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女性是自己投入了身体的单边战斗，事实上，任何一种时尚或女性的“自我”要求，都是社会文化政治合力支配的结果。仅就服装时尚而言，“它纯粹是依据男人看女人的方式来解释时尚的，完全忽视了女人作为性别人而进行的主动的自我建构。”
四、比如“性感区的转换”，“时尚一会儿强调女性身体的这一部分，一会儿强调另一部分，都是为了防止男人变成性厌烦者。”
五、另一方面，媒体以合谋的角色参与了时尚的制造。“在米兰，每个时装季可能有超过850名的记者在报道时装秀。紧随其后的巴黎时装秀上可能有2000名记者。争夺新闻界注意力的竞争是惨烈的。仅在巴黎，为期8天的时装周就要举行100场时装秀。”
六、媒体帝国主义对现代生活的控制已经被揭示，但它播散时尚的影响力却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控制。文化研究者已经阐明：“衣服本身色彩鲜亮，线条清晰，显示出一种富于幻想的未来派风格，同时仍然很简洁。但是没有活生生的身体，就不能说这些服装充分地存在。没有运动，这些服装就变得古怪抽象朦胧怪诞。任何东西都不能比这一事实更直接地证明身体在时尚中的重要性。”
七、这一如专家指出的那样：女性“因为她不能处于自己的地位，她试图用衣服、化妆和首饰把自己遮盖起来；她不能使用自己本身的外壳，所以她必须创造人工的外壳。”
八、一方面是文化研究学者对女性身体塑造的文化政治的揭示，一方面是包括商业文化在内的文化政治肆意横行的支配。战斗是为了征服，但女性的身体战斗是在妥协的前提下去征服男性和世界的，或者说，她们在文化政治的支配下，在丧失独立塑造和把握个人生活的前提下，去战斗、去征服的。即便如此，女性单边紧张的身体战斗在媒体帝国主义和商业霸权主义的统治下是难以停止的。抑或说，女性身体被文化政治支配的命运几乎就是宿命的。
我为什么写作及写了以后怎么样
陆 离
时间过得真快，这是个老套的开头，但当我坐在厨房里，一边打字一边分心朝院子里望过去，我知道这种感受是实实在在的，没有丝毫虚构的。
天气很好，这种好天气持续了有一个礼拜，在温哥华真是难得。8月下旬连着下了两个礼拜的雨，我以为至此进入雨季了，没想到有一天突然放晴，上街一看，满街都是映着阳光的笑脸，连车子都是喜气洋洋的，要不是碍于交通规则，人们非相互鸣笛致意不可。
此时此刻，阳光明媚而不灼人，洒在院子里的绿草尖上，涂着红漆的篱笆有半扇反着光，篱笆那边的邻居在翻地，不知道是种花还是种草，抑或铺路，只要天好又赶上周末，他就在那头热火朝天地干活。而另一边的邻居是日光浴爱好者，中午刚过就戴上墨镜，抹上防晒霜，坐在躺椅上晒太阳煲电话粥，笑容比阳光还灿烂。
院子有三面篱笆，分别跟三家隔开，每边篱笆的式样都不一样，两面原木，一新一旧，一高一矮，第三面刷了红漆。房东怕雨多木头烂掉，正好粉刷房子剩了些木漆，顺手刷了那面。房东原来的意思是刷三面，幸好只剩下这么多，否则三面火红的篱笆岂不像防火墙。
不过这也造就了院子的参差感，会让人觉得这就是生活，长短不齐、高低不平、五光十色的篱笆隔膜了人们的生活，又让人们觉得彼此并不遥远，往庄重里讲是有戏剧性，也可以说是滑稽。我看到正是这些新的旧的彩色的篱笆把我的生活包围起来，使我能够坐下来，手指在电脑上飞。如果走出去，让篱笆从视野里消失，那么文字与我无关，不仅我自己不写字，天底下的字也与我无关——我从不带书上路，在路上看书是个坏习惯，影响胃口。
这四年我在写小说，听上去蛮恐怖的。别人一问我成天在干什么，我就不知所云。四年刚好读一个大学，在大学里我度日如年，曾经很严肃地估算过学那个专业需要多少时间，答案是两年。可惜我们学校不是学分制，后来听说即使是学分制，也不可能让你两年毕业，因此我一直很郁闷。跟别人保持一样的节奏对我来说是一种严重的折磨。
工作也是四年，赚过钱，也赔过钱。所谓赔钱就是把一大沓现金交给领导，再加上检讨，由于我的原因，耽误了客户的航班。至于是给客户改签了机票还是给他们重新买了机票这类细节我记不得了，我记得的只有一大沓现金，从银行刚取出来的，新的，带油墨味，从我的手上交到领导的手上。我想这是我的小农意识在作祟，总想只赚不赔，我们那儿是包产到户，实行风险责任金制的。庆幸的是在我的申辩下，领导给我打了对折，我不知怎么感谢才好。
我辞职的时候领导说，你是不是傍上大款了。之前想过无数的应对，没想到领导还是独辟蹊径，给我指出了一条我尚未明察到的路。辞职在我们那儿不算新鲜事，可走的人不是出国就是起了公司要干买卖的，而我去向不明。领导爱民如子，还没等我回答，就推心置腹地说，如果那人算不上大款，我看你还是留下来。就这样，我带着一团谜从单位离去。我告诉自己误会总在发生着，区别只在于当事人自己知不知道。
我想我应该干点什么，于是学托福，穿北京市一个大吊角到新东方。几百号人的课堂里我遇见了同行，他要我千万别跟人说，因为他还在单位挂着，先请个长假到美国看看，不行的话再回来不迟。听上去很有道理，却不是我的思维方式，我觉得留退路没必要，而且我也不信好马会吃回头草。
我那时相当懵懂，也算是年轻气盛，既学托福则考之，这一折腾就是大半年。上个世纪末的某个半夜我如愿降落到多伦多。没过多久我便在宿舍楼下瞧见了我上铺的姐们儿，天底下还有这么巧的事！她刚落地，预定的宿舍只有一张单人床（他们两个人），灯泡坏了，喝水的杯子都没一个。她正在楼门口给家里打投币电话，手里攥着把硬币一个个往里塞，怎么也说不够。我隔着玻璃门看她抹眼泪，想起两个月前自己也是这么没出息。
印象中多伦多那年下了半年雪，每天踩着雪往教室实验室跑，在地下的实验室泡到半夜，实在犯晕就上到地面，吹吹冷风，为的就是把自己冻个机灵。当时北美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前途一点都不堪忧，只要这么学下去，就可以毕业，工作，实现一幢房子两辆车，两个孩子一条狗的标准生活模式，一条笔直的阳光大道在我脚下。可我心念一转，觉得后半生也太没悬念了，恨不得能看见自己躺在雪白的床单上咽气，周围儿孙绕膝，床头柜上摆满了鲜花。我想我是个十足的乐观主义者，对前途的乐观导致了我对自己的失望。此话怎讲呢？就是说乐观使我的好奇心无用武之地。于是，也许仅仅是戏剧性的诱惑（或者说对滑稽的渴望），我选择了辍学。当时也是下了一番狠心，这件事情等于是自己扇自己嘴巴，明明已经这样做了，已经付出了，全盘推翻不是自取其辱是什么。
不学了。我下决心不学了。学籍管理处说学籍可以保留两年，两年之内随时可以继续。这个说法于己于人都可以作托辞，我就更心安了。
有人误会我不上学开始写作是告别平凡人生向艺术致敬什么的，其实完全不是。我一点也不觉得做个工薪族或者中产阶级有什么不好，对90％的艺术家素无好感，只是有点怕无聊，又怕死，几十年如一日的生活似乎离死更近一些。
我觉得搞艺术的人总有一种倾向，觉得别人是白痴，做出（写出）东西来又希望得到大家的喝彩，大家不喝彩说大家是白痴，大家喝彩了也打心眼里觉得大家是白痴，说来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是个艺术家，比大家站得高，看得远，创造着最虚无最高妙的东西，无论口号是崇高还是崇低。
我之所以能有以上这么点看法，全赖我写了四年小说。沾了点艺术的边，胆子壮了起来，觉得自己有了发言权。我想这是我这四年最大的心得。四年对于我似乎是一个时段，总得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一下。人有一个最不可救药的地方，就是手脚闲了，脑子就忙了，今年我几乎什么都没做，也没觉得自己有多闲。有好心的朋友劝我，要写啊，断了就找不到感觉了。我恰恰觉得以前写得太多了。
我似乎擅长给自己制定短期目标，过了考虑辍学的那个阶段人就空虚了下来。我还住着学校的宿舍，整天在学校里晃，这就成了另一种无聊。为了改变这种无聊我背着电脑到图书馆写所谓的小说，也开始大量上网。
写作这件事本来是一个人猫在小黑屋里做的，可网络改变了一切。鱼找鱼，虾找虾，在网络上各色人等都找到了组织，写东西的人越来越多。当我跟一个以前认识的朋友承认我在写小说，他吃惊地盯着我说，不会吧，现在是个人都写小说。
我写小说不爱构思。开始阶段，写完了也不回头看，不改。后来知道改了，改的也很少，只是养成了分析自己小说的毛病。这个毛病是慢慢养成的，到写完长篇以后达到了顶峰。我反复考虑我为什么会这样写，我到底想说什么，是什么念头在作祟。我也考虑哪些主题是我反复涉及的，那些是显性主题，哪些是隐性主题，哪些是暗度陈仓，哪些是借尸还魂，哪些是隔岸观火。在这四年里我的想法有了哪些变化。补充一点，我不搞对自己精神分析那套，那是摧残别人的把戏。要分析自己只要诚实足矣，虽然对自己说实话比对别人说还难。这是个挺痛苦的过程，但是非常有帮助。而且我发现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关心的事物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但比起这些，我更关心的是过去四年我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一般来说写作的人过的是一种文学生活，写的字是文学的，接触的书是文学的，周围的人是文学的或者艺术的，讨论的轶事是有关文学艺术的，即使是小道消息也是文人艺术家的吃喝拉撒睡，可能因为文人艺术家的吃喝拉撒睡来得格外有趣味，因为相互认识，就有了点娱乐新闻的效应，让文人无法遏制的想象力有了驰骋的空间。
文学圈的人不承认文学有圈子。这里不是说什么帮派之类的小圈子，而是一种文学化的思维方式，不管这种思维方式是以回归日常还是先锋之类的面目出现，站在圈子外看，没有人能分得清那些轮番的口号，只知道文人雅士又性起了，只知道这个有看头那个没看头。原先我能感到我离那个圈子还蛮远的，对那个圈子有着好奇心，后来我就觉得不对了，常在河边走不免沾了一脚湿。
圈子这个东西相当可疑，多一个人圈子的成分就浑浊一分。圈子的构造是金字塔形的，有层层下达的权力机构，为了谋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其成员必定同心协力。今天看了个新闻说布什的弟媳准备揭布什家族的丑。她之所以敢站出来是因为无论如何她也分不到布什家族的一杯羹，她被她的丈夫也就是布什的弟弟抛弃了，而且整个家族没有人站出来为她说话。她要揭露的就是为了整个家族的利益，所有成员都在言不由衷。
圈子的好处是温暖，让人觉得人间自有温情在。据说手放在《圣经》上宣誓，就算是撒谎，发出来的也是上帝的声音。
有人给我介绍过一位文学圈的社交明星，称他为“不写字的作家”。这个名称相当气壮山河。中国人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对无招胜有招这类邪事格外佩服。当初王小波就以“文坛外的高手”而享誉全国，据说这个提法来自于某媒体的记者，之所以连我都知道这个，是因为他对此文案格外得意，同业中人也对此钦佩不已。这个命名撬开了“沉默的大多数”（自然是文坛外的）的嘴巴。王小波是我尊敬的作家，我无意拿王小波说事儿，在此举例只为说明在国人眼里，不什么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之外的什么，专业不对口是多么的有蛊惑力。
我不反对一个不写字的人过一种文学生活，就像我不反对作家站柜台或坐台，可尝了几天新鲜就拿了五一劳动奖章显然是不合理的。顺着这个话题说，我倒是很希望作家能出现在其他劳动场面里，比如开开出租车，推销推销保险，做做奸商，不在于体验生活的考虑，而在于我实在看不得一个作家躺在文学的浴缸里洗完泡泡浴，出门也不知道擦干净身子，还到处跟人说自己家里还有个会冒泡的浴缸。
有人说兰波封笔去倒腾军火是一种堕落，有人说他平庸了，有人猜测是源于绝望，似乎上帝递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