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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大早，周扬在涂满白霜的操场召开的大会上，严肃而平静地正式宣布了这件事。他不会设想这可能是一个冤案，他倒是注意到来参加大会的人，情绪似乎有些低落，有些不安，他感到有责任，于是说了几句可圈可点的话，后来这句话就成为不断发生的无数类似悲剧的标准定性说词：
她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把孩子都拉去和自己一起去死，可见她对党和人民仇恨有多深。
周扬虽然这样平静，我想他的心里也不会毫无感觉。也可能就是在这样惨绝人寰的悲剧频频发生的情况下，他放了我妈妈一马，没有继续穷追猛打。反正我爸已经在押了，加压太狠了还会出新的悲剧。接二连三出这样的惨案，将会影响节日般革命中的欢快。
也可能在延安，他当时真正明白的是：我妈这种人，也是非常难缠的人，不可能很快就被轻易击垮，然后俯首称臣，慢慢地自愿改造。当时他果断挥挥手，说：今天到这儿了，算了。明天等通知。掌握斗争会是门艺术，当时周扬在文艺界算是高手了。到了文化大革命他才明白，狠手后头还有更狠的手。应该说，周扬在老年时期，或许是在狱中就开始恢复了推己及人的能力，慢慢开始反省或忏悔自己当年的“原则至上”祸及多少无辜者，这在中国的确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例子。他或许不知道，这时的果断结束会议，居然救了我一条命。
第五部分第十七章 运动就是生命
这个故事，是我干爹在一九五六年的一个晚上来我家和爸爸喝酒，以为我睡着的时候陆陆续续讲的。我当时听得浑身滚烫，鼻子发酸。我妈就这样回到自己的窑洞，就这样抱起了我，二话没说，奔出窑洞，要把我送到医院。
几十年以后我到延安，晚上还是如此的死寂与荒凉。那时我们住的窑洞离开号称中央医院的地方，还隔着几道山梁。半夜三更，十冬腊月，荒山里到处有恶狼在悠闲地散步。我妈生我哥哥的时候，就有只恶狼来造访，所以我哥哥才起了郎郎这个名字。以后有机会我再慢慢给你讲这个故事。
我妈当时什么都没想，就抱着我冲入黑夜。我现在都无法想象她是如何爬过那几道山梁，而且还要过一条河。没有任何光源，那时人们走夜道只有用火把，就是有人带电筒来延安，也没地方去买电池。她抱着我跑了大半夜，第二天清晨浑身脏土和汗水的她，把我抱到了医院。医生听了听，量了量体温说：急性肺炎。〖〗《陈布文像》，爸爸画的妈妈可是医院里病床已经满了，况且看看我那个样子，不像有活的希望。医生看看我妈妈那个样子，就知道我妈绝不是个什么重要人物，也不是任何重要人物的太太。如果是，这时不会是这个样子。好在那时候革命同志有限，人情味还是很浓的。医生诚恳地说，医疗设备有限，人员也有限，你自己照顾孩子吧。
我妈妈很懂这一套，她很知足地找到屋角的一个草垫子，好心的护士给了她一个床单，妈妈就把我放在那里。
妈妈就守在我身边，给我喂水。等护士发药的时候，妈妈就要来一份，给我喂药。我就这样大模大样、无声无息地在那里躺了两个星期，居然一天我“哇”地一声哭了出来。妈妈也哭了起来，护士说：哈，这孩子竟然活过来了，你还哭什么哭？
妈妈这时候才慢慢缓了过来。这时她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可以看见了，本来她以为自己从此就瞎了。是发现我掉到地下，一着急眼睛就好了？还是在荒野中找路的时候，就看见了？要不就是在照顾我的这些天，因为需要眼睛，所以视觉就奇迹般地恢复了？虽然这都不合乎医学常识，奇迹就在我们家最麻烦的时候出现了。
这都是奇迹，要不她看不见如何走了几十里的山路，怎么过的河？就是她可以看见的时候，平时她也做不到。半夜三更自己翻几道山梁，要过一条河，还要同时听着狼大爷们爽朗的笑声。
后来很多年，她还说是我治好了她的眼睛。我心里清楚地知道是她怎么捡回来了我的这条命。好在那时候组织是很体谅人的，周扬也是个关心运动健康发展的人，看我妈也是交待不出来什么东西了，我又命在旦夕，就把我们娘儿俩扔在医院里没人管了。
我妈妈就这样把我从死神手里给生拉硬拽回来了，还顺便把眼睛给治好了，还顺便躲过了这场扒层人皮的运动，名字还很好听：抢救运动。嘿。
这个故事，是我干爹在一九五六年的一个晚上来我家和爸爸喝酒，以为我睡着的时候陆陆续续讲的。我当时听得浑身滚烫，鼻子发酸。
那时和我们家走动最多的就是我干爹朱老丹，他就是后来黄永玉先生写的《大胖子张老闷儿》的原型。
朱丹先生和别的闹革命的不大一样。那时许多革命者都是苦大仇深，走投无路的，造反的多数是逼上梁山，造反好分田地、分铜钱。他不一样，是柴大官人上梁山，花钱闹革命。
还有一些像我爸那样有家不能回的流亡学生。他可不是，据说家里是银行家，看他的样子不用化装就是活脱一个银行家的谱儿，又高又胖，满面红光。从小在家一直美食不断，后来又爱上了艺术。据说在学画期间，曾经是李可染伯伯的同学。虽然画得没有李可染好，可是人缘非常不错，和李可染伯伯一直是好朋友。其实他们两个都是爱国热血青年，因为抗日结社，所以他们都不得不离开了学校。李可染先生后来到武汉在政治部三厅郭沫若先生的麾下用画笔参加抗日。
朱丹伯伯就奔赴延安了，他在一二九学生运动时期就已经在党的领导下成了学生领袖。他那个块头，他那个豪爽快乐的性格，在革命队伍中，绝对是个另类。据说，他要不是让毛泽东喜欢上了，早就被革命熔炉淘汰八回了。
他不是个很会当官儿的人，而是个热爱生活的人。
他的幽默在于自己享受幽默，从小就给我讲了无数的笑话，有自己编的，也有趸来的。每次都是他一边讲自己一边笑，往往自己笑出了眼泪使得笑话不能一次讲完。他不管听众笑不笑，自己先笑好了再说。
哪里有他，哪里就有笑声。
小时候，他最喜欢我。因为我很迟钝，说话很慢，成了他幽默的最佳发挥对象。在哈尔滨，我们两家就住在隔壁，他们家没有孩子又非常喜欢我，经常给我吃零食，我自然很喜欢去。我那时才四岁，每次他给了什么吃的东西，我都要慢条斯理地问：这是什么？然后学会了一个新的名词。比如，他给我牛肉干，就告诉我这是耗子肉，下回我推门进去，就说：朱丹伯伯，我想吃耗子肉。他就笑得昏天黑地，李纳阿姨也笑得开心，就又给我一小块儿“耗子肉”。
我在他家第一次吃到了起司，不知道那是什么。他问我好不好吃，我点点头，我问他这是什么？他告诉我这是：臭脚丫泥蘸牛奶。我很严肃地点点头。他可是乐不可支，眼泪又出来了。以后我又去，慢慢地说：朱丹伯伯，我要吃脚丫泥蘸牛奶，他和李纳阿姨两个人都笑得昏天黑地。我还是平静耐心地等他们笑完以后拿给我吃。他们看我的样子，一笑再笑。我自己很严肃，不知道他们怎么那么开心。可能我可以让冷面著称的李纳阿姨这么大笑，有助于健康，有助于家庭气氛，所以很受他们两口子的欢迎。
他们就和我爸我妈商量，干脆把我送给他们算了。因为我们家孩子太多，而且以男孩子为患。我爸我妈好像没什么意见，就问我，我当时觉得朱丹伯伯不错，可是怎么就要变成我爸爸呢？我倒不是不愿意，就是不大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那是脑子特别迟钝。可能就是这样才得到他们夫妻的青睐。他们看我不甚了然，就先认他为干爹，慢慢适应，以后再说。
后来进了北京，我住在学校。到了周末有时候就回家，有时候就回朱丹伯伯家。那时候从云南来了一个小孩，他的名字是李小护，比我小半岁，是李纳阿姨亲戚家的孩子，于是朱丹伯伯就有了一个自己的亲儿子，于是我就有了一个弟弟。直到现在我们还是以兄弟相称。
朱丹伯伯进城以后，在历次运动中就不断地犯错误。
他和别人犯错误不一样，既不是男女关系问题，也不是和金钱或权利有关系。现在想想似乎他的所有错误就是因为他喜欢吃喝玩乐。三反运动，他就被以浪费的罪名给运动下来了。按照他的条件，早就可以青云直上，可是他心地善良，还没有心计，所以乌纱虽有，可惜忽大忽小。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快乐的人生。
那些年的官场飘忽不定，尤其是文学艺术界简直就是扑朔迷离。有人官儿越做越大，汽车越坐越小；有人汽车越坐越大，房子越住越小。反正都有个方向性，他是没准，过一两年就搬一回家，同时换一个单位。上下沉浮，没准儿。他有事没事愿意来找我爸聊天，因为他知道我爸这人我妈这人，都是和他一样的艺术家，不在乎他那天是坐汽车来的，还是坐三轮来的。尽管性格不同，但是他们在一起聊，一定高兴。他一高升，他一被贬，准来我们家看我爸，还一定带来好酒。
第五部分第十八章 春光明媚（1）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那就意味着过去铁与血的革命时代一去不复返了。那么，艺术家可以开始自己的美梦了，当战士的日子结束了，终于走到实现当年向往革命的初衷了。一九五六年，夏季里炎热的一天。那天傍晚朱丹伯伯特别兴奋，带来酒菜在我们家吃晚饭，和我爸我妈一起畅谈。我虽然不知道确切的原因，但我也跟着高兴，他一高兴我就有可能得到具体的好处，比如带我去吃饭，比如带我去听相声，看京戏。
后来我从他们字里行间才慢慢明白他们为什么高兴，当然这主要是靠我睡觉以后断断续续听到的他们的笑声和交谈。我虽然已经十二岁了，还没有参加他们谈心的资格。好在当时我们家的房子隔音不好，我才能一边用矿石收音机听音乐，一边听他们侃山。那时中国的各种房子隔音都不好，甚至中央首长的房子也没认真注意这件事情。不信你到庐山去住住当年属于宋美龄女士，后来毛泽东居住过的别墅，现在花三百多人民币就可以入住一晚，那里的隔音和那时候我们家的隔音水平差不离。当时使他们如此兴奋的话题是关于《万象》杂志，这个三十年代上海滩摩登杂志，将以同仁杂志的方式在北京复刊，然后是如何编辑，如何出版的话题。另一个话题是我爸准备响应号召：艺术家职业化，不再继续当教授了，也不当文艺官僚了。这就是说他如今有机会，回到自己年轻时代的梦想，成为一个职业艺术家，新时代使他们梦想成真。
做个真正的艺术家。如今没有政治的压迫了，也没有经济的困境了，再加上开国后各方面的惯性优势，他们觉得等《万象》杂志复刊后，一定要比官方杂志好看得多，发行出去一定销量惊人，我父亲靠编杂志、画画就足可以养家糊口了。还是姜德明先生的回忆比我细致，他当时已经在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人民日报》供职，据说他最高职位曾经做到《人民日报》出版社社长，现在是北京最有名的藏书家了。他在《万象闲笔》中回忆道：其实还有胎死腹中的一本《万象》杂志，更值得一谈。那是发生在一九五六年夏天的故事。当时一部分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比较成熟的作家、画家，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感召下，经文化部批准，拟办一本图文并茂的综合性文艺杂志，定名为《万象》，并成立了十个人组成的筹委会，名单是：吴祖光、郁风、张光宇、张仃、胡考、丁聪、黄苗子、华君武、龚之方、叶浅予。画家张仃还拟订过一份栏目安排，内容计划。“创刊号”业已编就，其中有：
张仃：《毕加索访问记》，
郁风：《衣饰杂论》，
吴祖光：《回忆一出最糟糕的剧》，
艾青：《我写过一首最坏的诗》，
叶恭绰：《颜鲁公的书法》，
曹禺：《论莎士比亚》
……
这在当时是多么吸引人的一些题目。不想一夜之间，反右派的风暴袭来，一份不曾问世的《万象》要目竟变成反党罪证，“二流堂”复活的宣言。“创刊号”主要作者几乎都被打成右派分子，仅有曹禺一人得以保全。尽管刊物未能办成，照样可以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