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当这一切终成“历史”之后，旁观者或当事人重新拾起已经逝去的“梦”的时候，怎能心安气静？怎能面对真实的记忆？又怎能再去掂量良心的天平？
虽然，这不是“理”与“法”的问题。但“情”与“理”为什么总难在上帝的面前都绽放出灿烂的笑容？
古代哲人说“人之初，性本善。”人之所以为人，因为人不是猴子。人区别于动物只有一点点，就那么一点点，那就是人性。如果连这一点都泯灭或者丧失的话，人不仅退化为动物，而且其丑恶较动物尤甚。
世间为什么那么多人间悲剧？细想起来或者粗想起来，人间悲剧的造成多属于人类自身，而非自然灾难。
据资料显示：人间悲剧真正缘于“天灾”的仅占17％，而缘于“人祸”者却多达83％。
由此我想到：
为什么为了逃避社会责任或者道德良心，在亲人最需要的时候离开他们？不，是抛弃他们。
为什么已为人母、已为人父者，在一个生命刚刚堕地的时候，将他们弃之街头？而最堂皇的理由：为他（她）今后生活得好一些。
为什么在东南亚，儿童受到性虐待的竟高达18％，而且一些“文明”世界的脑满肠肥者为了发泄兽欲，公然在这条“绿阴通道”中肆无忌惮地表演较动物还丑恶的行为？
为什么人世间那么多妇女遭受不幸，其性虐待的比例居然高达80％。
一篇《童妓浪潮肆虐亚洲》的报告，该文作者的详尽数据发人深省：
纤细秀丽的桃丽15岁，住在世界卫生组织设于金边的康复中心接受疗伤。为了保护从妓院逃脱的童妓，这个中心相当隐秘，没有招牌亦没有门牌号码。
桃丽的父亲当兵，在1997年柬埔寨政变中丧生。母亲罗兰为了寻找活路，带着4个子女和孩子的祖母在金边附近的坎杜村住下，她的“家”是一个四面毫无遮拦的茅草棚，人就睡在地上，一家6口艰难度日。
1998年10月的一天，邻居波利称自己有办法让她家有很多钱，罗兰喜出望外，就让波利把桃丽带到金边的“一家餐馆洗碗碟”。实际上，波利却以1000美元的价格，把桃丽卖给了金边的妓院。然后给了罗兰30美元，说是餐馆老板的首次付酬。
第一晚，妓院鸨母就把桃丽带给了一个醉汉，她大哭，尖叫，极力反抗，最后醉汉只好放弃。第二天，桃丽遭到鸨母的毒打，并在惊恐、颤栗和绝望中惨遭蹂躏。这一夜的价钱是一美元！那嫖客是个警察。
桃丽的故事在柬埔寨并非“绝无仅有”。据统计，仅金边，妓女就有8万之众，其中31％年龄在12至17岁之间，她们当中至少一半是被诱骗与贩卖来的。在柬埔寨，提供童妓的妓院有数千间，妓女村也有1100个之多。距金边11公里的公路旁，竟然就竖着一个用8国文字写着“欢迎莅临使用安全套之地”的巨大招牌，这就是“闻名遐迩”的清一色越南妓女组成的“越南村”，村内每间屋门前均站着二三十名衣着性感的少女。拉皮条者则高叫：“来吧！只需5美元”，无怪乎人们把柬埔寨称为“恋童癖的天堂”。
然而，柬埔寨的童妓浪潮不过是国际性童妓淫业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而已！据“国际终止亚洲旅游业童妓运动”的资料，整个亚洲有超过100万儿童沦为娼妓；菲律宾约有10万儿童在酒吧、妓院、沙滩、街头提供性服务；越南的娼妓中20％为儿童；泰国的童妓，1996年时估计已达70万，而在贫困的泰北山区，60％至70％女孩都出卖皮肉。在过去10年里，泰国妓女人数，每年以10％上升。
贫穷，无疑是亚洲童妓淫业泛滥的主要原因。亚洲金融风暴后，货币贬值，外国游客可以用更便宜的价格寻花问柳，更刺激了淫业的猖獗；失业问题严重也令一些家庭强迫女儿卖淫赚钱，一些国际犯罪集团跨国贩卖童妓的活动，更使问题恶化。他们的淫媒经常在一些贫困村落到处打探猎物。当女童长到10岁时，淫媒就会与其父母接洽，提出极具吸引力的金钱诱惑。
童妓在任何国家都是违法的，但总是屡禁不止，这与一些国家打击不力，生怕影响所谓旅业“开放”是分不开的。联合国的报告说：1998年东南亚从事此行业的人数已达100万，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卖淫业占了国民生产总值的2％至14％。
然而，性旅游顾客主要是西方男性，他们在第三世界国家性侵犯儿童，可以逃避自己国家对这种兽行的严厉处罚。联合国宪章一再敦促各国把“从事境外儿童性剥削活动”刑事化，不少国家和地区也已立法禁止国民在海外淫侮儿童，但真正获检控者却是极少数。
与身体受伤害比，童妓在心灵上的创伤更为深重而难以愈合，不仅是由于她们失去了人生中最宝贵的童年和童贞，更因为她们不被当人看待。她们日夜都处于惊惧、羞耻、无望和抑郁中。她们意志消沉，自我否定，视自己为污秽肮脏之物，没有人生价值意识，没有未来。要修复女童心灵创伤，让她们重拾自尊，重建人生的盼望，难度极大。
重返森林
男人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这些“雄性动物”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亚当和夏娃在丛林中“造人”的时候，是否少装了几个部件，或者说，少装了管得住“魔鬼”的闸门？
我们可以将“人”与“动物”作为一个比较，“男人”有时较“雄性动物”还丑陋。
——动物是以个体或群体的生存为第一需要。当物质匮乏的时候，他们可以“同类相残”，但当食物充足，其基本生存得到满足时，“生命总呼唤着自由的阳光和空气”。换句话说，每个生命个体之间，总还能“相安无事”。
然而人呢？人性的贪婪已经不是以“生存需要”为最高原则。为了自己的“需要”，人类可以剥夺其它同类的需要，诸如食色的需要等等。“马太效应”是人类所独有，这是贪婪与智慧所生成的“定律”。财富的高度集中并永远倾向于富人的定律，哪一条不是一小部分人占有了大多数人的生存需要为代价的：我们1999年城镇居民支配收入人均为5854元，比上年增长7．9％，而占总调查量20％的高收入者却拥有42．4％的财富。
——狮子吃羚羊，饿了就吃，吃完就完，没有宣言，也没有“总结”，一切都显得自然而然。
然而人呢？那些“抛妻弃子”的丈夫和有恋童癖的阔人还有一个美丽的谎言：被抛弃者的死亡是少了一份牵挂，被遗弃者将来会有“更好的生活”等等。
我终于明白了一个百思不解的问题：为什么孤独的老人宁愿与猫狗为伴？因为猫狗是人最忠诚的朋友。它们不会因主人的穷困落泊而投井下石，更不会在伤害他人之后还编织一个凄婉动人的故事。
一个南斯拉夫人在纳粹占领期怕遭屠杀，于是带上猎枪潜入森林。二战胜利后，终于被当地居民发现。他已经在森林中生活了整整十五个年头，其语言表述能力都已退化。好心的人们将他接回了村子，送来食物并教会他重新与人交流相处。然而三年过去了，终于有一天，这孤独的老人又回到森林中去了。他是在人类社会中生活了五十年的成年人，他离群索居也仅仅十五年。是什么力量使十五年的历程否定了逝去的50年的光阴？
为什么已68岁的老人不愿与人相处而愿与羊为伴？慢慢地，我终于明白，最难相处的，不是猛兽和羔羊，而是人类自己，尤其那些“穷凶极恶”的男人。
第一篇 透视心灵冰山
人类在追求某种目的时，总力求达到一种张力最小的圆满结局，力求使自己的需要与环境的需要达到平衡。
——阿恩海姆
丹麦人佛兰·兑斯说：“人就像飘浮在海上的浮冰，露出海面的部分在阳光下显得十分的安静、平稳，而藏在海水下面的部分在阴暗中就变得倾斜、扭曲与不安。”这话虽然是对人性而言的，但我以为，海上的浮冰真有点像男人。
海上浮冰
弗兰希思在与爱妻新婚四个月后，又另有所爱，而方达在与爱妻走向殿堂的时候还向旁边的“漂亮女孩”眨眨眼睛。
如果西方人的生活与东方人有什么区别的话，那仅仅是表象而不是实质。
“喜新厌旧”成为不忠男人的一般规律。其原因故然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男人对婚姻不忠的比率较女人高出3－4倍。
王女士，58岁，为丈夫抚育了一儿一女，为此放弃了科研工作而成为十分称职的家庭主妇。当一儿一女都以“硕士”的高学历飞出巢穴的时候，其“老头子”不知什么时候“老夫聊发少年狂”，与一个妙龄少女早已如胶似漆了。最后还是不能悬崖勒马，老夫少妻双双堕入爱河。
痛定思痛之后，王女士逢人就说她发现了一个真理：男人都不是好东西。
李女士，28岁。一个人面桃花、亭亭玉立的少妇，当她在付出了自己青春而抛业离乡，踏上“月亮最圆”的西半球与心爱郎君准备“共度人生，百头偕老”时，那出身贫寒而其貌不扬的丈夫早已与她人“云雨尽欢”了。
痛定思痛后，李女士也逢人就说她发现了一个真理：男人就那么回事。
“不是东西”也好，“就那么回事”也好，这仅仅是一种现象，或者说，男人就像从来不忠于婚姻的猴子。
日本人渡边淳一在《男人这东西》中说：“男性更像雄性动物，为追逐一种肉体的快乐不断地更换对象，广泛传播自己的种子”这里，渡边淳一，从“生物学”的观点，谈到了生命个体的本能——延续自己的遗传基因是一种“动物欲望”。其实，除了动物本能的原因之外，追求快乐的本质，就是“追求死亡”，即对生命短暂的恐惧，也是一种“动物本能”。
男人，雄性动物。除了他的“动物心理”，还应该具有“人性心理”，这是人与动物仅存的区别。
丹麦人弗兰·兑斯要高明一些：“人如果还原于原始人的话，那就快乐；如果成为文明人，就痛苦。”
社会生活是男人应上的第一课。男人应该懂得：除了在女人那里去寻求肉体之欢的“雄性动物”本能之外，人还需要事业，而事业是社会活动的支柱。
我们始终把生命看做一个过程，把情感看做一个过程，把肉欲看做一个过程。
社会永远是“钟摆”，当他在“左”、“右”摇摆之后，都会回到与大地垂直的位置。
禁锢的灾难
一个禁锢太久的社会，一旦窗户开启，不知身在何处的人们，对身外一切都会感到新奇，就像刚刚学步的儿童。据西方社会学统计，儿童的求知欲是青年人的四倍，青年人是中年人的两倍，中年人是老年人的两倍。
当我们的电视荧屏开播《霍元甲》的时候，正是我们社会刚刚打开窗户的时候。于是，数百人守着一个九寸黑白电视静静等待，成了社会“求知欲望”的充分展现。
这些新奇的武打是我们舞台久违了二十年的东西。禁锢的社会，把成人变成了儿童；禁锢者的眼光，就像儿童的眼光。
禁锢，不是社会主义，正如穷困不是社会主义一样。
当屏幕过多地积淀了“雪山飞狐”和“七剑下天山”之后，人们，尤其男人们不满足于“武打要上墙”的镜头，于是人们又追求“文戏要上床”。一时间，接吻、拥抱、成为一种“模式”：女的前面跑，男的后面追。追到了，长长的吻，久久的吻，天旋地转的吻。苍山旋转，大河奔腾。双双融入草丛中。翻滚起伏的身影。树上的雌雄鸟正在完成交配……这是早期的“床上戏”的电影脚本。
后来，这种东方式的“文明”很难满足男人性心理的需要。
于是，有了像《碎片》这样纯性交的电影，有了《上海宝贝》式的小说。为满足男人心理中最黑暗的下丘脑的需要，我们好像已经不再需要理性的遮拦和过滤，在蜕化和堕落中获得了满足，像吸毒者用耗资生命的形式求得丑恶灵魂的释放。于是，我们看到了文人与情妇在宾馆中性交的镜头，描写还有□□□式的删节符号，还有着东方人的含蓄。这“太传统”，于是，我们看到了中国女人与德国男人的性交镜头，“异类”的刺激已跨越“同类”的陈旧，“叛逆”精神突破了“武戏要上墙，文戏要上床”的藩篱，真正达到了“做爱要上墙”“做爱不要房”的原始景象。
我做过一些粗略统计：大凡对色情与暴力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