事，简直就可以称为恐怖政策。在我国处于孤立状态的条件
下，这就是一种代替进口的模式。主要的可以转化为现款的东西是粮食。国家要把
粮食集中在自己的手中，但是由于农民不会自愿地交出粮食，所以当局就组织了征
粮队并实行剥夺富农财产的政策。用现代语言讲，这种政策就是加速破产的一种特
殊过程。
“所以，20年代末开始执行的恐怖政策不是由于凶狠的主观意志（当然，这也
不是没有的），而是因为国家领导人作了一个简单的决定：我们没有时间说服人们
上交私有资本，我们需要集中所有的资源并将其投入国家的发展。”
1930年1月，上级向前往组织集体农庄的干部作了如下指示：“如果你们在完成
任务时有过火行为并因此而遭逮捕的话，你们要记住，你们是为了革命事业而被捕
的！”
全国各地党的书记纷纷组织竞赛：看谁能最快地实行全面集体化。在第一次出
版的历史文件和材料汇编《不为人所知的俄罗斯》中详细地描写了这种做法的后果。
于是，先向有粮食的人，也就是富裕农民征收粮食。这种被称为富农的人实际
上被宣布为非法。开始只是把他们迁到贫瘠的土地上去，夺走他们的“余粮”。苏
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在解释应如何对待富农时说：
“把他们赶到土壤贫瘠的地块上去，没收他们多余的生产工具。”但是后来连这也
显得不够了，党的宣传机构把他们说成是天生的杀人凶手和恶棍。开始掠夺他们：
没收了所有的财产，禁止他们在储蓄所取出自己的存款。
1930年1月30日，政治局通过了一项名为“关于在全面集体化地区内消灭富农产
业的措施” 的决议。根据这个决议，6万名富农户的主人要被关进集中营或者枪决，
他们的家属被赶出家园，另外还有15万农户要被赶走。然而反对富农斗争的规模超
过了这些预计的数字。
“格帕乌”总局关于“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来消灭” 的决议是在1930年2月2日
签署的。国家安全机关的任务是消灭那些吸收人员参加现行反革命造反组织的反革
命富农积极分子。有关富农的案件要迅速审理。大多数被捕的人被关进集中营，那
些特别凶顽的则处以极刑。还规定要把最富裕的富农、过去的地主、地方上的富农
权威、教会中的反苏分子及其家属统统赶到边远的北方地区去，将他们的财产收归
国有。
奥列格·赫列夫纽克在他的书中写道，1930…1931的两年间，共有150万农民和
他们的家属被关进了“格帕乌”总局的集中营或劳动居民点。约有50万农民自动逃
往城市和建筑工地，还有近200万农民是作为第三类被迁移的，这种人在本州范围内
迁移，但他们的财产也被没收，其中多数人逃往城市。
被掠夺的富农财产成了国家的收人，也有一部分在同村的人当中分了：人们很
乐意地收取了邻居的财富。
曾在集中营中被关押过的作家列夫·埃马努伊洛维奇·拉兹贡告诉过我：
“斯大林的一切所做所为我是理解的，它们有其严格的逻辑性。可是怎样才能
看透他手下那些人的黑心肠呢？这些人为了执行命令不惜去杀人。回想一下农业集
体化和消灭富农阶级的那个可怕的时代吧：当一个人被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