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雄”字认识的人多，所以我们大家以为他的大名就是黄绍雄。
第五部分第二十一章 隔壁童话楼（2）
黄绍竑先生原来是桂系重要人物，和白崇禧、李宗仁齐名，担任过广西省政府主席。在一九二七年，支持与参与了蒋介石清党的密谋。在抗日战争时期，一九三七年担任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部长，主管作战计划。后来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指挥国民党军队在正定太原一路的抗日防御作战。一九三八年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他在任内热情接待过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到浙江视察新四军部队。
一九四九年一月，国共和平谈判期间，黄先生为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四月随谈判代表团到北平和中国共产党代表进行谈判。后来由国民党和平谈判代表团推定他回南京，劝告国民党当局接受双方代表商定的“和平协议”。
一九四九年八月，他从香港回到北京，九月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历任国家政务院政务委员、中国人民国防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常委兼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但是，如今这些大学生没有提任何一句他这些历史上的“丰功伟绩”，而是把他当年反共的老底儿都揭了出来。另一方面，他们重点是要挖出他们的右派同学——林希翎的根子，他们认为那就是黄绍竑先生。
我们这些孩子，不可能知道这么复杂的历史，只是感到奇怪，这么反动的人物，为什么共产党给了他这么高的待遇？还要有解放军给他当警卫？真是搞不明白。
许多激动的大学生，就开始擂打六十五号的大红门。
“黄绍雄滚出来！黄绍雄滚出来！”他们愤怒地高呼，更加猛烈地擂打那大门。
这个胡同简直就是人山人海，塞满了大学生和看热闹的群众。
突然，大门上的小门轻轻的打开了，人群顿时就静了下来。一个解放军班长站了出来，学生们一时不知所措了。一个学生的头头走了上来，对那个军人说：
我们要进去把黄绍雄拉出来批判，你应该站在人民一边。
那个军人客气但是冷静地说：
他不在家，出去开会了。再说，这所房子是国家的公共财物，你们的革命热情我可以理解，但是希望你们爱护公共财物。我们的任务就是保证这所房子的安全和完整。希望你们配合我们的工作。
说完，就进去关上门了。
那个学生领袖冷静了一些，但是还不甘心，就对那些学生说：
同学们，我们就在这里等他回来，不抓到黄绍雄誓不罢休！
誓不罢休！誓不罢休！
学生们热烈地呼应。我们孩子跑来跑去，不知道今天这出戏，会是怎样的结尾。
就在这个时候，一辆黑色的小汽车开了过来，学生们立刻兴奋无比，就潮水般地涌了过去。他们朝那个小车高速地挥舞着手中的小旗子，高呼着口号。汽车缓慢了下来，我探头一看汽车里坐的是我干爹朱老丹。我们几个孩子都认识他，就齐声大喊：你们弄错了，这不是黄绍雄，你们弄错了。
学生们一愣，我看朱丹伯伯连连对司机挥挥手，要他赶紧开走。
汽车就绝尘而去。我知道，他要司机绕道走我们大雅宝胡同宿舍的前门了。
学生们一下又泄了气，有些人都喊累了，就靠在墙根儿坐下来休息。
这时候凄厉的救护车的警笛从远处传来，一辆白色救护车急速开来，人们纷纷闪开，就连激动的学生也都傻了。救护车开到门口，军人们麻利地打开大门。救护车冲了进去，大门又迅速关上。沙贝说了声：上！
我们几个孩子调头，回到我们院儿，若干秒以后，我们都趴到房上了。
救护车就停在院子中间，几个穿白大褂的医务人员冲进了小楼。一会儿，他们抬着担架出来了，一个老人面色苍白、人事不知地躺在担架上。我的冰雪公主，今天也苍白如纸。她抬起眼来似乎看到了我，但是，似乎没看到我，她的目光透视而过。我的脸也煞白了。一个老太太拉住她的手，静静地站在路边。整个过程没有人说一句话。他们家的一个年轻人匆匆跳上了车，车门一关，救护车又凄厉地叫了起来。
大门一开，救护车冲了出去。这次居然没有一个大学生去阻挡那辆救护车，他们惊愕地站在那里，看那救护车迅速地消失了。
大门没有关，那个军人再度站了出来，说：人已经自杀了，你们可以回去了。
大学生领袖和其他人没有再说什么，就默默收拾东西，集合队伍。周围的百姓和我们这些孩子，也没有人说话。默默看他们走了，也就四散了。我们都被这个场景深深地震动了，谁都没来得及有任何反应。
我回到家里，家里也静得出奇。
朱丹伯伯和爸爸、妈妈在里屋小声说话，和不久前我干爹来时候轰轰烈烈、笑声贯云的情景，简直是天上地下。我知道，这不祥的宁静，也许预示着暴风雨就要来临了。〖〗爸爸、姐姐和我们五兄弟（摄于九十年代）人们说我们大雅宝是风水宝地，人们真没说错。
在这个时代大风暴中，每个人的命运真是无法预测的。
我爸爸是那个企图复刊出版的反动刊物《万象》主要参与者，还担任了召集人，并且还自己编纂了第一期的栏目，自己还写了文章，还画了画。如果要打他一个右派，材料是足够的。
但是，历史是许多必然和许多偶然的重叠，尤其是中国现代史更加不可预计。
当人们都认为，我爸爸必定是板上钉钉的右派了，连《人民日报》的姜德明先生都以为我爸爸早就已经打成右派了。
突然，上级决定，要我爸爸立刻走马上任，担任中央美术学院反右领导小组的组长。
中央美术学院的一些老教授，以为我爸爸一定是个官场的权术高手、老手，在复杂的斗争漩涡中推翻了江丰先生，夺取了这个运动的领导权。
他们哪里知道，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游戏，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一种故事。江丰先生自己也知道其中的复杂，毛泽东亲自点他名字要把他打成右派，这是下面谁都没有办法的事情。后来，一直到最后江丰先生都是我爸爸的好朋友。
而这个运动游戏，还必须要一个符合这样标准的人，来当头头。这就是必须要一个从延安来的人当领导，当时就阴错阳差，我爸爸就让人家一把从悬崖边上给拉回来，还推上了领导地位。这一切都是上级的安排。连要按照比例打多少右派，也都是上级安排的。中央美术学院和其他单位一样，右派必须要有一个百分比，于是，就有一些老师和学生被打成了右派。
从历史来看，我父亲应该对此承担多大的责任，这我不知道。这要后人来评说，如果他们有了更翔实的材料，有了更深入的研究。
我只知道，大雅宝是个风水宝地，一九五七年我们大雅宝这个院子，居然没有出一个右派。被打成右派的教授彦涵先生、袁迈先生等，在我们这群大雅宝的孩子们来看，这都是由于他们搬出了我们大雅宝。他们真不应该离开这个风水宝地。
事实是所有当时还住在大雅宝的教授，没有一个被打成右派。按照当时上级要求的比例数字，这简直是不可能的，简直是个奇迹。
那里就是风水宝地，就是一个发生童话的地方，讲述童话的地方，继续发展童话的地方。这就是我们的大雅宝。
我怀念所有在大雅宝生活过的人，那个一去不复返的童话年华。
我甚至怀念昔日的隔壁童话楼，那个白发老人和那个童话里的公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