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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汗毛也就像月亮上的陨石坑那么大。他的耳朵、眼睛、鼻孔里长满了毛。雪茄烟把他的牙齿熏得象地狱的入口一样黑。他离我那么近，我父亲当时是我所见到过的一切东西中最丑陋的。后来我还常常梦见那副面孔。
“接着他唱了起来：‘摇呵摇，小猫咪，树梢高又高。大风吹，摇篮摇。树枝刮断了，摇篮往下掉。摇篮往下掉，猫咪往下掉，通通往下掉。’
“我吓得放声大哭，跳将起来，以最快的速度从屋里跑了出去。
“我必须暂时搁笔了。现在已经过了临晨两点。和我同屋住的人方才醒了，埋怨我打字太吵人了。”
第六章 斗虫
第二天牛顿继续写他的信，写下了以下的内容：
“次日清晨。经过八小时睡眠，我清新得象一朵雏菊，又继续往下写。学生会公寓现在很安静。大家都去上课了，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去。我是一个享有特权的人物。我再也不用上课去了。上星期我因为不及格被勒令退学了。我是医科大学的预科生。他们叫我退学是对的。不然我将来会成为一个糟糕的大夫的。
“写完这封信之后我想去看一场电影。或者，要是天晴的话，可能要到一个峡谷间去散散步。那些峡谷不是很美丽么？今年有两个姑娘手挽手跳进一个峡谷里去了。她们自寻短见是因为没有能如愿地加入大学女同学联谊会，她们想要参加‘三角’联谊会。
“还是回过头来谈1945年8月 6日吧。我姐姐安吉拉后来多次告诉我，那天我不欣赏我父亲的猫的摇篮，我不肯和他一起呆在地毯上听他唱歌，可真伤了我父亲的心。可能我真的伤了他的心，可是我想我不会伤害得很厉害。在那些活着和死去的人当中，他是最具有保护性的。他拒人于千里之外，因为他从来对人们就没有兴趣。记得在他去世前一年，我想请他给我讲一点有关我母亲的事。谁知关于我母亲的事他连一件也想起来了。
“您听说过那个有名的、关于我父母在离家去瑞典接受诺贝尔奖金那一天吃早餐的故事吗？那件事在《星期六晚邮报》上登过一次。那天早晨母亲做了一顿丰盛的早餐。饭后当地人拾餐具时发现父亲在咖啡杯旁边放了一个两角五分钱的辅币、一个一角钱的银币和三个便士。他赏她小费呢。
“在那么可怕地伤了父亲的心（要是我所做的确实使他伤心的话）之后，我跑到院子里去了。开头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往哪里跑，直到看见我哥哥弗兰克趴在一大丛绣线菊下面。他当时十二岁。看到他趴伏在那里我一点不感到惊讶。热天他老在这下面呆着。他象一条狗似的，在花根周围阴凉的士地上挖了一个坑。从来也设有人知道他拿着什人东西躲在花丛里面。有时候是一本黄色小说，有时候是一瓶厨房用的雪利酒。在投放原子弹那天他拿的是一把汤匙和一个瓦罐。他当时正把不同种类的虫子放在罐子里，用汤匙逗它们咬架。
“虫子斗架是那么好玩，我立刻就不哭了，把老头儿忘到九霄云外去了。我记不清那天弗兰克逗的都是什么虫子了，可是我还记得后来我们搞的几次虫子咬架：一个鹿角甲虫斗一百个红蚂蚁；一条蜈蚣斗三个蜘蛛；红蚂蚁斗黑蚂蚁。你非得把手中罐子摇个不停；它们才会大打出手。弗兰克当时正在死命地摇手中的罐子。
“过了一会儿，安吉拉来找我。她把一边花丛的枝叶掀起来，然后说：‘好哇，你在这儿！’她问弗兰克在干什么呢，弗兰克回答说：‘做实验呀！’每当有人问弗兰克他在干什么，他总是说这句话，‘做实验呀！’
“安吉拉那时二十二岁，自从我一出生。自从母亲亡故以后，自从她十六岁起，她就是一家之主。她常说她有三个孩子：我、弗兰克和父亲。她倒也没有夸张。我还能记得在那些寒冬的早晨，弗兰克、父亲和我在前厅排成一排，等着多吉拉给我们穿衣戴帽。她对我们三个人完全一视同仁。只是我到幼儿园去；弗兰克到初级中学去；而父亲是去研制原子弹。我记得有一个寒风料峭的早晨，发动 机坏了，管子冻了，汽车发动不起来。我们都坐在车里，安吉拉一再拉那个发动器，直到把电瓶里的电耗尽了。这时候父亲开口了。您知道他说什么？他说：‘我想到乌龟’。安吉拉问他：‘你怎么会想到乌龟？’他说：‘当它们把头缩进去的对候，它们的脊骨是弯起来了呢，还是缩短了？’
“顺便说一下，安吉拉是制造原子弹的无名英雄，我想这个故事还没有人讲过呢！您可能会采用这个材料。在这次乌龟事件之后；父亲竟然对乌龟大感兴趣，连原子弹也不搞了。后来曼哈顿计划局派了一些人到我们家来问安吉拉怎么办。她告诉他们得把父亲养的那些乌龟全部拿走才行。于是有一天夜里他们到父亲的实验室把他的乌龟和养龟的大缸一起偷走了。父亲对于乌龟的不翼而飞一句话也没有说。他第二天就去工作了，看看是不是还有什么可供地玩耍或者思索的东西，而在那里一切可供玩耍的、可供思索的东西都和研制原子弹不无关系。
“安吉拉把我从菊花丛里拉了出来，问我父亲和我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只是一遍又一遍地说父亲是多么丑，我是多么恨他。她打了我一耳光。她说：‘你怎么敢这么说你的父亲呢？他是当今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他今天为我们赢得了战争的胜利！知道吗？他为我们赢得了战 争的胜利！’她又打了我一耳光。
“我不怪安吉拉打我的耳光。父亲是她的一切。她连一个男朋友都没有。她根本就没有任何朋友。她只有一个嗜好，那就是吹单簧管。
“我又告诉她我多么恨父亲，她又打我耳光。后来弗兰克从花丛里爬了出来，朝她的腹部捣了一拳头。这一拳不知打在什么要害地方，她跌倒在地，乱翻乱滚。刚一喘上气，她就大哭起来，大声喊父亲。
“弗兰克说：‘父亲不会来的。’他看着她哈哈大笑。弗兰克说得对。父亲果然从他书房的一个窗户里探了一下头，他看见我和安吉拉滚在地上打成一团，大哭大骂，弗兰克站在旁边笑着观战，老头儿又把头缩回到窗户里去了，后来再也没有问过这场乱子是怎么回事。人不是他的专业。
“说到这里行了吧？这能对您要写的书有点帮助么？当然，您可真是限制了我，因为您只要我谈好放原子弹那一天的事情。其实在别的日千里倒还真有不少关于父亲和原子弹的有趣的轶事呢！您知道关于父亲在阿拉莫戈多沙漠第一次试验原子弹的故事么？在试验完成之后，在证明了美国的确能用一颗原子弹就消灭一个城市之后，有一位科学家回过头来对我父亲说：‘现在科学也和罪愆同流合污了。’可是您知道父亲说什么吗？他说：‘罪愆是什么呀？’
祝您一切顺利！
牛顿·霍尼克”
第七章 杰出的霍尼克一家
牛顿在他的信后头加上了下面三个附言：
“附言：我不能在信尾签上‘您的会友兄弟，因为他们不让我做您的兄弟，理由是我的资格不够。我本来也不过仅仅是个刚入会的预备会员，而现在他们连这点资格也将要取消了。
“附附言：您把我的家庭称为‘杰出的’，我想要是您在您的书里那么称呼的话，您可就大错特错了。比如说我就是一个体儒，身高只有四英尺。我最后听到的我哥哥弗兰克的消息是他被佛罗里达警察局、联邦调查局和财政部通缉，因为他把偷来的小汽车装在坦克登陆艇上，做为战时剩余物资运往古巴。所以我敢肯定您用‘杰出’这个词是不适宜的。‘有魅力的’这个词倒还可能近乎实际情况。
“附附附言：二十四小时之后，我把这封信又读了一遍。我觉得这封信可能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我无所事事，终日闲坐，回忆往昔伤心事，可怜自己许多愁。实际上我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人．并且我也知道自己生活在福中。我很快就要和一位美妙的小姑娘结婚了。在这个世界上，只要人们不做睁眼瞎，就都能找到爱情。我自己就是明证。”
第八章 牛顿和琴卡的事情
牛顿没有告诉我他的女朋友是什么人。但在他给我写信两星期之后，国内已无人不知她的名字叫琴卡——相貌平平的琴卡。显而易见，她只有名字，没有姓氏。
琴卡是乌克兰籍的女侏儒，博尔齐亚舞蹈团的舞蹈演员。事情是这样的：牛顿在去康奈尔之前，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看了一场那个舞蹈团的演出。后来那个团又到康奈尔演出。在康奈尔演出结束后，小牛顿拿着十几朵长便的玫瑰花“美国美人”在后台门口等着。报上披露小琴卡要求在美国政治避难的消息以后，她和小牛顿就失踪丁。
一周之后，小琴卡出现在俄国大使馆。她说美国人太追求物质享受了。她说她要回归祖国。
牛顿蛰居在印第安纳波利斯他姐姐家里。他对报界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这是私人问题，是一桩爱情事件。我并不后悔，这只是我和琴卡之间的事，和别人没有关系。”一位神通广大的美国驻莫斯科记者在那边向舞蹈界了解了一下琴卡的情况，发现琴卡的年龄并不如她宣称的那样只有二十三岁。
她四十二岁了，差不多可以做牛顿的母亲。
第九章 主管火山的副主任
出于我懒惰成性，我要写的书进展缓慢。
大概一年以后，在圣诞节前两天．为了写另一篇短篇小说，我外出路过纽约的伊利俄姆。这儿弗利克斯·霍尼克博士大半生从事研究工作的地方，是小牛顿、弗兰克和安吉拉长大成人的地方。
我在伊利俄姆稍作逗留．试图再搜集一些材料。
在伊利俄姆已经没有一个活着的霍尼克家的人了，但是有不少人都很熟悉那位老人和他的三个古怪的孩子。
我和铸锻总公司研究实验室副主任阿萨·布里德博士约定了见面的时间。我以为布里德博士也是我的“卡拉斯”的一个成员，虽然他从差不多刚见到我的时候就不喜欢我。
博克侬在一个容易懂也容易忘的警句中说：“喜欢不喜欢，与我不相干。”
我在电话里对布里德博士：“我知道自从霍尼克博士从事研究来业以来，你几乎一直是他的主管人。”
他回答说：“文件上是那么规定的。”
我说。“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他说：“要是我能够主管费利克斯的话，那么我现在就准备去主管火山、湖水、鸟、鼠的迁徙了。那个人是一种自然力量。人们无法左右他。”
第十章 特务爱克司九号
布里德博士和我约定第二大早上见面。他说他在上班去的途中把我接上，这样可以简化我进入警戒森严的研究室的手续。
这样，我就得在伊利俄姆消磨一个晚上。我从在伊利俄姆的布拉多旅馆消度良宵的。这个旅馆附设的酒吧间“科德角酒家”是妓女经常出没的地方。
碰巧——博克侬就要说“原该这么碰巧”——在酒吧间里坐在我旁边的一个从女和服侍我的那个侍者都是弗兰克林·霍尼克——那位虐待虫子的人，那位在家中排行老二的孩子，那位失踪了的儿子—高中时代的同学。
那个自称名叫桑德拉的妓女给我带来了难得的欢乐。除非是在皮加尔别墅和塞得港。这种欢乐是绝无仅有的。我说我对此毫无兴致，聪明伶俐的她说她其实也无心于此。事实证明我们两个人都过高地估计了我们的淡漠，不过高得不算太多。
但是在我们揣测彼此的热情之前。我们谈到弗兰克林·霍尼克，我们也谈到那个老头儿，我们还轻描淡写地谈论了阿萨·布里德，我们还谈到铸锻总公司，谈到教皇和计划生育， 谈列希特勒和犹太人。我们谈到谎言；也谈到真理；我们谈到 强盗贼寇，也谈到商贾小贩。我们谈到一些品格高尚的穷人受用电椅，也谈到一些腰缠万贯的混蛋逍遥法外。我们谈到虔诚 的教徒的腐败堕落。我们谈论了许多东西。
我们喝醉了。
那个酒吧间的侍者对桑德拉很好。他喜欢她，尊敬她。他告诉我桑德拉曾经是伊利俄姆中学的“班级色彩委员会”的主席。他解释说，每一个班在初中时都要为自己选择一种特殊的颜色，并要求班上同学不无自豪感地穿上这种颜色的衣服。
我问他：“你们选的是什么色彩？”
“桔红和黑色。”
“那是好看的颜色。”
“我也是这么想的。”
“弗兰克林·霍尼克也参加班级色彩委员会了么？”
“他�