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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客观上说，北京的变化确实大得惊人。这几年光居民楼盖了多少幢啊！可是我感到少数市民精神面貌的改变却大大落后于物质上的变化。就拿我所住的这幢楼来说吧，包括我们在内，不少人过去都住过大杂院，如今总算住上有起码现代化设施的楼房了。这楼从落成到现在
才两年多，可是楼下的门窗早就给自行车什么的撞得七零八碎，修一回再撞破一回。上下十二层楼，本来楼道都安有电灯，偷泡子呀，拔电线呀，如今干脆成了一片黑暗世界。有人主动做了卫生值日牌，传不上几天就没影儿了。有好心人自告奋勇打扫楼梯，刚扫完，就有专喜欢一路嗑着瓜子上楼的人，毫无心肝地把楼梯又糟踏得不像个样子。
1949 年以后，咱们这座古城也经历了一场脱胎换骨。现在看来，换骨（城市建设 ） 固然不易，城墙得一截截地拆，大楼得一层层地盖；可脱胎（改变社会风气和市民的精神面貌 ） 更要困难。
然而那正是市格的灵魂。
一九八五年
东 车 站
太不起眼了，那红白相间像块点心的街角建筑，四周开的尽是些五花八门的店铺。楼顶横着一块招牌：东城区工人俱乐部。它是那么庸常、一般。年轻的路人不会多照顾它一眼。
它已报废许多年了。它的辉煌早就归了北京站——如今又有了辉煌的西站。然而当年的东车站可威风凛凛，是北京的大门口。不论是张作霖还是吴佩孚，谁占了它就占了北京（平）。这地方冠盖往来，每日频繁。大帅们出入，东车站就得戒严，腰间挎着盒子炮、枪上刺刀的勇士们，黑压压一站就是一大片。
东车站也是我生命的一个起点。一九二七年冬天，我就是从这里随好友赵澄启程，奔向我那梦之谷的。一九三五年我又是从这里踏上人生征途，开始记者生涯的。
最令人激动的莫如从南方坐火车北归时，车过丰台站，转眼就望到东便门的角楼了。那时心激动得就跳蹦起来，温暖得像见了久别的亲人。这当儿，性急的旅客就开始从高架上取箱笼，年轻的妈妈就赶忙整理娃娃的奶品衣物，趴在窗口等着将出现在站台上的爸爸。
对于我，东车站总像座码头。从这里，我乘孤舟漂向社会，漂向人间。它曾载过我的欢乐，也驮过我的悲哀。
一九三五年七月，我就曾搭乘开往天津的一列车去《大公报》走马上任。直到一九三六年秋天调沪之前，我每月必来北平为《文艺》开一次别开生面的编委会。或在前门外的一家饭店，或是在来今雨轩。
总是由杨振声和沈从文两位做东，先辈如朱光潜、林徽因和梁宗岱每次必到，还有同辈的严文井、卞之琳、何其芳等，高谈阔论，无拘无束。
傍晚，我又搭车回报社了。
七七事变那天我在上海。我是奉报社之命搭飞机赶到卢沟桥的。 从那以后，东车站就从我生活中消失了将近十年。不，一九四六年我也是飞到北平的。战争期间，常沿火车路线打拉锯战。全线修复是件大工程。
一直到一九四九年仲夏，我才随香港地下党坐船在烟台登陆，过济南时省委还设宴招待——事后方知坐在主人席上的是康生。
我又回到东车站——回到北京（平）了。
终生难忘的是一九五七年划右之后，那年四月我就在外单位一同志押解下，前往柏各庄农场。当时我才四十八岁，是背着自己的大铺盖卷儿进的东车站。也许是怕我跑掉，他总让我在头里走。上了车，我们对面坐。这位大概常出差坐夜车，午夜他打开个包包，掏出一瓶酒，摊开下酒的花生，就自饮自酌起来。我这被押解的，就茫然地望着车窗外的夜空，思念着已经下放的洁若和丢下的三个囝囝。
五十年代初我去湖南土改和六十年代末下湖北五七干校，都是从东车站出发的。后一次心情最渺茫、恐慌，以为此生只好葬身渤海湾或咸宁山沟里了。
如今，我每次去中央文史馆必走过这座东车站的遗址。对我来说，它不仅是个车站，而且在我的生命史上它起过界石的作用。离开它时，我曾暗自抹过泪；车进站时，我的心也曾怦怦跳过。
（原载《美文》，1996年第9期）
一个北京人的呼吁
一、文明始自安全
一个城市文明不文明，可以从许多不同的角度考核。公共汽车上有无让座的风尚，地上有无痰迹，售货员对顾客礼不礼貌，路人拾金昧不昧等等。这些，每一项都可成为考核的标准。但我认为最起码的文明，是安全。
安全的范围很广。在纽约，晚十点以后就很少有人敢坐地铁了，因为夜静人稀，在车厢里或车站上，都可能遭到歹徒的抢劫甚至伤害。这样的城市，楼房再高，霓虹灯再花哨，也不文明。文革期间，有人劝我出门不可戴手表，说曾有坏人看中了谁的手表，就跟踪到公共厕所里，为了抢表，就用利刃把戴表的手腕剁断。
今天，生活在我们的城市里，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因为威胁市民的那些哥儿们已经各得其所了。最近，马路上的秩序也大为改观。然而另外还一种东西，不时还在威胁着市民的安全。有时是一口敞开盖子的煤气或自来水的检查井，有时是为了这样那样原因而挖的一些坑沟。周围既未用障碍物圈起，晚上当然更不会点个红灯。这些，不期而然地对市民就形成了一种陷阱，一种威胁。
这方面的有欠文明，主要是由于市基建以及水电工程工作程序（或者说作风 ） 的虎头蛇尾。往往检查完一个什么井或修完一座建筑，草草扫尾就一走了之。于是，遗下了后患。三年前，我的一位老友的快婿——优秀的青年建筑师，在南池子就为了躲马路上一堆杂土，被 后边的汽车轧死了。又比如天坛刨了些坑预备种树，后来改了点，有的坑作废，但并不填上，有些浇树的自来水管露在地面上。玉渊潭公园有些树因故锯掉，地面还露着半尺来高的墩子。所有这些，对游人都成为绊索。近年来基建方面大有进步，每完成一座楼必给修条路。然而修路前并不砸夯，就慌忙把砖铺上。阴天下雨，地面下陷，砖也随之陷了下去。例如燕京饭店西侧的砖地，有一处已成凹形。我亲眼看到两个老人在那里栽了跟头。
建议市政当局像对消防那样，对各类施工人员作出规定，一定要确保市民老少行路安全。凡由于安全措施不周而造成的伤害，应准许市民控告有关方面，并要求赔偿。
一个文明的城市首先得让人们在里面走着放心，不用担惊受怕。
二、文明小议
煞风景
你能设想在秦始皇陵兵马俑中间架起一尊迫击炮，或在周铜汉瓦旁边摆上一台录音机吗？然而这样的事正在天坛发生。在巍峨辉煌的祈年殿前面那气派万千的方场中央，距离白玉栏杆数米处，近来一直停放着一辆桔黄色的小轿车。车身油漆剥落，车窗也已破，是用马粪纸堵着。据说放在那里的用途是：供游人站在车旁，以高峻雄浑的古建筑为背景，拍时髦照片！
看来文物名胜的保护，不仅仅是个禁止游人在墙上留名题字的问题。 后无来者
我最怕那种有弹簧的活动门。星期天早餐时刻，我站在附近有这种活动门的小饭馆作了一次公德调查。在七八分钟内，进出了二十来位顾客。大部分是把门推开，人进去后，任那扇门往后绷去，好像后边并无来者。有时里外同时对推，相持不让，最后总是弱者退了下来。一个运动员打扮的小伙子把门推到极限，门猛地绷回来。幸好后边是个中年人，他挨了一下打，也随口骂了声难听的。一个抱娃娃的妇女走上台阶，我替她捏把汗。看来她很有经验：她倒退着进门，娃娃没撞着，她背上可狠狠地挨了一下。只有一位 70 开外的老婆婆，当她看见里头走出个小姑娘，手里托着同她年龄很不相称的那么一大叠油饼时，就主动替她拉开门，一面轻声宽慰她说：姑娘，放心，我等你。
星期天早晨如此，平时赶着上班，就不堪设想了！
圈套和陷阱
公园里或人行道旁，只要是兴建过土木的地方，就常有一截截一二尺长的钢骨弯弯地露出地面，活像套狼用的那种圈圈。有时看到拔掉旧树后未填的深坑，或敞着口（铁盖撂在一旁 ） 的水表井，很像猎虎挖的那种陷阱。
我想，最起码也是最重要的文明应该是保障市民（包括老弱病残 ） 生活得安全。
三、向城市建设部门进三言
屋顶何不成花园？
可以从各种角度判断一个城市文明不文明。其中之一，是看它的市民工余是聚在剧院、公园、体育场里，还是满处遛大街。然而居民住得窄，又没处可去，就只好遛大街。
年年一到盛夏，北京通衢大道——尤其像工人体育馆那样空敞地带，夜晚必有成百上千的男女老幼蹲坐在人行道边乘凉，有的赤背，有的手摇芭蕉扇。我估计这景象可能不限于北京。我一方面同情他们是热得无可奈何，可又觉得实在有碍观瞻。
每逢我走过高层建筑群，例如前三门或复外大街，团结湖或劲松，心里总冒出个问号：为什么让那些楼顶光秃秃的（至多有座天线 ），而不利用一下？每幢楼的屋顶都有上百米的空间，丈量一下看，全市那么多幢楼房，该有多少千、多少万米的空间，一年四季都那么白白 空闲着——而且都是阳光最足，空气最新鲜，月色最美的地方呢！倘若拾掇拾掇，变成屋顶花园，老头儿早晨可以上去打太极，晚上可以开个茶座，打点子灯谜，举办个舞会，岂不就会减少马路上的人口，又大大丰富首都的文化生活！这么一来，还可以消除现代高层建筑的一个严重缺陷：同住一幢楼。却老死不相识，更谈不上邻里关系！
该有座北京市的博物馆了
几年前在参观芝加哥工业科学馆时，转来转去，忽然转进一个昏暗的角落，脚下踩的不再是地毯，而是坎坷不平的石板道，恍惚间仿佛来到了上海八仙桥后面的弄堂。原来那是仿照上世纪芝加哥一段街道修建的。马路两旁点的是瓦斯路灯，道旁还停着一辆旧式马车。店铺矮而简陋，好像还有位一手打着阳伞、一手提了长裙的时髦妇女正在漫步。没有图表，也不用文字说明，游人（包括当代的芝加哥小市民 ） 心里自然就有了今昔对比。
北京城何尝不在变！今天，年轻的市民连城墙也未必见过。他们可知道民国初年街上点的是什么路灯？居民怎么买井水？粪便如何处理？花市、猪羊市、骡马市，当年是个什么样子？东四、西单还有牌楼？
当然，从民俗学的角度看老北京，也是满有意思的。光就婚丧仪仗来说，就够热闹的。阔人讲究六十四人大杠，穷的是穿心杠。喜轿前头的刀枪斧戟讲究排满半条街。还有雍和宫的打鬼，国子监的祭孔，以及一年到头举行的庙会，真有说不尽的热闹。
这么一座以这古老城市的政治史和社会史为内容的博物馆，不但会吸引外国旅游者，更有助于本地市民的寻根。
实物之外，倘若陈设些像收租院那样的雕塑，或国外早已流行的蜡人，就会更加生动逼真，引人入胜。
要有一个保修期
买块表，照例要保修一年半载。我常想问：建筑公司盖完一幢大楼，交工后保不保修？保多久？还是一交了事？
一到夏季，我们这座交工不及两年的新楼（复外二十一号 ） 里，就怨声载道了。首先，楼上单元里一淋浴，楼下单元的墙上先是画起地图，接着灰水就淌了下来。同是窗户，少数几个有伸缩，可以开大开小（其实，至多用上不到一尺的金属柄 ），多数窗户是要么全开，要么全关，表现出为了省下那尺把金属柄，毫不把使用者的利益放在眼里的风格。走廊一排的纱窗更妙了。一共是十六扇窗户。两边各四扇安了纱窗，中间八扇不安。这么一来，走廊中间的八扇一打开，蚊蝇照样飞进，而两旁各四扇的纱窗就完全成了摆设。
楼盖完，总要验收吧。验收者则不见得是居住人。从样子看，窗户大致安了纱窗，有的窗户还可以自由伸缩。于是，字一签，工一交，就完事大吉。真正的验收者应当是第一批住进去的人。
过去不搞投标，尚且如此。今后，要靠缩短工期、降低造价来夺标，这种在细小处的偷工减料，更得严加防止了。
我建议仿照钟表业，建筑公司交工后，也得有个保修期。在这期间，楼内大小毛病须由原公司负责修理，夺标者在质量上搞小动作的，应受处罚。
四、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