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雅宝旧事- 第2部分

第一部分第二章　大喜的日子

　　　　他用南方的国语读道：要在“启发人民的政治觉悟，鼓励人民的劳动热情”的纲领下，创造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中国美术。那是一九五〇年吧，我才六岁。我妈说我五岁，因为我妈什么事情都记不太清楚，看我的样子又神不守舍，觉得我大概还很小。就算是五岁吧。其实我什么都记得，什么都知道。可是我似乎有些语言障碍，除非讲故事，其他时间就很少说话了。　　　　
　　　　到一九五〇年四月一日，在建国半年以后的大喜日子里，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了，有人说就是这一天我老爸他们一起坐在大礼堂的舞台上，徐悲鸿老先生极其严肃认真地读出了发言稿。　　　　
　　　　他用南方的国语读道：要在“启发人民的政治觉悟，鼓励人民的劳动热情”的纲领下，创造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中国美术。　　　　
　　　　他老人家真是够不容易，过去办学，最多有个办学宗旨就行了，现在就得有个纲领了，就要跟着纲领走，还得仔细明白纲领的含义。如果用画幅来启发中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实在不是很容易的。因为那时候，他老先生并没有机会读过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穿军装来的这些人，都参加过这个座谈会，早就都背得滚瓜烂熟。所以对这个纲领，他们就很容易理解了。那时候，徐老先生肯定还暂时晕着呢。　　　　
　　　　台下国立艺专的老师，不，现在一夜之间都变成了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师了。譬如教国画的李可染先生会明白个大概齐，他曾经当过进步学生，对这种术语不算陌生。况且，他和另一位穿黄军装的朱丹先生，是当年一起学画的老同学。朱丹恰好是个革命队伍中的稀有动物，官不小，架子不大。有这样的朋友心里踏实多了。况且，李可染的太太也是向往革命、勇往直前的新青年，有邹佩珠女士相伴，他就不至于一头雾水了。新名词再多，架不住整天体会，还是可以明白个大概齐的。　　　　
　　　　董希文先生呢？油画功夫了得，人们都知道他是法国派的油画家。那时候法国油画家和革命者的意思差不多，因为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是以反不反法西斯作为革命与否的界限。后来，在世界形势变化以后，在中国“法国油画家”就和反动派的意思差不多了，当然那是后话。　　　　
　　　　一九四〇年在延安，那些美术工作者们对马蒂斯、毕加索等人的西方现代绘画曾经进行了批判，据说这和我老爸在延安搞了个《人像展览会》有关系。他在上海和张光宇、张正宇兄弟一块儿现代过一把，当然他是小老弟，那时还有叶浅予、特伟、胡考、鲁少飞等等，都一起玩漫画。　　　　
　　　　我老爸不知怎么想的，到了革命圣地，还不忘他的上海摩登漫画。自作主张一口气画遍了延安文艺界的各位朋友的漫画像，兴致勃勃，就开始办展览会。　　　　
　　　　可是他没想到那时候大家都已经是公家的人了，差不多都有了一官半职，或者将来会有更高的一官半职什么的。所以大家自然不高兴了，这可不是在上海滩玩闹的时候了。　　　　
　　　　有人记得，当时一位领导看了勃然大怒，说：怎么居然把刘白羽同志画成了一只兔子？其实我爸不会真那样做，只是那位首长不明白，漫画像就是必须夸张。您看着像兔子，其实那真的不是兔子，那绝对是刘白羽先生的漫画像。想当年胡考在《万象》杂志上画的蒋中正，你可以说像把菜刀，吴稚晖大概是棵白菜，孙科整个就是一个踢坏了的足球，谁看了都觉得有趣，当局也没因此把胡考怎么样。延安应该有一个更自由活泼、更宽松的艺术环境。　　　　
　　　　可是在思想革命的熔炉中心，我爸却被警告了。好在鲁艺担任美术系主任的江丰先生也是从上海来的，至少他见过这些，对我爸的疯疯癫癫就有所了解，要不是他的关照可能我爸早就该遇到麻烦了。　　　　
　　　　好像就从那时候开始，我党就明确规定了，不许画革命同志的漫画像，更不许画任何领导同志的漫画像。一直到一九八几年胡耀邦当上领导人的时候，才允许画家幽了他一默。但是很快就被有关方面坚决制止了，至今规定不能乱画依然有效，似乎还是永不过时的样子。中国人实在是个严肃的民族。过去谁敢给当权者画出漫画像，谁就是外来势力派来的敌人或者是心怀不满、别有用心的异己分子。于是我们就这样一直绷住严肃至今。　　　　
　　　　在延安时江丰先生和胡蛮先生虽然认为这些现代绘画和形式主义倾向是一种歪风，还没有上升到认为这是特务进攻延安的一种战术，那会儿大家还都比较正常，因为还没开始搞运动呢，玩儿的游戏规则大家还都能明白。　　　　
　　　　我爸虽然人还不错，传播这个歪风还是不好的。他就是那个歪风的代表了，最好反掉我爸身上那个现代派的歪风，留下一个我的革命爸爸。好在战争时期，人们不会那么较真。战争时期什么都可能发生。果然。　　　　
　　　　一九四五年三月，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毕加索的文章《我为什么加入共产党》，并刊登了他的作品《踏着圆球的女孩》。那时人们就明白了，毕加索是自己人，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士。那样一个知名人物，投身到共产党阵营，说明真理的召唤，货真价实。　　　　
　　　　对我爸来说，这简直就是老天爷的雪中送炭。于是我爸就理直气壮地从箱子底里拿出来一张毕加索油画的印刷品，把它贴在我们家的窑洞里。那时的人比后来的人简单得多，毕加索已经是自己人了，他的画就没人再批判了。这张画——就是两只眼睛长在一边、鼻孔朝天的戴帽女子头像，从延安到东北，从东北到北京一直悬挂在我们家墙上。我从小每次看到这张画，就左歪右斜甚至头顶着地，试图看出来，这个女孩子到底是怎么长的。　　　　
　　　　我爸就是这些穿黄棉袄里的一个另类，一个怪儿童，不让他玩儿都不行。　　　　
　　　　难怪他的一位老朋友华君武不无调侃地给他起了个外号：城隍庙加毕加索。　　　　
　　　　


第一部分第三章　台下的老师们（1）

　　　　中央美术学院的自由艺术家，无论他是从何而来的，无论他是画什么画的，也都着实地洗了一个烫水澡。我爸作为一个延安人到美术学院的时候，估计他的心情肯定非常复杂，真是百感交集。两个角色让他困扰，使他茫然：一会儿他是革命战士，一会儿他是画家，不同的角色要他说不同的话。　　　　
　　　　一个进步青年告诉我爸——那时候老爸还穿着黄军衣——他说：董希文是法国派的油画家，甚至留过学。颇有些汇报的意思。我老爸没有大惊小怪，反倒很好奇，问：是从法国回来的？不是，是从敦煌回来的。不过倒是真和正经八百的法国人学过油画。　　　　
　　　　他的确留过学，还真是和法国人学过画。那是在越南，在河内。他在那里学到许多地道的法国油画手法，或者说他学会了法国油画家的视觉，学到了法国绘画的真髓。如果你看过《印度支那》那个电影，你就会知道当时的越南有多少法国艺术家在那里折腾，有多么浓厚的法国意思。法国是革命的发源地，法国油画就是革命的油画。所以董希文心情愉快，在战争时期他在敦煌又临了几年的壁画。你想那个时代，愣能坚持几年在沙漠里的敦煌闭门造车，心里没有个强烈的期许，谁能呆得住？这和我爸在延安窑洞里的日子，可谓殊途同归。　　　　
　　　　董希文先生董希文的老师常书鸿先生自己决心在那里永远呆下去的时候，他多年的结发妻子实在无法忍受了，毅然决定分手了。一天，当常书鸿先生不在的时候，她一跺脚就和汽车司机远走高飞了。常先生回来以后，董希文都不知道如何通知他这个雷击般的消息。稀里糊涂说了半天，他终于听明白了之后，跳上一匹马绝尘而去。　　　　
　　　　艺术家都过的不是人的日子，可是常人还是要过人的日子。谁都没有错，错在沙漠。常先生差点儿就被无情的沙漠吞噬掉，他昏倒在无边的沙漠上。万幸的是恰好遇到了路过的地质学家孙建初和一位老工人，才捡回了一条命。但是常先生没有办法捡回过去的家，敦煌就是他的家。　　　　
　　　　那个时代的艺术家，就是这样稚拙和执着，一条道走到黑。　　　　
　　　　董希文就有福气，妻子张林英就甘心情愿和他留在敦煌，两个孩子就生在那里，定力十足。所以新中国的要求和变化对他说来没有什么不可适应的。他喜气洋洋、兴高采烈，自己孕育多年的构想，在这个新的时代就要应运而生了。大儿子叫沙贝，大概是沙海拾贝的意思，二儿子叫沙雷，大概是沙地一声雷的意思。似乎就在那时候前后，常书鸿先生画了一张很有名的油画，画面上那丛花红得像燃烧的火焰。其他静物都被那花朵吓得绷紧了弦，那画看得我两眼发直。这就是《平地一声雷》，很多年来我一直以为这是常书鸿先生要给你的感觉。后来才知道，原来这是那红花的名字。无论如何，这张画本身也是平地一声雷。　　　　
　　　　那个时代许多新派画家、文学家，觉得自己天生是个革命者，毕加索是共产党员，法国诗人艾吕亚也加入了共产党。可见艺术的革命和社会的革命是一致的，这的确是一种天真的历史误会。　　　　
　　　　其实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早就有过同样的误会，他在自传《我自己》中，把十月革命称之为：我的革命！然而，在列宁、斯大林对他盛赞之后，他在三十七岁的时候，用手枪打穿了自己的心脏。有人说：天才的诗人，这岁数在俄国是个坎儿，普希金、莱蒙托夫、叶赛宁都差不多是这个年龄死去的，都是死在手枪下。马雅可夫斯基也步上了他们的后尘。老马在哀悼自杀的叶赛宁的时候，改写过老叶这样的诗句：人活着不易，可死去更难。　　　　
　　　　老马写道：人死去不易，可活着更难。　　　　
　　　　可能这和时代无关，可能和革命无关，可能只和诗与爱情有关。　　　　
　　　　董希文在北平和平解放之前，就被地下党看中了。知道他疾恶如仇，当然憎恶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黑暗，向往一个光明的中国。知道他会留下来，就请他说服留洋回来的名医、当时担任协和医院院长的李宗恩先生留下来不要走。祖国需要他，人民需要他。其实，董希文先生并不直接认识李宗恩先生，但是他和李先生的胞弟李宗津都是油画界的朋友，他们俩都是当时油画界有名的后起之秀，都是才华横溢之辈。　　　　
　　　　可以想象，北平当时兵临城下，董希文先生为此冒着极大危险单枪匹马远赴燕京大学，就为说服李家兄弟留下。董先生一片丹心如此赤诚，当时他究竟说了些什么我们就永远不得而知了。　　　　
　　　　但是结果是我们清清楚楚知道的：李宗恩一家，李宗津一家，都因此留在北平不走了，他们没有像另一些同样留洋回来的读书人那样不得不匆匆南下。　　　　
　　　　当他们兄弟俩决定留下来的时候，可以想象董希文先生有多么高兴。北平地下党领导人比如说彭真、刘仁，一定为新中国留下了不可多得的人才而由衷地高兴。可能他们并没有想到，或许任何人都没有想到，八年之后，这兄弟二人被双双打成所谓右派，从此打入另册。历史老人开起玩笑真不含糊，让一个知名的西医大夫，一个有天赋的油画家这么兄弟俩，就因为相信了一个童话，就都成了八大山人——哭笑不得。真是哭笑不得。　　　　
　　　　那会儿，最没明白的大概是李苦禅先生，他对艺术是一腔热忱。他是画花鸟的，齐白石真正的入门弟子。他又是有名的票友，专攻铜锤。他认为艺术是相通的：他在耍钢叉的身段中，找到了笔法的韵律；他在举笔点染的时候，挥洒出唱腔委婉逦迤的痕迹。可是如今这花鸟画怎么启发中国人民的政治觉悟，他左想右想还是想不出一个所以然。


第一部分第三章　台下的老师们（2）

　　　　李苦禅先生当年是齐白石老先生最得意的弟子，齐老先生这样盛赞过他：　　　　
　　　　余门下弟子数百人，人也学我手，英也夺吾心，英也过吾，英也无敌，来日英若不享大名，天地间是无鬼神矣！李苦禅先生一个老师对一个学生的赞扬，无过于此。应该补充一句：李苦禅先生那会儿还叫李英呢。后来据艾青先生回忆，毛泽东对他的老乡——湘潭老人齐白石老先生相当的关注。可能就是因为齐老先生还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名誉教授，对这些于新社会或者新政权实在没用的花鸟画家，暂时就不好意思立马砸了他们的饭碗。据说，李苦禅先生还是曾经一度失去了教职。他曾经上书给毛泽东本人，年轻时候的李伯伯曾经在北大附设留法勤工俭学会读书，和毛泽东有过数月同窗之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