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斯克战俘营的工作人员提出了进行竞赛的挑战。”社会主义竞赛活动于是在所有
战俘营展开了。
西白俄罗斯人和西乌克兰人表面上被释放了，但是没有让他们回家，而是派他
们去筑路和建设黑色冶金工业人民委员会的企业。营地被称作劳动营，然而生活条
件极其恶劣。
把来自被德国人占领的波兰中部各州的4万多战俘交给了德国方面，尽管他们当
中的许多人，特别是共产党人和犹太人，请求把他们留在苏联。
军官、将军、官吏、警察、著名知识分子、神甫、法官、工业家被分别关押。
把他们分别安置在科泽利斯克、旧别利斯克和奥斯塔什科夫这3个战俘营。军官当中
有许多教师和医生，他们是在战争爆发后被征召到军队里来的。在警察里面大部分
人是工人和农民，因为他们由于年龄和健康原因无法在正规军里服役。战俘营的负
责人建议放他们回家，但是贝利亚拒绝了这个建议。
一些波兰军医指出，根据日内瓦公约，战争结束后应该立即释放他们。弄不明
白是怎么回事的旧别利斯克战俘营负责人，把军医们的要求向自己在莫斯科的上级
作了汇报。
一周后他收到了答复：“日内瓦公约不是您在实际工作中应该遵循的文件。请
您在工作中遵守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局的指示。”
不断有新的被捕者来到战俘营，因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行动组在西乌克兰和西
白俄罗斯不断挖出“异己分子”和“反苏分子”，并随即逮捕他们，他们的家庭成
员则被迁往哈萨克。还有大约14万波兰人被强制送到极北地区采伐木材。
在乌克兰负责这项工作的是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三级国家安全委员、后来当
上首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在白俄罗斯负责这
项工作的是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拉夫连季·福米奇·察纳瓦。
1939年10月8日，贝利亚签发了一项给战俘营特别科的指示，命令他们坚持不懈
地揭露战俘中的“反革命组织”。
隶属于内务人民委员部州局特别处的特别科工作人员在战俘中招募了间谍，经
常向莫斯科报告波兰军官的情绪。
他们有什么样的情绪呢？波兰人不理解，为什么不释放他们，为什么不允许他
们与亲友联系和接收信件。大多数人想与德国人作战，请求允许他们去英国或法国。
他们不喜欢苏联，并且不掩饰自己的情感。
为了执行贝利亚的指示，特别科的工作人员开始揭露“反革命组织和反苏组织”。
大概他们提供的情况坚定了斯大林要摆脱波兰军官的想法。斯大林认为，他们就是
敌人，不能释放他们，无休止地把他们关押在战俘营里代价又太高……
在政治局于1940年3月初讨论这个问题之后，贝利亚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建议
以特殊方式来处理军官战俘的问题，即对他们处以极刑枪决。
贝利亚写道：“他们都是苏维埃政权不共戴天的敌人，他们充满了对苏维埃制
度的仇恨……他们企图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仍在进行反苏宣传。他们每个人就等
着获释，以便获得机会积极参与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
斯大林在贝利亚的信上写上了“赞成” 的字样。这样就再也没有任何问题了。
政治局1940年3月5日的决定把这一切彻底安排好了：
一、建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
1．以特殊方式，即对他们处以极刑枪决的方式处理关于战俘营中14700名
前波兰军官、官吏、地主、警察、情报人员、宪兵和看守的案件。
2．以及关于被逮捕并关押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各州监狱里的门 名各种反
革命组织和破坏活动组织的成员、前地主、工厂主、前波兰军官、官吏和变节者的
案件。
二、处理案件无需传唤被捕者和提出指控，作出结束侦查和完成起诉书的决定
用以下办法：
1．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局提供的材料作出对战俘营中的人结束侦
查和完成起诉书的决定。
2．根据乌克兰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和白俄罗斯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提供的
案件资料作出对被捕者结束侦查和完成起诉书的决定。
由梅尔库洛夫、科布洛夫、巴什塔科夫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处理案件和作出决
定。
梅尔库洛夫和科布洛夫是贝利亚的副手。
列昂尼德·福基耶维奇·巴什塔科夫在政治局作出最终决定那天被提升为国家
安全少校，同时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机要处（负责登记和统计）处长。这
个三人小组要准备出枪决名单和批准这些名单。
两天后在莫斯科内务人民委员部大楼开始同3个战俘营的负责人及护卫部队的首
长们举行一系列会议。护卫部队同时也加强了看守战俘的工作。
战俘们的案卷送到了莫斯科，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机要处加以整理，然后在
此基础上列出枪决名单，把名单送交贝利亚和梅尔库洛夫批准。梅尔库洛夫主要负
责这项工作。
波兰军官们已被判处死刑，但是他们没有料到这一点。几个战俘营的负责人都
收到了以运送俘虏通知单的形式开列的名单，于是把这些大祸临头的人用火车送进
了城里。向内务人民委员部加里宁州、哈尔科夫州和斯摩棱斯克州的3位局长下达了
执行判决的命令。战俘们都被关进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州局的内部监狱。枪决是在四
壁都蒙着羊毛毡的牢房里进行的，以免被人听到枪声。内务人民委员部警备处处长
指挥了枪决行动，枪决都是在夜间进行的。
一切都很简单：把战俘带进牢房，给他戴上手铐，然后朝他的头开一枪。行刑
用的是德国造的瓦尔特手枪。从莫斯科运来了满满一皮箱这种手枪。
用卡车把尸体运到了城外，将尸体埋在了州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别墅区，因为外
人不会来这里。直接在卡延森林枪决了科泽利斯克战俘营的部分俘虏。后来德国人
占领了斯摩棱斯克后发现了这个军人坟场。
从1940年4月1日起，各战俘营每天都收到一份几百人的名单。每次枪决之后都
会有封简短的密码电报发往莫斯科，直接呈送给副人民委员梅尔库洛夫。电报是这
样一种格式，例如：“执行了292”。这就是说，一夜之间枪决了292人。
到5月底已枪决21857人。这个数字是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尼古
拉耶维奇·谢列平于1959年3月在写给赫鲁晓夫的亲笔信中说出来的。
德国人在发现遭枪决的波兰人的大坟场后感到很高兴，因为这是争取世界舆论
的有力论据。进行掘尸检验和遗骸鉴定工作的不仅有德国人，而且还有应波兰红十
字会的请求出面的波兰病理解剖学家。
作为回应，苏联成立了由红军首席外科医生、医学科学院首任院长尼古拉·尼
洛维奇·布尔坚科担任主席的委员会。该委员会肯定地说，这是德国的挑衅行为，
实际上是德国人自己枪杀了波兰人。布尔坚科的委员会拿出来的推一真实的证据是，
所有波兰人都是被德国造的武器杀死的。
西方并不相信布尔坚科的委员会，然而俄国是与希特勒进行抗争的盟国，因此
西方干脆对在卡延森林中犯下的罪行视而不见。应苏联代表团的要求，在纽伦堡审
判纳粹主要罪犯时没有提及这件事。
的确，流亡的波兰政府曾多次向莫洛托夫询问：“被你们俘虏的军官哪里去了？”
那时波兰人再次成为了盟友。前波兰战俘中的一部分人与红军并肩作战，另一部分
人被允许离开苏联，他们与英国人一起作战。至于被枪杀的那些人，斯大林吩咐莫
洛托夫回答说，失踪的波兰军官朝中国方向逃走了。他敢于如此蛮横无礼地作出回
答是因为他坚信，再也不会有任何侨民能在华沙掌权了，新的波兰政府只会是亲苏
政府。
战后有人提起了卡廷事件。在社会主义的波兰这是个被禁止的话题，但是波兰
侨民想了解22000名同胞的命运。幸兔于难的波兰人的陈述、在卡延森林中挖掘时发
现的战俘日记、德国人拿走的斯摩棱斯克州党委的档案文件，都可以确定这些波兰
人出了什么事。莫斯科下定决心什么也不承认，并且一直坚持到最后。
有个很典型的例子。1971年4月15日，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关于就所谓的“卡廷
事件”掀起反苏运动一事向英国外交部提出交涉的决定》。
向苏联驻伦敦大使发出了如下指示：
“拜访英国外交部并发表如下声明：据苏联大使馆掌握的情况，英国广播公司
打算播放由它制作的一部关于所谓的‘卡廷事件’的敌视苏联的影片。一本关于卡
廷悲剧的诽谤性的书也被安排在这个时候在英国发行。
“英国方面很清楚，一个权威的专门委员会在德国占领者被赶出斯摩棱斯克地
区后立即就地调查了这起罪行，并且不容置疑地证明，这是希特勒分子干的。
“在1945…1946年，设在纽伦堡的国际军事法庭认为，德国主要战犯在执行灭
绝波兰人民的政策方面，其中包括在卡延森林枪杀波兰战俘这件事上罪责难逃。
“因此，令人惊讶和气愤的是，英国某些人士企图再次散布戈培尔的宣传机器
制造的谣言，以便给苏联抹黑。然而，正是苏联人民用自己的鲜血把欧洲从法西斯
奴役下解救了出来……”
关于枪决的全部文件都保存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些专案文件全都封着，并且
标注着“不得打开”的警告语。
1959年3月3日，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谢列平建议赫鲁晓夫销毁被枪
杀的波兰军官的登记卷宗，因为这些卷宗对苏联机关来说“既不会引起业务上的兴
趣，也没有历史价值。它们也未必能够令我们的波兰朋友真正感兴趣。相反，某种
未预见到的偶然事件可能会导致所采取的行动泄密，并带来我国所不愿看到的各种
后果。况且对在卡延森林中被枪决的人有正式的说法。为了回答苏共中央或苏联政
府可能提出的质询，可以将判处上述人员枪决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三人小组的会
议记录和关于执行三人小组决定的命令保留下来。这些文件不太重要，可以把它们
存放在特殊公文夹里”。
主要文件被销毁了，包括贝利亚写给斯大林的信、政治局1940年3月5日作出的
关于枪决的决定、谢列平本人写的信在内的其他文件，则被封在一个包里存人苏共
中央总务部部长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的个人保险柜。在得到提升后，
契尔年科把这包文件转交给了负责管理政治局档案资料的总务部6处。在安德罗波夫
和戈尔巴乔夫当上总书记后，曾让他们看过这批文件。
然而，在改革已经进入高潮的时候，当波兰人要求告诉他们实情，我们国内也
想知道事情真相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却装做什么都不知道。
他在1991年12月把这包文件转交给了叶利钦，当时进行了正式的权力移交。叶
利钦下令公布了这些文件。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去高加索出差
贝利亚在1941年初被任命为政府副主席。表面上这是提升，实际上斯大林解除
了他国家安全系统领导的职务。这发生在1941年2月3日。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这一天
被分成两个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情报机关、反
间谍机关和所有行动处划归由弗谢沃洛德·尼古拉耶维奇·梅尔库洛夫领导的国家
安全人民委员部。
贝利亚留任内务人民委员。归他管辖的有民警、消防队、边防部队、内卫部队、
押解部队和已经变成工业建设帝国的整个劳改营管理总局。
同一天他还当上了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他分管森林工业人民委员部、有色冶金
工业人民委员部、石油工业人民委员部和河运人民委员部。从此时起他更多地抓国
民经济、建设和生产。的确，他主要用的是自己熟悉的肃反工作者的方法和犯人的
双手免费的和敢怒不敢言的劳动力。
作为安慰奖，于1月30日授予贝利亚国家安全总委员称号。这个称号在1945年7
月9日被苏联元帅的称号取代。只有亚戈达、叶若夫和贝利亚3个人荣获过这个称号，
但这3个人都被枪毙了。
贝利亚没有彻底离开国家安全系统。从战争一开始，两个人民委员部又合并成
由他领导的统一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但是在1943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又被分开了，
而且把军事反间谍机关分出来作为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