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之士（如柯南道尔笔下的歇洛克·福尔摩斯）则永远担心大脑无事可做。“尖刻”者正是这样的聪明之士，他不加约束地放纵自己的智力水流，无所顾忌地对别人横挑鼻子竖挑眼，最终，当他被指斥为“尖刻”时，他事实上已无法做到不“尖刻”了。“尖刻”成了他格物致知的出发点，他进入了与“尖刻”物我两忘的可怕境界。
“尖刻”起初总是出于被动，被动的“尖刻”如小猫受惊后的发难，你虽然感觉到种种敌意，在他也许只是某种预防措施，你虽然觉得受到伤害，在他也许只是防卫过当。但被动的“尖刻”如果不加节制，或没有被某个“水库”涵养起来，它又必然会自发地走向主动。这时它会四处出击，刻意作秀，成长为一名防不胜防的游击手。不过，那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从社会趣味的角度考察，“尖刻”者最可取的功能似乎是：它使社会频频受惊却不构成实际危害，结果，它恰恰完成了对社会趣味的丰富。
9。残忍
在一部电视新闻纪录片里（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父子情仇》）看到这样一个混蛋，相貌斯文，也曾受过较完整的基础教育，但却有如下劣迹：经常在家里打骂父母和妹妹，并以谋杀相威胁，逼得妹妹和母亲双双出逃外地，父亲独自躲到单位里去避难；为了满足自己游手好闲的习惯，将父母家中一切都变卖一空；分别与两个陌生女子生有一女一男，但女婴被他倒手转卖，换得三千元人民币，儿子被寄养在一个善良老妇家里，却自始至终不曾去探望过一回，也没有在经济上承担过一分钱的抚养费。殴打妹妹时为避免留下伤痕，总是先用枕头罩住妹妹的头，再狠出老拳；虐待母亲时竟至把香烟头扔在母亲床上，在大冷天把母亲的被子扔在外面雨地里；为了强迫父亲交钱，经常拿刀子抵住生身父亲的脖子……这个畜生后来死于父亲之手，估计得堕入阿鼻地狱。我简略地叙述，应该已能够说明残忍的面目。我想说的是，当时看后，我曾自问：我有能耐用艺术手法把这家伙塑造出来吗？把他的心理清晰、准确、合乎“残忍”逻辑地塑造出来？我的答案是：我做不到。
人天然具有判断并理解他人性格的能力，这也是促使我写《性格卡片》的原因。但“残忍”也许是个例外，即我发现，不仅本人完全不具备从该性格的内部接近其本质的能力，事实上古今中外那么多文学名著中，我们几乎见不到一个在心理上完全成立的残忍家伙，虽然与此同时，作家们塑造起吝啬鬼来，往往格外驾轻就熟，笔墨也特别容易生花。我们在好莱坞影片里经常可以见到残忍至极的家伙，但稍一细想，就会发现导演们只是偷懒地展示残忍者的残忍行为，试图通过画面的血腥气来弥补塑造人物心理的无能，或干脆避重就轻地将人物的残忍归结为某种心理变态（如《沉默的羔羊》）。一笔一划均能郑重其事、不加躲闪地将人物的残忍心理逐层展示的作家，恕我孤陋寡闻，倒还确实未见。
然而残忍作为一种性格，是谁都不能加以否认的，正如前面提到的那个混蛋，谁也没法说他不是混蛋。这就是说，“残忍”分明是一种谁都不陌生的性格，我们却为什么如此难以捕捉到它呢？
我的发现是，我们也许都搞错了问题的方向，即我们都曾试图将“残忍”理解为一种异己或古怪的心理，仿佛人类中确实有可能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狼心狗肺”之徒。差矣，世上并没有真正不可理解的“残忍”，说得准确点，世上并没有一种比你我都曾做过的行为更残忍的心理，比如说，比广东人生吃猴脑或上海人生吃活虾的行为更加残忍的行径，严格上是没有的。所谓的“残忍”之徒，不过是将人类寻常用以对付动物的行为，转而对付起人类自身罢了。也只有在这种时候，“残忍”才会发生。所以问题的关键不是手段如何卑劣，如何令人发指，而是行为的对象。“残忍”者与普通人最本质的区别是，他具备一种将他人理解为牲畜的世界观，他迫害或屠杀同胞时，心情之平静或欢快正仿佛我们在厨房里准备晚餐。当一个人由于教育、经历或别种身心原因而产生不把别人当人看的心理时，“残忍”立刻就出现了，“残忍”者完全不必有“残忍”的自责，正如我们在扭断鸡脖子或把大闸蟹活活放入蒸笼时，不会有任何自责心理一样。
10。莽撞
一种黑熊般可爱的性格，像黑熊一样颟顸，黑熊一样善良，像黑熊一样冷不防把你顶翻在地，其本身却又像黑熊一样不易受伤。即使你被他踹得鲜血淋漓，你也不必怀疑他居心不良，没见他正呲着牙朝你憨憨地笑吗？每个小男孩（甚至小女孩）都多少有点莽撞，非得到了所谓青春期，才会开始收敛些，随着小痘痘的出现，他们突然变得不那么咋咋呼呼了，他们开始偷偷摸摸地打电话，神出鬼没地记日记，莫名其妙就脸红，说句笑话就走人，简而言之，他们不那么莽撞了，他们从莽撞的小窠里振翅飞去，各自培养别种性格去了，其中大多数人也许从此再也不会重归旧巢。这说明莽撞其实是一种未经约束、拒绝成长的性格，若斟酌张飞、李逵和猪八戒三位老兄的嘴脸（这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具不朽价值的三位莽撞者），我们当能对莽撞看得更真切一些。
莽撞是标准的热血动物，指导他立身行事的原则，往往取决于血脉的流动或酒精的作用，他既不在乎理论，甚至也不在乎经验。比如，它不认为鱼里藏有鱼刺，也习惯于将卡喉扼脖之事看成偶然和最后一次，即使酒量不逮，三杯就倒，他仍然坚信这一次会发生奇迹，可以连饮十八杯不醉。他才不信什么“诗有别才，酒有别肠”呢。既然历史永远不会完全重复，世上甚至都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那些扬言有鉴往知今之效的人生经验又顶个屁用？莽撞者急于响应生活中的每一个此时此刻，他的时间感只有当前，他的空间感只有当地。然而说他是及时行乐主义者，又的确过分了。关键是那个“主义”，因为莽撞者是“主义”的大敌。莽撞者的心理感受永远趋于两极，他不知道什么叫“稍微”“有一点”，他要么大笑，要么崩溃，他的生命体验具有极佳的加速性能，从百无聊赖到热火朝天，可以抬脚就到。莽撞者注重自身的实时感受，但他一点也不自恋，莽撞者忽略他人的感受，但也显然不是刻意与人过不去。莽撞者极易动怒却一点也不记仇，极易动容却一点也不记恩。所以对于非莽撞者来说，最愚蠢的事莫过于你去记他的仇，记他的恩。
情感热烈、信仰坚定却缺少科学家素养和直觉能力的人，容易成为莽撞者。一个人成为莽撞者，往往是因为他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他的身体状况和心智构造没有为他提供向别处发展的途径。考虑到莽撞者必然会因莽撞而在人生途上叠遇不幸，他品尝的失意和人生教训，理论上应该比他人多得多，然而他依旧以所谓“青春无悔”的态势在这条生命窄道上一往无前，我们便只能将此看成某种宿命。好在正如冷静常常成为罪犯的德行，莽撞则是一股为善的驱力，莽撞者对人间带来的危害，也许不及冷静者的百分之一，莽撞与卑鄙的距离至少也有十万光年。莽撞者付出的人生代价是使生命钝化，但他也正因为这份钝化而得益，那种常常让冷静者中宵打颤的焦虑和不安感，对他陌生得就像女人的痛经一样。不太容易怀疑莽撞者的真诚，比方说，莽撞的求爱常常可以胜过数十封文词缠绵的情书。莽撞者最可能成为你的好朋友，只是，他把心交给你的时候你可别把命赔上。
附带提一下，“莽撞”与“粗豪”不同，“莽撞”是一种天性，“粗豪”则越来越成了一种显示先锋色彩的外观包装，无论他剃光脑袋还是留一头金毛狮王般的长发，都不等于他的心思没有头发丝来得细。
大学之道与教育理想
？ 胡宗健
杨金砖
一位大二的中文系学生常同我谈及他同窗五年的好友A。A在高中读书时就是一位好写手，小小年纪就有一些豆腐块的诗文见诸报端了。可是在高校的两年里，再也不谙此道，而成了精于应酬的交际花。甫入高校校园，他立即与班主任打得火热，尔后，则频繁地出没于团委、学生处、宣传部和系领导的办公室及私人住处，这时自然少不了做些家务活儿，当然也少不了与其对饮漫酌。所有这些，都可归之为小心奉承的系列化运作。这一二年情感投资的所获是丰盛的，学校中上层都信任他，学生官已拜至校园最高层，这使他更坚信了“走出书本”、“冲出书斋”的初衷不可动摇。
对这位A，我起始愕然，继而又觉得，在官本位的气候下，无权的“英俊沉下僚”，A的这一选择，又属必然。如今，由这一官本位所辐射出的种种负面效应，如学术作假，学术泡沫，考生作弊，读书无用，高校一概不缺，惟独缺乏它自己的理念。高校现在奉行的商业和经济逻辑，有些做法诚然有其现实的合理性，但是没有考虑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的根本目的。
近代大学的理念，始见于十八世纪洪堡创办柏林大学时。“洪堡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充分发展个人的一切能力和个性，使之成为像古希腊人和法国人那样意识到自己尊严的、有教养的、独立自由的公民。……蔡元培的大学理念也基本体现了这些原则：‘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教育是帮助被教育人的，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而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1〕这就是说，大学的社会责任意识不能随着外部各种力量的介入而趋于淡化。它是知识的权威机构以教育培训和资格认定的形式来控制个人乃至整个社会的流动；以知识占有的不平等来构筑合理化的社会不平等；它是蓄养高品位文化的世袭领地，从而培养一批批具有高贵精神气质的成员；它是理想主义精神的堡垒，最崇尚精深的学术品格，拒斥现实的功利主义，厌弃弄虚作假，以犀利而又苛刻的视角，对卑污、贪婪和腐朽提出无情的批判，以趋向人们心中的社会价值权威的角色。正因了这种高品位文化和价值观权威的自信，才赋予了它自身以凝重的社会责任感和对社会深切的关怀。
这种对社会深切关怀的大学理念，蔡元培先生表现得最为执著。1917年1月，蔡先生走马上任，执掌当时惟一的国立大学北京大学，同年12月17日，在校庆20周年纪念会上，蔡校长发表讲话，先从在德国游学时观赏莱比锡大学500周年纪念以及柏林大学百年校庆的感受说起。感受之一，校龄只有莱比锡大学五分之一的柏林大学竟能后来居上。因此，校龄只有柏林大学五分之一的北京大学，“苟能急起直追，何尝不可与为平行之发展”。〔2〕
纪念的话说过，即进入正题。其时蔡元培正关注“大学改制”，此后一个月发表的《大学改制之事实及理由》，开篇便是“窃查欧洲各国高等教育之编制，以德意志为最善”。纪念会的讲话，也是以德国大学为标本，赞扬北大之由注重“实用”逐渐转为强调“学理”：
本校当二十年前创设时，仅有仕学、师范两馆，专为应用起见。其后屡屡改革，始有八科之制，即经学、政法、文学、格致、造科、农科、工科、商科是也。民国元年，始并经科于文科，与德国新大学不设神学科相类。本年改组，又于文、理两科特别注意，亦与德国大学哲学科之发达相类。所望内容以渐充实，能与彼国之柏林大学相颉颃耳。
蔡元培的教育理想，与他游学德国的经历大有关联。正如罗家伦所说，“他对于大学的观念，深深无疑义的是受了十九世纪初期建立柏林大学的冯波德和柏林大学那时代若干位大学者的影响”。〔3〕柏林大学的榜样，在蔡元培的视野里，一是强调研究自由，一是主张注重学理。前者发展出人所共知的思想自由与兼容并包两大“主义”，后者则演变成为以文、理二科为中心的办学思想。遥想当年，陈独秀这些大家名流那样佩服蔡元培的地方就在于：自戊戌政变以来，蔡元培自己常常倾向于新的进步的运动，然而他在任北大校长时，对于守旧的陈汉章、黄侃，甚至主张清帝复辟的辜鸿铭，参与洪宪运动的刘师培，都因为他们学问可为人师而和胡适、钱玄同、陈独秀容纳在一校。这样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见。这“兼容并包”化作燕园的文化造血机制，使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