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董沙贝沙贝是第三家的长子，也是这个院儿第一个来和我打招呼的。后来，我在大雅宝真正学会北京孩子们的所有游戏，他功不可没。他黑瘦黑瘦，可是眼睛贼亮贼亮。他的怪招儿层出不穷，难怪从香港回来的黄叔叔就送给他一个大号——扭纹柴。他弟弟董沙雷就白白胖胖，整天笑眯眯的，我们一耍贫嘴他就静静地笑着，偶尔插嘴，多数时候只是微笑，比我们老实很多，什么都听哥哥的，画画没他哥哥好，可是其他所有的功课一直比哥哥好。
他爸爸就是董希文先生，当时就在家里画油画。那时候我们院儿谁家都没有画室。他妈妈张林英女士，也是杭州国立艺专毕业生，那时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他们家最大的房间功能最多，是卧室，也是画室，也是我们常去玩耍的好去处。第四家就是我们家了。
第一部分第四章 大雅宝胡同甲二号（2）
虽说我们占了北房，但远不如斗鸡坑那边那么排场。我们家紧挨着沙贝他们家。他们家的餐厅和我的卧房，中间只是隔着一面大玻璃窗，我的床就紧贴在这面大玻璃旁边，估计过去这是一家人的住房。这会儿玻璃上当然都糊上了白纸，不过他们家吃饭的香味照样一点不糟蹋地全飞过来，他们聊天的声音照样欢天喜地飞过来。到晚上他们哥儿俩的影子，就在我床旁边的窗户纸上演出大型皮影戏。我要是高兴，就和他们打个招呼，有时候也贫两句，但多数的时候，我们有话还是到院子里见面细谈。我们家大姐乔乔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儿童工作队上班了，她是从北京育才小学直接报名去的。那时她小学还没毕业呢，就居然去上班了，开国初期什么奇迹都有。我哥哥还没找回来，不知道他在哪里呢，十年以后我才知道，他那时在雅安。于是我就名正言顺继承了他的大名，就叫这个郎郎，在家里暂时权充长子。我还有三个弟弟，大伟，寥寥，沛沛。那时候沛沛还没有出生，舅舅的两个孩子还都住在我们家，那就是我的表妹陈天玲，表弟陈天明，平常就叫他们玲玲和明明。现在想来，我们家搬来最晚，住的是全院面积最大的房屋，大概和我爸爸穿过军装有关系，也大概和我们家的孩子实在太多有关系。我妈妈那时候胆子真大，后来才知道，她是不能不管的，因为我舅舅在那个混沌初开的年代，属于另一个阵营的人，形势所迫，不得不和许多人一起到青海去研究高原垦荒，由解放军照顾他们，他就无法照顾这些孩子了。妈妈只好把他们全接到我们家来住。
小院是我们家的后院，有我们的一间卫生间，一间厨房，还有一间小屋，住着我们家的阿姨和董家的阿姨张大娘。四九年以前，北京的老话叫老妈子，四九年以后人们按照新说法，都叫阿姨了。后来我们家的阿姨走了，玲玲就和张大娘住在那里。有时候明明也搬过去住，要是家里又来了客人要借宿的话。
有一次在春节的前夕，明明在被窝里偷偷燃放了一种叫做耗子屎的烟花，点着了以后，那玩意儿就嗖嗖猛转、四处乱窜，结果他把自己的被窝和张大娘的被子都给点着了，幸亏他们三人还没睡觉，昏天黑地战斗在深夜，终于乌鼻黑眼地把火给扑灭了。中院，我们搬去的时候不记得有谁在那里住了，大概正好是空着的。后来我记得搬来的是两对国际伴侣。你想想五十年代的北京，胡同里的外国人比熊猫还少。刚解放还有几个，可自从一九五〇年枪毙了意大利人李安东——报纸上说他是美国间谍，要炮打天安门——从此外国人这种稀有动物除了在大使馆和燕京大学还有，胡同里就不见踪影了。第一对是一位北朝鲜女郎嫁给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贝亚杰先生，他在这里学版画。另一对是北京美女宋怀贵嫁给了保加利亚的万曼先生，他在这里学实用美术，后来就专门设计和制作壁挂。他正好是我爸的学生。这两对儿搬到中院儿，这一片整个就轰动了。你可以想象，贝亚杰原来是捷克的国家足球队员，在北京胡同里玩摩托。宋小姐原来就是中央美院的校花，穿着月白色的布拉吉（连衣裙），梳着一条漆黑的大辫子，雪白高跟鞋“嗒嗒嗒”一溜青烟，飘逸而过。我们这群发小儿顿时两眼昏花。那会儿正领我们在胡同的三尺浮土里踢足球的，就是李燕他舅舅李慧光。他那会儿年轻气盛又爱国，这情景他绝对气不忿，缓缓说道：挺胸叠肚，昂首阔步，自以为保加利亚夫人。我们乐不可支，齐声叫好。北京孩子一起哄起来，真是卖药糖的吹喇叭——没谱儿。李慧光这回可真是高级起哄，我们全体立刻学会并背熟了他的这句名言，而且还得用他那正宗济南腔，才够味儿。那会儿我们以为，除了中国都是外国。苏联是天堂，保加利亚是天堂的接壁儿。这帮嘎杂子琉璃球，自此老远见到宋小姐的身影出现，就一块扯着嗓子起哄：“呦，呦，蛤蟆咕嘟！”她那条黑亮的辫子，从后面看，绝对是一个大蝌蚪。其实我们心里很清楚，人家就是好看。好看其实挺吓人的，我们只敢远远地远远地喊两句，埋头就跑，怕人家认出来了。有一回，我可露了个大怯。
那天我和沙贝、沙雷正好一拐弯儿，宋小姐就走在我们前边儿，她左边是贝亚杰右边是万曼。董家他们哥俩就将我：你不是邪大胆儿吗？你这会儿喊一声，就算你真有本事。我从来是吃葱、吃蒜、不吃姜，那天不知哪根筋错了位，突然，就冲口儿出：“呦，呦，蛤蟆咕嘟！”
宋小姐就像没听见一样，头也不回。可是万曼和贝亚杰都惊讶地回过头来，他们哥俩都笑得快晕了，我可傻了眼了。他们站住了，我们也站住了。贝亚杰笑一笑用中文说：怎么？有意见吗？我们仨连忙边笑边齐齐摇手：没意见，没意见。绝对没意见。从此我们就不再起这个哄了，这两个留学生，就和我们成了朋友。万曼比较内向，贝亚杰就喜欢热闹，喜欢和我们这帮土匪一起玩儿，没事儿就和我们一起在胡同里踢球。这捷克前国脚一丫儿踢过去人家的后墙直呼扇，老太太一路嚷一路出来：怎么啦？上房揭瓦呀？一看踢球那位原来是位金发碧眼的国际友人，老太太自己还有点不好意思，就说：没事没事，你们踢吧。于是笑笑就算了。我觉着贝亚杰的脚头和那时的名为“联一”的国家队后卫陈复赉的脚头一样硬朗，连在山东青年队踢过球的李慧光这会儿也一点不牛了。从此，我们院儿的足球，南小街一带所向无敌。一不留神，宋小姐从医院抱回来一个洋娃娃。我们这伙土匪好汉，全放下手里的玻璃球、洋画儿，用小脏手抹一把汗，静静地凑过去看：全傻了眼了，那洋娃娃是活的，小脸儿白得气死牛奶，比她妈妈还好看，好看得让人喘不上气来。
我们一下全变乖了，那会儿住在后院的孙克一最庄严，他妈妈负责打理这个洋娃娃。这娃娃就叫宋晓红。
我们有事没事就往孙家跑，一会儿拨浪鼓，一会儿哗啦棒锤逗她，她乐了，我们跟着傻乐；她一哭，我们立马开溜。若干年后，宋怀贵从法国回来。沧海桑田，她和万曼早就移民到法国去了。这回她是以北京第一家法国餐厅——马克西姆餐厅总经理的身份回来的。万曼和杭州美术学院合办了一个壁挂工作室。晓红和晓松姐弟俩也到了北京。后来无论在双榆树侯德健、程琳的小屋凑份子做饭，还是到钢琴高手陈达、高鸣鸣那里去喝酒，甚至和瞿小松、刘索拉侃山，我和晓红都是出双入对。我总是神聊海吹，她总是在一边温温地笑。
朋友们问：你们怎么认识的？
她笑着说：他总说小时候就老抱我去买冰棍儿——红果的，我不记得了。
我可是永远忘不了的。
第二部分第五章 小蘑菇
四面都是飞扬的黄土灰尘，没有人知道小蘑菇一家搬到哪里去了。我告诉沙贝，下次再见到小蘑菇，一定问清楚他们家到底搬到哪里去了。我记得大雅宝的中院儿还有一间大房间，是小宝妈妈的工作室。她是做雕塑的，屋里戳着做泥人的架子，地下堆满了等待加工的干胶泥，她哪天一高兴，也允许我们用她的胶泥，用模子扣泥饽饽和泥人。
那会儿我们全院小孩的模子，都是一个推车的老头儿卖给我们的，他个子矮，我们就叫他小蘑菇。因为他推着小车一来，我们就围上去了。主要是看，谁都舍不得买。当时小宝和李燕的资金似乎比我们都雄厚，他们俩买得最多。我只能偶尔买最便宜的，那就是扣泥饽饽的模子。我们都是挑好长时间，左比右比，才会下决心的。小蘑菇就一直在旁边对自己的模子赞不绝口，这就是和我们犯蘑菇，希望我们早下决心，我们院儿的孩子多啊。用那模子非常简单，把泥放进去用手抹平，反过来一扣，就出来一个泥饽饽，上面印上了模子底部的花纹，这就是一个泥做的月饼。这些模子也都是用胶泥做的，不过由于在窑里烧过，所以和红砖一样颜色，一样结实。
比较贵的就是那些立体的模子，那至少就要两个一组，有兔儿爷兔儿奶奶的，有财神爷的，还有老头儿钓鱼的。老头钓鱼最难做了，用两扇模子扣出来老渔翁和鱼篓。在老头模子外面，还有一个小槽，原来那就是一个鱼型的模子。在那里再扣出来一条鱼，再用笤帚苗作根鱼竿，趁渔翁还没干的时候，把鱼竿插在老头胳膊下面，在鱼竿尖儿上拴一条线，把小鱼穿在线头上，放在那里，眯眼一看，老头钓鱼，真的一样。我们平时就比谁的模子多，看谁的花样多。模子多的就觉得自己是大富翁了。我们家给我的零花钱很少，可是有一天我爸偶尔看了看我的那些廉价的模子，突然大感兴趣，就说他要了，如果我要玩儿，可以和他借用。同时给了我至少双倍的钱，还给了我一项任务，叫我帮他继续买各式各样其他的模子。这一下我可就阔了，我爸给我手头留下来足够的预算，条件很简单：
第一，不要重样的，
第二，不要立体的。
我爸说那些立体的都是又老又俗的，他只要那些最简单的泥饽饽模子，他很喜欢那些刻在底部的简单图形。那天小蘑菇一来，看我一反常态，迅速挑选，把不一样的全放在我拿来的鞋盒里，他瞪大了本来不大的眼睛，说你都要了？我说：多买你得给我个好价钱。他说：那当然了。买十个送仨。我说：不行送五个。因为平常我们每次顶多买一两个。他说：不行，那我就赔本儿了，送四个。我说好。就和小蘑菇定了规矩。
他高兴极了，明白我不要重样的，就帮我一起挑。我这一买不要紧，小宝、李燕、沙贝、沙雷也都跑来一起挑选。平时都是他们买得多，这次我第一回成了大户。小蘑菇最后对我试探地说：要不要到我家去看看，那里还有很多新花样的。今天我带得不全。
我当时已经心气儿很高了，听说他们家离得不远，就在东城根儿一带，我们几个发小儿，就一起向他们家进发。
他们家真是就在城墙根儿底下，说是房子也行，说是个棚子也行。几块大城砖打个底子，然后用些碎砖凑合了一面墙，后墙就是北京的城墙。铺点儿油毡就有了房顶了，豆腐块儿大的小院儿根本没墙，只有一些秫秸秆拉了个篱笆。院儿里还有一个小窑，他的模子都是在这里自己烧的，黄土直接就从城墙里往外扒，不过他说好胶泥还得自己去挖。我们在他的小院儿里，仔细翻了半天。我那一天从小蘑菇手里买了三十个模子。再加上他饶给我的，一共四十四个。最后他还同意送给我一套老渔翁模子，因为我和他说了，只要他自己作出新花样，我都要了。那时我一定感觉自己就是腰缠万贯的大收藏家了。小蘑菇后来几次到我们院儿来找我，给我送货来了。可惜那时候开学了，那时候我住校。等到星期天我回家，沙贝赶来告诉我：小蘑菇来找我送货来了。我从爸爸那里又拿了钱，和沙贝兴冲冲地赶去找他。这买卖对我很重要，因为我爸是按照市价给钱，还多给我一些跑腿费。老北京城墙
里外里，我多了不少零花钱。可是，小蘑菇的家没有了，那个院子没有了。因为政府决定要拆城墙了，那里只有工人在拆房子。四面都是飞扬的黄土灰尘，没有人知道小蘑菇一家搬到哪里去了。我告诉沙贝，下次再见到小蘑菇，一定问清楚他们家到底搬到哪里去了。听说这些模子都是小蘑菇自己设计，自己做的，我爸爸说有机会想见见他，爸爸还说：这个人不简单啊。然而，以后小蘑菇没有再来过，我也没有机会再见到他。我很伤心，城墙的黄土无穷无尽，小蘑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