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达到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29〕
中国为了进步，为了百年之后，选择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起初，李大钊那一代人，用进化论解释马克思主义，后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又用马克思主义解释进化论。辛亥革命只是一场高层小圈子内的政治革命，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将是一场社会革命。革命或许是残酷的，但为了未来的光明，历史必须忍受牺牲。传统文化指向过去，变法文化指向现时，而“五四”新文化则指向未来。马克思主义为冷酷客观的进化论增添了理想主义色彩，让中国人在残酷绝望的现实中，看到燃烧般的绚烂的红色。《共产党宣言》是一个预言，俄国十月革命证实了这一预言，中国从中看到了最后的生机，傅斯年说俄国革命“是现代应当有的事件，将来无穷的希望都靠着他做引子”。〔30〕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后胜利，让西方人吃惊，传教士哀叹他们在中国四百年的努力，四十年间就让马克思主义扫荡得了无痕迹；政治家困
惑不解如果基督教天国的许诺太空泛，难道资产阶级的进步与富强、自由与民主、科学与教育，这些具体的现实也没有吸引力吗？其实不尽然。中国不是放弃了这一切，而是在马克思主义中魔术般地获得了这一切：历史的起点、现实的进程与未来的目的。马克思主义是更加完美的进步哲学，也更符合中国国情。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那个停滞的东方起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斗争正好可以说明并指导中国的社会及其革命。共产主义，既是一种预言又是一种美好的许诺。尤其是俄国革命一夜之间竟将预言变成现实，其中那个戏剧般的转机暴力革命，令人惊喜狂奋。西方文明的世界化时常令人感到无可奈何，连东方的复兴也是西方形式的。
没有任何一种西方学说可以像马克思主义那样，解决中国现代化中的文化问题，我们是在超越中国现代化的文化陷阱意义上理解“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启蒙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步／进化的基本态度没有变，但进步／进化的方式却更明确也让人感到更有希望。既往历史与既定地理环境的重负突然之间被超越了，革命成为历史发展的契机，它可以通过暴力在最短的时间内通过改变生产关系而促进生产力。启蒙主义的科学技术、财富制度的漫长积累中的进步让人感到遥遥无期，社会进化论在物竞天择的自由背后设置的种族等级的世界秩序更让人绝望。马克思分析东方的停滞的原因是由亚细亚社会形态原始的单一结构的非对抗性造成的。马克思主义者领悟到，阶级斗争不仅可以以社会对抗的形式超越停滞，而且可以导致突变式的进步。马克思说社会发展必然经历几种既定的生产方式，它不可以跨越，但可以缩短历史在某一个生产方式阶段上停留的时间。
历史的跃进是最吸引人的浪漫。马克思主义不仅证明中国可以摆脱停滞，而且还证明中国可以通过一系列的革命，在人类历史的征程中赶上并超过西方，重温中国文明之梦。西方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挣扎，而中国，通过一场暴风骤雨式的翻天覆地的革命，则凯旋般地进入了社会主义。当中国站在共产主义乐园的门口时，西方又重新沦为野蛮人，魔鬼的身影将消失在中华民族历史大跃进荡起的尘埃中。
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它使我们超越历史文化在中国现代化运动中设置的所有陷阱，达成中国现代文化的圆满。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种族等级秩序被超越了，历史的主体从民族换成“人民”。人民是一个阶级概念，既不是西方现代世界秩序中低劣的、黄种的华族，又不是中国传统的愚昧驯服的百姓，“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人。启蒙主义者设置的东方与西方的地理／文化界限也被打破了，划分世界的尺度不是民族或东方与西方，而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二元对立的世界秩序，超越了东方与西方的界限，东方也有资产阶级，西方也有无产阶级。〔31〕这样，中国现代化运动中非中国即西方的二难困境也摆脱了。
中国新文化一直在苦苦追寻一条既非西方的，又非中国的；既非西方现代的，又非中国传统的第三种选择。马克思主义恰恰在历史的困境中昭示了第三条道路。马克思主义是非西方现代的或反西方现代的，同时也是非中国传统的反中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为迷惘的中国指出它期待已久的文化与政治的超越之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中国的现代化文化的原始断裂就被幻觉地弥合了，而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一旦被动摇，所有的问题又会重新出现。
一个世纪间，我们从社会达尔文主义到启蒙主义到马克思主义，又从马克思主义到启蒙主义到社会达尔文主义，进步/进化始终是我们现代化的观念核心。我们为了进步而不断进行改革，但改革可能成为重复的动荡，使停滞隐藏在变化中。如今，在新世纪的门口，我们坚信进步的前景，像以往一样；我们处于现实的困境，也像以往一样；我们要现代化不要现代化中的西化，我们不要的停滞中的传统却要传统的延续性。可是，没有现代化我们无从认同世界文明的进步；没有传统的延续性，我们又无从认同文明的本土主体。我们还在探索第三条道路，超越传统的与现代的、东方的与西方的对立。依旧是马克思主义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试图使进步的道路清晰起来，但是否能使进步的方向也同样清晰呢？
注释：
〔1〕参见《大中华帝国志》，（西）门多萨著，第3卷，第15、16章《2000年西方看中国》，周宁编著，团结出版社，1999年版，第331～335页。
〔2〕《利玛窦中国札记》，（意）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页。
〔3〕《大中国志》，（葡）曾德昭著，何高济译，第6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9～343页。
〔4〕《中西文化交流先驱》，许明龙主编，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143页。
〔5〕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By J．B．Du Halde，Trans，by John．watts，London，1738，Vol。I。p。237，Antiquity
and Extent of the Chinese Monarchy。
〔6〕《风俗论》，（法）伏尔泰著，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上册，第207页。
〔7〕《德国思想家论中国》，（德）夏瑞春编，陈爱政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9页。
〔8〕《新工具》，（英）培根著，许宝暌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03页。引文根据原文有所改动。
〔9〕《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法）孔多塞著，何兆武、何冰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6～37页。引用译文时根据原文有所改动。
〔10〕“An Embassy to China：Lord Macartney’s Journal1793～1794”，by
J．L．Cranmer－Byne，Longmans，1962；p。212．
〔11〕法国著名学者佩雷菲特研究马嘎尔尼使团访华的专著《停滞的帝国》认为，是英国代表的开放先进的资本主义现代文明与封闭停滞的帝国中国的“两个世界的撞击”。马嘎尔尼使团访华后发表的各种“纪实”著作，最后扭转了西方盲目仰慕中国的思潮，证实了西方正在形成的停滞的文明的中国形象。见《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法）佩雷菲特著，王国卿等译，三联书店，1993年版。
〔12〕（英）李约瑟著，《科学与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李约瑟文集》，潘吉星编，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266页。
〔13〕参见《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安德烈·贡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2章。
〔14〕《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94页。
〔15〕（美）弗兰西斯·福山著，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78页。
〔16〕《哲学史讲演录》，（德）黑格尔著，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卷，第132页。
〔17〕《历史哲学》，（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47～148页。
〔18〕“The Legacy of China”，“Preface”Edited by Raymond
Daws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
〔19〕Essay：scientific；Political
and Speculation；Appleton Co。Vo1。I。1892。p。9。
〔20〕The Chinese Classics；by
James Legge；Oxford；1893。Vo1。I。p。11。
〔21〕《变法》，《？园文录外编》卷一，中华书局，1959年版。
〔22〕《上清帝第五书》，《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上册。
〔23〕《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1册，第1页。
〔24〕严复多次表示老子之说“独与达尔文、孟德斯鸠、斯宾塞相通”。详尽论述见《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美）本杰明·史华兹著，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0章。
〔25〕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第129页）指出，康有为“三世说”提出“应该在一八九六年以后，实系深受严复译赫胥黎《天演论》的影响”。康有为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自述，称他1884年已“以三世推将来”。1887、1890、1891年他又多次提到三世说，都在严复翻译《天演论》之前。梁启超说康有为三世说“在达尔文主义未输入中国以前，不可谓非一大发明也”。康有为的自述可能是真的，梁启超的赞誉就未必属实。早在《天演论》翻译出版之前，达尔文的学说已传入中国。在华传教士的《格致汇编》1877年《混沌说》一文就开始介绍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1884年同文馆出的《西学考略》介绍的更详尽。而此时严复已开始宣传斯宾塞的社会进化思想。
〔26〕《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60页。
〔27〕《变法通议》，《时务报》1896年8月19日版，《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八，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
〔28〕《新的！旧的》，李大钊《新青年》第4卷第5号。
〔29〕《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卷，第1475～1476页。
〔30〕《新潮》第1卷，第1号。
〔31〕See“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Qustioning Narratves of Modem China”，by Prasenjit Duara，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
“大历史”与个人经验
——黄仁宇先生之史学贡献
？ 卢敦基
刚刚这几天，买到了黄仁宇先生的新著《关系千万重》。至此，三联书店已出的黄仁宇作品系列，算是搜罗齐备，读了当然不止一次。黄还有大著《十六世纪中国明代的财政及税收》，我至今未睹，不过此书大陆未曾刊行，我也非专攻明史，所以，说黄先生的一家之言我已基本领略，也不为过分了。
只是案头稿纸上，一年前在黄先生逝世时已写下“痛悼黄仁宇先生”的标题，一年来未写出一行正文。我跟黄仁宇先生，除了我时常拜读他的大作，没有别的任何因缘。我实任主编但未曾署名的“二十五史随笔丛书”，策划时谋一总序，我曾提议请黄仁宇先生撰写，但是据说审批手续极为繁琐，经与一二人讨论后，便打消了这一念头，总序也便空缺。所以纵然心向往之，总觉无法下笔。这一年来，工作之余，泛读左丘明、公羊高、司马迁、刘知几、吴兢、司马光、钱穆、唐德刚、孔飞力及色诺芬、苏维托尼乌斯、托克维尔等诸家大著，略有所得，于黄仁宇先生之史学贡献，自觉稍稍明晰。于是便想强作解人，粗加阐说，并谨以此迟悼黄仁宇先生。
古代中国，至少到汉代，经学属中心学科，后世学问中心渐渐移向历史学。章学诚说“六经皆史”，则把经学归于历史学之内。龚自珍《尊史》云：“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而到二十世纪，中国学问的中心竟渐移至文学。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文学革命”开端，现代中国名人至今被奉为圭臬的是鲁迅，便是充分的暗示。笔者于七十年代恢复高考制度后第一批上大学，糊里糊涂进了中文系，而当时中文系为学校第一大系，此不独我母校杭州大学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